我向中央告省委
[ 2010年第11期 我向中央告省委 ]
我是江西南昌县人,1951年7月在南昌市劳动局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入党。1953年中央决定把优秀的干部转移到工业战线,1954年2月我被调到武汉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任职。同年大区撤销,10月我被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负责来信来访的工作。1957年冬,中央决定“万名干部下乡劳动锻炼”,组织部长安子文开动员大会,号召干部上山下乡,接受劳动锻炼。还说下去以后要体察民情,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下面存在的问题,也可以写信向中央反映,但要署真名,不要搞匿名,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1957年冬,我随同中共中央组织部一批干部到安徽省砀山县刘寨公社。我们一小分队在该社刘堤口村劳动。1958年2月,调到无为县,在坛树公社劳动锻炼。1959年2月下放干部锻炼结束回京,我们约40多名干部留在安徽省工作,一部分在省委组织部,一部分在省直机关。我被分配在省委办公厅农业办公室任秘书,办公室设在省委曾希圣书记斜对面。从分配工作看,省委对我是很信任的。
一、灾情严重,地方隐瞒灾情
1960年春,安徽省委开始察觉粮荒的问题。为摸清情况,决定派省长黄岩、书记处书记曾庆梅、副省长彭宇珠到蚌埠地区了解灾情。彭副省长及秘书王成乐,加上我共3人下到凤阳、定远、五河等县进行实地考察,以了解真实情况。
我们到凤阳县看了一个村子,房屋倒塌,没倒的房屋已没有屋顶,室内长满杂草,有一人高,没有见到老百姓,真是惨不忍睹。我们到该县东方红公社,找到一个劳动模范谈了话,他反映饥荒问题非常严重,老百姓怨声载道,没有粮吃,想逃荒。可现在到处设“劝阻站”,逃不出去,人们只有等死。
我们到五河县一个公社,发现该公社大量扣压人民通信。我和王成乐在公社办公室一个柜子里,发现了几十封当地群众写给亲人的信没有发出去。我们问公社负责人怎么回事?他说这些信都是反映他们家里没有粮食,请求支援的,我们怕他们暴露公社的问题,把信扣压下来了。为此,彭副省长写了一份《关于五河县扣压群众信件的报告》送省委,但无回音。后来,彭副省长才知道此事是“省里下的通知”,是省委书记处秘密通知基层扣压的。
我们到定远县,亲眼目睹了县粮食局有意编制两套报表:一份是向专区报的60万人口的报表,一份留县里实际控制的40万人口的报表。有天晚上,我们刚从该县农村回到定远县招待所。吃完晚饭后,彭副省长要我们了解一下县委安排群众生活情况,明天向省委汇报。当时,我们找县委单书记,单书记就打电话叫县粮食局长来汇报。县粮食局长不了解我们的意图,把有关粮食统计表和资料都带到了县委食堂。王成乐同志和粮食局长在谈群众生活安排情况,我在一边翻他带来的资料,发现两张人口相差20万人的统计表。我问粮食局长是怎么回事?他吓得一脸惨白,求我将那张40万人口的报表还给他,我说:“这不行”。王成乐说:“他一定要,就还给他,反正我们知道了。”这样,这张表就还给他了。第二天,我们一起赶到蚌埠,彭副省长将情况和蚌埠地委书记谈了后,地委书记叫专员到定远县去,把多报的20万人粮食调出。定远县瞒报20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下被揭穿了,该县原为“中等”水平改为“三类”(非正常死亡严重的)县。
二、全面封锁消息,瞒住中央
1960年10月的一天,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到蚌埠了解安徽灾情。由于省委对上级实行“封锁”政策,结果什么情况也没有了解到,就匆匆走了。过了两个月,柯庆施第二次来安徽蚌埠前夕,省长黄岩通知蚌埠地委书记和在蚌埠地区救灾的省委领导晚上开会,黄省长说:“明天柯庆施同志来蚌埠,要了解各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你们只讲‘点’,不讲‘面’,统一口径不要乱讲”。第二天柯庆施到了蚌埠,第一个问安庆地委书记许少林,许少林照笔记本上的数字汇报。柯说:不要照本子念,收起本子随便谈谈。许说:数字怕记错,所以还是有本子好。当时我是谈话记录人,亲眼看到这种“尴尬”的局面。
惨剧已经在安徽上演。怎样才能让安徽的实际情况反映到中央,尽快让他们早日解除死亡的威胁呢?我心里着急,夜不能寐。在良心的驱使下,我回到招待所,连夜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组织部的信,把安徽省存在的问题,全部写了进去,准备第二天交柯庆施。但信写好了,又觉得心里没底,柯和曾希圣是什么关系都不清楚,所以当夜又把信烧了,心想到合肥再说吧。
三、斗胆上书,挽救生命
1961年元月,我们一行三人回到了合肥。春节前夕,省委举办周末舞会。我没有参加,到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冯孟达(原中央组织部干部)宿舍,与他商谈这段时间我所了解的安徽问题,并准备给中央组织部写信,反映安徽的实际情况。冯听后很支持我的意见。我当即执笔写了一封信给中央组织部。内容包括:一是安徽的问题很严重,蚌埠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100万左右,是全省的四分之一;二是省委领导严密封锁消息,一般的人不易了解到准确情况;三是建议中央派强有力的工作组来,彻底解决安徽问题。如何署名,我问冯孟达。冯正考虑之时,我说就署我的名字,我现在只有一个父亲,万一有不测,我的父亲就交给你管了。冯当即表示同意。所以最后决定的署名是:安徽省委办公厅秘书,梁文斌。这是按1957年冬安子文部长在动员干部下乡时说的,给中央组织部来信要署真名。
信是写好了,怎么送到中央组织部呢?我设想请冯孟达同志以“探亲”为名送往北京。冯说不行(那时他还没有结婚),父母在上海,到北京探亲,不对头。我说:那就写给个人:北京市西单北大街98号(中央组织部原地址)陆圭章(时为中组部干事)同志收。因为是私人通讯,在合肥邮检的可能性小。第二天我吃完早餐,就把信送到大街上的邮筒发出去了。
信发出去以后,自己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难以预测后面的情况。好在过了十来天,收到回信:“梁文斌同志,来信已收到,陆圭章”。我看完后,感觉心里卸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回家好好地睡了一觉。
但是,问题随之而来:
1.有一天办公室突然接到余叔(曾希圣之妻时任省委办公厅主任)从上海打给郑秘书长电话,电话打到我办公室,叫郑接电话,从电话看是“信”的问题,余说我们内部也不干净。
2.不久,我的农业办公室和其他为书记服务的办公室搬家,搬到远离书记的另一头,我感觉“风声”来了。
3.1961年4月,省委在“石关”开会,华东局罗毅来了,但不让我参加。以前这些会我都参加了,让我单独待在家里,肯定有事。
4.6月的一天,接农办主任杨宝麟通知,我被下放到安徽省界首县的一个生产队搞“退赔”工作。
此时,我心里完全明白,省委已经知道了“信”的情况。但我问心无愧,看他们怎么办?
四、揭开“盖子”,高官落马
1961年初,我的信到中央组织部后,陆圭章将信送安子文部长,安部长将信打印后送邓小平同志阅(原信存中央组织部办公厅档案室)。之后,邓将此信交华东局柯庆施。柯接信后叫省委办公厅主任余叔到上海看信。余到上海看完信后才知道是我告了省委的状,这样才有我被下放到界首县的境遇。
1962年元月在北京,中央正式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安徽省委的问题在毛主席过问下,才得以真正揭开。毛主席批评“曾希圣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我偏要摸”。当时在北京开会的省委领导很紧张。省长黄岩回到宾馆住处,坐在沙发上喝水时,竟拿烟灰缸当茶水喝,这是他的秘书回合肥后在办公室亲口对我说的。大会后,曾希圣被解除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被调离安徽,中央有关领导人不让他回安徽告别。霸王算是彻底倒台了,省里的其他几位主要领导也被降、免职务。
中央调李葆华、刘季平、李丰平到安徽主持省委工作。我也从界首调回合肥在省委整风办公室,搞来访接待工作。据说李葆华书记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说,安徽省广大党员干部是好的,像办公厅梁文斌同志,就敢于向中央揭发曾希圣同志的错误。我听后觉得这是我们党员应做的事情,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1963年5月,安子文部长到上海治眼病,回北京时途经合肥。他叫秘书程之瑛打电话给我,说安部长来合肥,想看看你。晚上我见了安子文,安部长问我好,我心里很激动,眼泪几乎要掉下来。安部长问我,安徽死了多少人?我说,大约400万。因为1959年我到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时,全省人口是3300万人,到1961年写信时只有2700万人,除去200万人算作正常减少外,非正常死亡算400万人差不多。这是当时估计的数字,都没有统计,现在看来,只少不多。
1964年7月我被调回中央组织部,在部办公厅处理信访工作。1966年5月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从河北省正定县“四清”工作队调回北京,参加中央组织部“文化大革命”运动。组织部分成两派,因我有“安徽”问题,不明真相的人纷纷贴大字报,说我是安子文(当时被诬陷为叛徒,后平反)派在安徽的“钉子”,抓住阴暗面攻击“三面红旗”。1969年2月我被下放到吉林省通榆县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广西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1980年10月,中央组织部调我回京,在纺织部科学研究院工作,直到1993年8月退休。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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