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泽和他的“三宽”
[ 2010年第11期 朱厚泽和他的“三宽” ]
2010年5月9日清晨,朱厚泽病逝于北京医院。厚泽享年八十,应称高寿。但在我们十来个谈得来的老头中,他是最年轻的,最壮实的,最活跃的,最多才多艺的,最有亲和力的,为什么说走就走了呢?我怆然茫然怅然木然者数日,痛感生命的脆弱与无奈。
一 多思考,少说话
1985年7月,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朱厚泽接到调令,晋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北京多好,中国人谁不向往?朱厚泽对此却忧虑重重,不大愿意。好朋友开玩笑说他“升官”,他自己却说是“跳火坑”。
厚泽对我说,从改革开放到他来京,中宣部部长换了五任。胡耀邦是一任,他那么大的气魄,平反了那么多冤假错案,相信会有办法创造新局面,但要调去当总书记,谁也挡不住。张平化是一任,他是井冈山时代硕果仅存的县委书记,当过多年省委书记,论资历、论水平,都是一流人选。但真理标准讨论,他就是“凡是派”,首先过不了关。王任重是又一任。他当过多年省委书记,后任中南局书记,是毛泽东器重的人才,还提出过“学习毛泽东,超越毛泽东”的口号,但始终超越不了,也跟不上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步伐,为时不久也只好退下。第四任是邓力群。这个人后来写过一本书——《十二个春秋》,点名批判了60多个人,被称为“左王”。朱厚泽就是接他的班。他是中央书记处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不当宣传部长还管着宣传部长。厚泽曾对我说,他那位顶头上司对交接工作非常认真,抓得很紧。这一阵是汇报会,过几天又是什么课题的准备,下一周又是审查影片,接着还有理论培训研究,总是把我安排在他的邻座,观察我的反应,最后总是首先征求我的意见。我是无论如何死不开口,只回答:刚刚来,先了解情况,学习学习再说。连续多次,他无计可施,也不好定什么规矩要我“萧规曹随”。
过了一个多月,朱厚泽正式单独上班。部里不少工作人员习惯于“新官上任三把火”,以为朱厚泽一定要布置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要宣布一些新的规定。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见人谦和有礼,常主动点头打招呼,却没有什么吩咐、什么要求,例行的工作会议也改成了座谈会,便于大家自由发言,极少向下发什么文件通知,对上面交下来的事则迅速认真处理。
二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朱厚泽就这样担任宣传部长,半年几乎无声无息,没有吭气。到1985年底连胡耀邦也有点沉不住气了,便找他去问,厚泽回答:“听到的反映是我这个人‘没有动静’,‘不吭不哈的是怎么回事呀?’”耀邦说:“那就逐步地放开一点嘛。”后来,又让胡启立、王兆国给他捎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交书记处讨论,讨论以后我们大家支持你。放开点干嘛!”
但他想,如果把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整理成报告,书记处讨论不容易通过,反而可能引起大的争论,对大局的稳定不利。但他又想老是鸦雀无声也不行,不如东说一点,西说一点,微微风,毛毛雨,慢慢来,努力学会“在议论纷纷中正确引导,在众说纷纭中择善而从。”
1986年3月8日,在音协饭厅里用聊天方式讲了一次,提到了“宽松”。
第二天,3月9日应邀参加出版家协会代表大会,原来不准备讲话,大家说不行,我们坐好了就是要听你讲话,实在推辞不了,只好又讲了一次,比前一天范围“宽”,涉及“宽容”、“宽厚”。
一个月后,《光明日报》开全国记者会,又把他请去,热烈鼓掌要求他讲话,结果又讲了一次,讲得比前两次更多了一点。杜导正用录音整理了一个详细的记录稿给他,他改后就扣下了,连内部也不让发。
1986年7月,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邀请他参加,他才把“三宽”连在一起发表了正式讲话。他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20周年,‘文革’结束10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像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却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走向更加成熟。”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与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的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讲到宽容、宽厚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原来想法不太一致的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著名的“三宽”讲话原文就是如此,普普通通,并不神秘。
第一次在音协那次讲话,后来《文艺报》竟登在头版,有些文艺家下乡也传达,多方面反应强烈,惊动了书记处的人。反应最强烈的是谁?万里。他非常赞成,有次书记处开会还指着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说:“你就说不出这些话来。”习仲勋他们都赞成,反对的人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次是全国性的会议,又是把“三宽”连在一起说,言简意赅,通俗深刻。散会不久,“三宽”精神已传遍了神州大地。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三 “三宽”意味着什么?
1986年党中央准备在秋天召开六中全会,讨论制定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这是继农业方面五个1号文件、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又一个推进全面改革的战略措施。耀邦亲自主持起草工作,厚泽积极参与,不断思索如何围绕这个全局性问题做好宣传部的服务工作,主要是沟通上下,把下面的情况反映给中央,把中央起草过程中的意图传达给大家。当时国内形势平稳,但高层一些政策方针上的分歧也逐渐显露。有些人前一段搞“反精神污染”,因为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多数人的质疑,只好草草收场。他们又在酝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想把已经有所松动的思想垄断重新收紧。他们要的是“三紧”、“三严”,但不便明说。“三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三宽”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些什么深远的意义?这似乎还有待探讨。厚泽逝世后,我想到几点粗浅看法,现提出供批评、商榷。
一、“三宽”不是一般的理念,而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确切、突出、全面、完整的体现。家庭联产承包创造了出人意料的奇迹,长期压在全国上下心头的温饱问题已初步得到解决。亿万人民几年来亲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势不可挡。另一方面,僵化、半僵化思想势力还很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虽解除,“兴无灭资”口号还普遍存在,还有种种有形无形的束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处理不慎,就会引发冲突,不利于改革大局。中央的文件、决议是根本的战略性的工程,当然重要,但这不是短期内可以做成的,更不是短期内可以贯彻见效的。而“三宽”只有三句话,好懂好记,提纲挈领,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关键。转型时期不同观点的矛盾是必然的普遍的客观存在,不承认不行,采取宽容态度,问题就解决了一半。第二,强调以人为本,用宽厚直接呼唤人们内心善良的感情,以宽厚的善意化解误会、化解恩怨、化解敌意,问题的另一半也就更好解决了。第三,强调党要改造、提高自己,创造宽松的环境、氛围,发扬民主才能领导好改革开放大业,也就是说,不能以权压人、以势欺人,而必须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感人。这些不都是很普通、很简单的么?但三方面紧密联系,互相支撑,互相促进,成为体系,确实表现了改革开放时代的伟大精神,这也可成为改革开放内在动力不竭的源泉。
二、“三宽”是“双百”方针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继承与发扬光大。厚泽讲话第一句就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20周年,“文革”结束10周年。强调了这条“之”字形的道路曲折而又相连,这是颇有深意的。“双百”方针虽然由于整个国家环境、局势的大变化而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但不能因此抹杀它是促进文化多元发展的正确方针。中国没有西方那种文艺复兴时期,但“双百”方针使人回忆起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历史,回忆起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代,回忆起唐宋各代各类文化繁荣兴盛、争奇斗艳的局面。文化的繁荣离不开整个经济、政治、社会的平稳发展。“双百”方针也与五四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有其渊源。现在提出的“三宽”,与“双百”方针内容所指、范围宽窄可能有差别,其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可以直接继承的。其影响所及,必将汲取民族古老文化传统中积极的精神元素,在亿万人民群众中发扬光大。过去那个错误的口号“兴无灭资”,积年累月地呼喊,不知道制造了多少糊涂观念,加重了多少思想混乱。现在的“三宽”已经开始深入人心,日后必将开花结果,成长为菩提大树。
三、“三宽”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日趋成熟的标志。我已臻望九之年,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大多崇尚革命,鄙弃改良;总认为革命才能彻底改造社会、造福人民;改良不过是“温吞水”,解决不了问题。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这股潮流曾经风靡了全世界,身历了国际、国内的变化,经过冷静的反复的反思,才醒悟到战争、暴力首先是对人民最大的灾难和痛苦。以和平文明取代战争、暴力是人类进步的历史趋势。世界各国任何革命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后鲜有自觉自愿还政于民的。何况当初马、恩对此就没有讲得很清楚,列、斯更不用说。我党在战争时期倒是有自己比较好的传统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可惜后来特别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完全走到了反面。在这样的背景下,敢于提出并实行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不能不归功于邓小平扭转乾坤的伟大气魄,尽管他仍有旧体制的痕迹。这次渐进式改革,由于接受历史上诸多的痛苦教训,对传统因素采取分析态度,坚持了一些好的做法,如一切经过试验。对计划也不完全排斥,只是强调把指令性改为指导性,使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三宽”从弹性与刚性比较着眼,强调以柔克刚,可收水滴石穿之效。“三宽”应视为渐进式改革趋向成熟的标志。像杜甫所写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四、“三宽”是东方古老哲学在改革开放中的发展。朱厚泽在“三宽”的讲话中最后说:“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三宽”是思想文化的理念、政策,又绝不仅仅是思想文化理念、政策,也绝不仅仅是经济政治理念、政策,而是一种更高的概括: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无所不包的哲学精神范畴、意境。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学家倡导的“和而不同”。当然,世界充满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矛盾的斗争和存在,就没有历史的进步。但是,我们曾经信奉的斗争哲学,未免太偏激、绝对了,好像矛盾的解决,就只有我吃掉你、我消灭你这一种方式。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融为一体,岂不更好吗?1979年我到安徽工作,记得万里同志说过一句话:“‘兴无灭资’这口号贻害无穷,使人变得愚蠢、野蛮,‘四人帮’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竟有人相信。这是要把中国引到什么地方去?如果换一个字,变成‘兴无学资’就对了,就变成鲁迅主张的拿来主义了。学也不是盲目的一切照搬,还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自己发展的需要。”
四 朱厚泽与“三宽”浑然一体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朱厚泽接着离开了中宣部。1月28日,邓力群带着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王忍之来接任,主持新老交接。朱厚泽在简短的告别讲话中说:“一年多来,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说着站起身向台下鞠了一躬:“我谢谢大家。”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他又补了一句:“至于对我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台下响起更热烈更持久的掌声。
中宣部部长朱厚泽下台了,一年半时间不到就下台了,是作为“三宽”部长下台的。
下台至今23年。离开中宣部,无论在农研中心还是在总工会,他都受到同事们发自内心的欢迎和高度尊重。几位著名的老学者杜润生、于光远、李锐、胡绩伟,特别喜欢听他对问题的分析、解剖。1989年离休后,他时间更充裕了,读书思考,行走民间,求知求真,结交年轻人,比工作岗位上更充实、更紧张、更愉快。他收到太多热情的邀请,几乎应接不暇,每年有200天以上要外出奔忙。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出口成章。“三宽”是一种精神理念,是一种人格魅力。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可以说朱厚泽是“三宽”的化身,无论和朱厚泽说什么问题,都会使人感受到“三宽”精神的启发,“三宽”与朱厚泽浑然一体。凡同他接触过的人,都受到“三宽”潜移默化的感染。因此,朱厚泽部长下台了,“三宽”精神却不会下台,因为朱部长深入民间,到处走动而传播扩散于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不停息地继续滋长。
被公认为演说能力超群的朱厚泽,常常是说话最少的一个,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聆听。他“述而不作”,思想深刻,但下笔谨慎。他一生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可能不超过20篇。那么多精彩的讲话未留下记录实在是可痛心的损失。上世纪90年代起,原本喜爱美术的朱厚泽开始热衷于摄影,外出时总是“手不释机”。2006年,两位敬仰他的青年摄影家从数以万计的摄影作品中为他精选出版了一本叫《东张西望》的摄影集。令人惊讶的是,照片没有任何图片说明。他的女儿朱玫说:“他认为,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他习惯于思想观点充分碰撞。”
厚泽确实称得上是多面手。中学时期,就爱好足球、网球,又是游泳健将。晚年对网球和游泳仍不能忘情。他还喜欢唱歌,年逾古稀,老友相聚,只要邀请,他常不吝一展歌喉,特别有几首保留节目,更被朋辈赞为专业水准。2002年秋,我们到四川西昌参加一个研讨会,还一起去访问过川滇边境荒僻遥远、道路崎岖的泸沽湖,在独木舟上听摩梭族姑娘给走婚恋人唱的情歌。他把歌词问清楚记下来学会了,韵味悠长,取代“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成为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有次我们谈到汽车零件,他竟然讲得头头是道,说出许多专业的细节,像个资深的高级工程师。我惊讶地问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他回答做过几年烟厂的厂长,还对贵阳几个相当现代化的制造厂作过调研,对工业多少知道一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什么就学什么,遇见什么就学什么,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知识。他研究的范围既广又杂,对科学技术格外关注。1976年他独自在下放的农村陋屋里成功地组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上世纪90年代,年过花甲的他已学会上网,成为中国第一代网民。2005年,75岁的朱厚泽开通了博客,在开博日志中写道:“这是向传统封闭空间告别,进入网络空间的开始,这也是一个试验,是对生命活力的一次体验。”
当然,他未必最热衷但毕竟从事时间最长的还是政治、政略和政策的研究和实践。正如他自己在《山之骨》的短文中所说:“无奈赤诚的良知乘时代的大潮被卷入风暴漩涡”,他在一生从政生涯中常有惊人之语、惊人之举或惊人的超前决策,要不他怎么会在打破论资排辈、改革开放的时代被破格提升为省委副书记,不久即成为省委第一书记,又不久成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部长呢?因此,他也就成了保守势力忌恨的目标、打压的对象。但这正养成了他多才多艺而又铁骨铮铮,至“三宽”的完整提出而成为一座不倒的思想高峰。
五 环境和时代造就了思想家
任何人的成长和成就都离不开环境和时代。毫无疑问,朱厚泽的禀赋极高。但应该说,仍然是改革开放的环境和时代,造就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家、思想家。
他不是什么高干子弟,而是一介“山野村夫”、乌蒙汉子。但是,他的家族、他的父辈与著名共产党员王若飞颇有渊源。朱厚泽是贵州省织金县人,1931年生,他父亲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师从著名的教育家黄齐生(王若飞舅舅)老先生,与王若飞等在贵阳同学于贵州开民主风气之先的达德学校。朱厚泽也曾在这个革命摇篮读过书、教过书。他的亲人中有地下党员,革命烈士,进步民主人士。朱厚泽耳濡目染,自小便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的熏陶,为一生做人处事打下了最初的好基础。
他在清华中学受到比较完整的现代化教育。这所学校不是一般的中学,校长周贻春原是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校长。抗战初周贻春南下经贵阳去昆明筹办西南联大。省教育厅长说那边去的人不少了,恳求他帮助贫穷落后的贵州办一所最好的中学。周慨然允诺,便从疏散到大后方的清华大学高材生中物色了一批教员,在风景如画的花溪河畔创办了这座享誉西南的名校。不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朱厚泽有幸在战乱的后方受到系统的教育,因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成为莘莘学子中的佼佼者。他在那里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领导地下青年联盟一直坚持到贵阳解放。虽然后来还到贵州师院学过地理、历史,但清华这一段打好了基础是最重要的。
他年轻时遭遇大的曲折、起伏,得到人生难得的磨砺。新中国成立后,朱厚泽以本省地下党的后起之秀活跃于建国初期贵州各项革命斗争与建设战线的前列。先是从事青年团工作,后转到工业战线,先后出任贵州当时最大的公私合营企业贵烟公司总经理以及化工、经委等部门领导。1964年5月,任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长。就在这几个月后,一场急风暴雨把他席裹而去,几乎完全淹没。“文革”十年动乱,中国几代人刻骨铭心,难以抹去痛苦的记忆。而1964年10月开始的贵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贵州以外的人却很少知道,实际这就是一次“文革”的“预演”。“左”的错误路线的蛮横、残酷,已暴露无遗。中共贵阳市委首当其冲,被诬为“反革命两面政权”、“小台湾”,市委领导班子几乎全部被批斗打倒。朱厚泽被诬为“修正主义分子”,罪状主要是在60年代初期做了几次商品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报告,说过“买棺材、买花圈也要计划吗?”这便成了铁打的罪证。后来他被下放到最穷苦的农村去劳动,一去就是八年,整日与“干人”为伍。贵州人以穷著称,最穷的穷人就叫“干人”。朱厚泽住的小土屋,孤零零地座落在田坝中央,四壁泥巴土墙,挖了一个小窗孔,室内黑压压昏暗少光,然而他身居陋室,照样发愤求知,攻读了马列,自修英语,体察社会状况,剖析体制弊端,和农民建立血肉联系,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终成大器。
朱厚泽是一个想大问题、出大思路的人。这句话是《贵州日报》前总编辑刘学洙说的。他说,朱厚泽对报纸的指导,总是不说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说“发育”这个词。因为贵州太落后,许多山区、少数民族地区还停留在自给自足的状态,简直谈不到发展商品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发育商品经济。1984年夏末,中央要求各省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贵州省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草稿)尚未出炉,池必卿让朱厚泽向全会先作口头汇报。他没有用那页提纲,紧紧抓住“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四句话展开,突出了要在思想观念上充分认识商品经济的必不可避免,讲话生动而深刻,与会人员无不动容。会后池必卿与几个常委交流看法,都对他的观点作了充分肯定。后来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下达,一对照完全符合文件精神,还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同、赞扬,认为贵州的方案有自己的特色,是调查研究的产物。这年经济增长过快,中央及时提出要进行宏观调控。厚泽却根据贵州的实际做出了不同的处理,后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就此访问了他。他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大国,有的地区发展很快,有的滞后,差别极大,中央看到问题采取一些必要的紧急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但当时我们研究了贵州的情况,工资总额不仅没有超,而是根本没达到;银行存款不是贷光了,而是根本用不出去。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实事求是,积极进取往前走。也就是说,哪个龙头漏水,就关哪个龙头,不要遇到新问题就关总闸。”
1984年1月4日至8日,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贵州,刘学洙随行采访。4日那天,胡耀邦把西南四省市主要负责人都找到花溪宾馆来座谈发展战略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随意互相插话。先是分析各省特点,总书记先问贵州。厚泽不像有些同志,老是强调贵州穷,要求中央照顾。他从容地说:“贵州资源是综合的,能源、有色、黑色匹配在一起,是综合优势。”耀邦听了很高兴地说:“对了!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别的地区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南第一。要把眼光放在这上边,要提请中央注意这个特点。”第二天继续座谈,耀邦提出要把不发达地区开发问题提到全国战略地位。厚泽当时有段精要插话:“青藏高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云贵川正处在它们的中间阶梯。云贵川对平原是能源资源的支撑。再往上阶梯开发,云贵川又是立足点。把这个中间阶梯放在战略要点上,非常重要。从生态讲,也要抓长江、珠江上游的生态保护。最近二三十年长江总流量下降近一半。干流支流都要开发,应先开发支流。干流开发了,而支流生态没有解决,不能保护干流。先开发支流,资金也可以少些。要从支撑华东、中南着眼考虑云贵川问题。”紧接着他又把这个观点概括为:“治理支流,屏障干流,开发支流,促进干流。”这简短的插话引起强烈共鸣,杨汝岱、廖伯康立即表态赞同,耀邦充分肯定。这是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之前二十年的事啊!
回忆这些二三十年前的资料,我深深地感到,朱厚泽出任中宣部部长之前可以说已经是位改革开放的思想家了。如果朱厚泽只是个好的省委书记、好的中宣部部长,也许会同样提出“三宽”的主张或政策,但不一定能采取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宣布。思想家毕竟想得深、看得远。不下文件、不开大会,完全是个人建议、商量口吻。也就是不靠权力、威势、地位,只凭理念本身的真理性、渗透力,真是以德服人,让人心悦诚服,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考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那几年国内外的大小风波,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苏联崩溃、东欧变色震惊了整个世界,人心振荡,反应不同,思想陷入混乱,但经济、政治、思想之垄断必须彻底改革却逐渐成为共识。反思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教训痛苦而深刻。我认为厚泽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整体认识在倡导“三宽”时达到高峰,“三宽”不仅仅是文化理念、文化政策,而是消除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的根本前提、根本手段、根本方针,正如“和而不同”不是无原则苟同,而是主张宽容不同意见在辩论和竞争中取胜。“三宽”是涓涓细流,看似柔弱,但日夜不断,坚持不懈,力量最强,最能以柔克刚,水滴石穿。
1999年,极少发表文章的朱厚泽在《方法》杂志发表著名的《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一文,指出:“20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靠单一的国有经济,不行。一切交给国家、政府去包办,不行。社会主义者,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不要把国家主义误认为社会主义,进而去崇拜那个国家主义。这是一个全面的、普遍的回归社会时代。回归社会,就是社会的问题主要由社会自身去解决,也就是由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社会群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由国家包办。”
近些年来,在多个不同场合朱厚泽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朱厚泽说:“经常说我们这个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它同时可以集中力量办错事、办坏事。而这些错事、坏事谁也纠正不了。”有些观点不少人都说过,但朱厚泽说起来仍有他独到之处。改革30周年前后,他常遇到“关于现代化中国路线选择的思考”之类的访谈或座谈。他的回答很简洁:“这二十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就叫‘解除市场禁锢’。要想解决我国的文化问题,以求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句话:解除思想文化禁锢。”
亲友们说,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朱厚泽思考的是金融危机和北京奥运会之后受到关注的“中国模式”。他还和从前一样,深入关注现实问题而不轻易下结论。他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和代表,是一颗珍贵的钻石,晶莹剔透,闪闪发亮。越是阳光不足的地方,越显得光芒四射,璀璨辉煌。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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