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知识分子的道统正当其时
[ 2010年第11期 重建知识分子的道统正当其时 ]
读了资中筠的《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载《炎黄春秋》今年第9期,以下简称“资文”),心情很是沉重。它回溯了从古代到当代的历史,如实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近几十年里的遭遇,以及现在的处境和表现,这些无一不使人感到沉重。
资文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大致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一是重名节,讲骨气;再一个就是“颂圣文化”了。可是,在“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古代,“政治思想上尽管定于儒家一尊,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从没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而现代呢,“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
在这种体制之下,“家国情怀”是不能允许的了。圣天子在上,国家事用不着尔等操心。有人说了一句“政治设计院”,就犯了滔天大罪。天下是你打下来的吗?你有什么资格“以天下为己任”!至于说到忧国忧民,新社会政通人和,弊绝风清,形势大好,并无可忧之事。谁说有可忧之处,那就是否定成绩,刮“黑暗风”,不划为右派分子也得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
“名节”,“骨气”,也是必须批判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自尊心,把他们改造成为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奴颜婢膝的驯服工具。著名数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说:“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患,无形的损失。”(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页)在知识分子看来,这是隐患,是损失;在权力者看来,这正是他要达到的目的。
思想改造运动,正如资文所指出的,是“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和自信。”“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就这样,精神传统的三个特点消灭了两个,当然只剩下“颂圣文化”一枝独秀了。
“颂圣文化”与时俱进,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表现形式。资文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的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在“知识界”出现了这样的“景观”,就不能不承认,思想改造运动,至少在这一部分人身上,是达到了权力者既定的目标的。
从晚清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清醒地看到中国和外国的差异和差距,决心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来批判中国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陈独秀说,《新青年》杂志的宗旨,“就是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这里,他不直接写“民主”和“科学”,而写外文的音译,因为这不是中国固有文明中所有的概念,是从外国引进的。资中筠曾经在好些篇文章里表示拥护这种主张。例如,在《重建精神的家园》一文中说:“‘五四’一代新人倡导建立‘新文化’,提出‘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一针见血地刺到了中国精神文明的要害和西方文明的精华,从旧文化脱胎到新文化似乎找到了方向。”(《斗室中的天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在《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一文中又说:“以‘五四运动’为高潮,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这两样恰好就是西方文明的精华。有人说还应该加自由和个性解放,我认为民主的概念就包括自由在内,反正不管你说自由也好,民主也好,科学也好,所有这几样东西确实是精华。”(同上书,第45页)
民主的对立面就是专制。科学的对立面就是愚昧。赞成专制和愚昧的人当然不会认为民主与科学是精华,而是竭尽全力抵制和反对。只看鲁迅那一本薄薄的《热风》,就可以看到他们或以国粹为由,或以爱国为由,拒斥“西化”不遗余力。这样的纠缠至今不绝。资文一针见血地指出:“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
抵制“西化”,也有其当代形式。资文就指出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出现的“国学热”。一个代表作是2004年的《甲申文化宣言》,用新的字句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五四”以来,被陈独秀、鲁迅、胡适、傅斯年等人批得体无完肤的尊孔读经主张,一时间也甚嚣尘上。国学院、国学夏令营,电视屏幕上讲《论语》,甚至办起了让小学生专门去读四书五经的学堂。看他们的广告,似乎外国人也在尊孔读经哩。他们也不再用“国粹”这个名词,而把它叫做“东方文化”或者“亚洲价值观”了。由此推论开去:儒家学说将领导未来的人类文明,21世纪是中国世纪,等等。资中筠在《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一文中给它浇了一盆冷水:“这话千万不要相信,没那么回事”(前引书,第34页)。在《重建精神的家园》一文中指出:“实际上融为一体的,足以与今天统称为‘西方文化’相对的‘东方文化’并不存在,所谓‘儒家文化圈’连整个东南亚也无法涵盖,所以这里‘东方’只指中国。”(同上,第6页)更早,她在《东西方国家关系中的文化因素》一文中说:“究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东方文化’或‘亚洲文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东北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就不属于同一文化传统。单以‘东盟’国家来说,至少有佛教、穆斯林、天主教和儒家等多种文化传统。另外,这些国家的西化程度也各异。无论如何很难以一种‘亚洲文化’来概括,遑论‘东方文化’。”(《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在《跨世纪的中国人将何以自处?》一文里,她更尖锐地指出“亚洲价值观”“这一口号反对民主、保护腐化的实质”(同上,第306页),用种种新的口号来反对西化的人,其实际目的,就是资文所说的“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揭露这种主张的实质和危害,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
资文中说到“一穷二白”这事:“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说得很好,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补充一则资料:有人(好像是李光耀,记不确实了)说过,他不是在白纸上作画,而是在瓷砖上作画,一场雨过去,就会洗刷干净,不留痕迹了。他这话有说对的地方,也有没有说对的地方。有些政策措施层面的东西,例如人民公社,例如农业发展纲要40条,确实像画在瓷砖上的画,消失了。但是还有不少的“画”是入木三分地保留了下来的,例如,“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的人口政策,例如对文物和文化的摧毁,特别是对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的破坏,对人的素质的损害,这恐怕就得有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回归到正常的、健康的状态了。
资文中还提出了一个“用脚投票”的问题。这些年里,一些出国留学的学生,学成之后,就留在外国工作,不再回来了。“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人才外流,总是国家的一个损失。她在《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一文中说:“全球化的过程中人才国际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过去是外国为我们培养人才,回到国内来做贡献。现在中国在很多小孩失学的情况下,那些父母为之倾家荡产、老师呕心沥血培养的最好的重点中小学的学生,那些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的得奖生,最终都会出去,很少是回来的。这里不讨论道德取向、价值观念等问题,客观现实是,我们闭关锁国几十年,开放以后却赶上为发达国家输送人才,不能不是讽刺。从人口比例上看,会不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这是令人担忧的。”(《斗室中的天下》,第38～39页)有什么办法避免这个人才流失的问题呢?她在《跨世纪的中国人将何以自处》一文中说:“这里的关键是营造一种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而不是单纯鼓励回国。良好的环境涉及一系列的机制、政治改革和观念的更新,也不仅是对个别人个别项目的慷慨拨款能解决问题的。一句话,只有加速深化改革才能逐步扭转这种为他人作嫁衣的流向。”(《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第302～303页)这意见太对了。拖延政治体制的改革,就不会有创造力得以发挥的环境,一些人就只好选择“用脚投票”了。这环境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工作条件的问题。举一个许多人都知道的例子:物理学家李政道,是在美国那样的工作条件下,才取得了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而他的老师、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留在国内,却什么成绩也没有留下来。李政道没有回国,是得还是失呢?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嘛。
我以沉重的心情读完了资文,又以沉重的心情记下了阅读中的这些感想。不过也不想泄气。资文结尾之处,语重心长地写了一段话:“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这样努力吧。
(作者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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