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仇和现象”
[ 2010年第12期 也谈“仇和现象” 田 野 ]
(一)
作为一名公务员,仇和尚在担任沭阳县委书记时就已成为我心中的偶像,有时间便上网搜寻仇和的行踪和施政举措,并下载后在同事之间传阅。我们有着富有特色的体制,决定了我们对那些难能而能者的崇敬。当自身浸透于其中难以施展抱负时,当共和国前总理朱基面对亿万电视观众讲他“人微言轻”时,仇和不成为偶像都不行。
近日返乡,亲眼目睹昆明的变化,亲身感受这种变化为人民带来的福祉,不能不对心中的偶像更加肃然起敬。我甚至相信,情感脆弱的人会为此而激动得流泪,但我不会,眼泪解决不了我们诸多的现实问题。
数年前,昆明被称为全国三大“堵城”之一,据说其另二是北京和广州,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民众曾经的感受才是实实在在的。当时,市民们形象地说昆明俨然是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市民白天把车停在大街上,夜间把车停在车库里。多少领导为此殚精竭虑,绞尽脑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砍行道树,禁左转,禁右转,禁掉头,四处挖坑,东修西补,越修越堵。有人还提出限购私车,限制落户,甚至征收城市交通费。
仇和走马上任,带领一班人日夜兼程调研,大刀阔斧治堵,并请求市民耐心等两年,给市民一个畅通的城市,此时大家还将信将疑。紧接着规划、设计、征地、拆迁、赔偿、建设,昼夜连续施工,不到两年时间,昆明从天下“堵城”变为南国“通都”,二三环相连贯通,绕城线有序延伸,高架上下穿梭,路网四通八达,一个现代化城市交通体系雏形呈现,市民欢欣鼓舞。西部一些省区考察团赴滇考察后赞叹不已,那种感受就如同当年我们去深圳考察一样。
可别小看“治堵”问题,对于人民来讲,“通车”不是小事,而是大事。人民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你,你就要为他们解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问题。政府就是干这些事的,交通就是这八个字中的“行”。交通问题关系到城市的形象、环境、活力、效力,关系到人们的幸福感受。东二环是昆明过去的肠梗阻,驾驶员闻之生畏,如今二环畅通无阻,人们按照60公里的限速井然有序地前行。笔者曾问出租车司机,你们何以如此安分守规,他们说仇和是昆明的救星,道路修通了,跑着心情舒畅,生意也好多了,每小时跑60公里总比过去跑6公里好得多。
其实,堵车仅仅是城市的一种现象,现象背后反映的是城市的本质。城市是一个需要苦心打理、悉心伺候的东西,如果城市的耕耘者充满爱心、智慧、勤奋,那么城市往往就会荣光通达;如果城市的耕耘者冷漠、空虚、慵懒,那么在现行体制里,不仅堵车,其他的问题也会成堆涌现。
仇和不仅大刀阔斧治堵,还釜底抽薪治昏、治庸、治贪,让麻木的灵魂复苏,让慵懒的神经复活。
倘若在过去,相信所有接受过市政服务的市民都领教过那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工作人员情感冷漠、态度粗暴是常事。第一次告诉你地点走错了,第二次告诉你资料不够,第三次告诉你手续不全,第四次告诉你今天不办公,第五次告诉你经办人员不在,第六次告诉你政策不合……反正事情办不了。最后有门道的托人说情,有心计的请客吃饭,有家底的找人送礼,什么都没有的耐心等待。这里绝非猜想,而是像我这样的千千万万市民的亲身体会。
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得而知,现在昆明四个市辖区都设立了包含政府各项审批服务职能在内的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态度友善了,办事效率提高了。虽然制度设计的市政服务手续依然十分繁琐,但方便性比起原来已天壤之别,至少办事的总时间大大缩短,成功的可能性也提高了,麻木、冷漠、粗暴的态度少见了。有人感恩戴德,有人辱骂过往,有人想起了仇和,说他是救星。为什么仇和成为救星,是因为他是那些麻木、冷漠、昏庸者的克星。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仇和发明的,早就有了政务公开、便民中心、一条龙服务、一站式盖章等话语,但只有仇和才把它变成昆明的现实。同样是办理户口,五年以前,笔者不顾被强者拘留的风险把派出所的水杯砸了,结果自己还是没把事情办成,最后只有托熟人;五年以后,虽然差点吃了闭门羹,但我只问了一句如果我打电话向仇和举报如何,结果工作人员的态度大为转变。
(二)
一个仇和改变一个地方,幸乎?悲乎?把万千民众福祉系于仇和一人,是民族的无奈与悲哀。一两个人带来的福祉,其基础是何等脆弱。仇和调动了,仇和辞职了,仇和病倒了,那该怎么办!
仇和成为“仇和现象”不是幸事。“仇和”成为“仇和现象”,反映的是执政党执政质量与群众诉求之间的巨大差距,是公共行政供给与人民服务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而不是别的。
中华文化绵延生息数千年,弄出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唯独没有弄出个成熟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来。制度越不成熟,对领导者德行才识的要求越高,制度成熟,对领导者德行才识的要求相对就没有那么苛刻。在制度成熟的社会,强势总统和弱势总统都可以带领那个民族发展;在制度不成熟的社会,领导者既可为人民带来福祉,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弥天灾难。这是因为,其一,成熟的制度具有很强的内生力,它对政治生态具有较强的调节功能,能够消解制度自身排出的毒素;其二,在成熟的制度里,无论干好事还是干坏事,领导者能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干太好的好事和太坏的坏事,他都没有任何条件和可能;其三,在成熟的制度里,不用说领导者干坏事,只需要领导者不干事,他就不可能再担任领导者了。
两千多年前,儒家弄出个“人之初,性本善”。现在“国学”热了起来,似乎还要把那些东西搬出来治国济世。恩格斯说过,“人类来源于大自然的事实注定了人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亚当·斯密说人是自然人、经济人,逐利、争夺、占有、逃避监督是其本性,包括公开管理者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弄出法治来把野兽改造成人,把自然人改造为文化人,把公共管理者限制到只能做正事,不能不做事,更不能做坏事,而我们却总对德治抱有虔诚的期待。笔者一点也不否认德治,德行是人类最基本的东西,没有了它,人类存在都将困难。但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实践表明,治国济世的基石只有两样最基本的东西——科学和规则。科学就是理性,规则就是民主和法治。
就人的本性而言,他永远都需要有效的监督、制约,有效到不干事和干坏事都得下台。人长大以后,主要的不是靠教化,而是靠制度。人可以造制度,制度也可以造人。什么样的制度造出什么样的人,西方国家的引辞制度、罢免制度、弹劾制度让官员不敢懈怠职守,新加坡的鞭刑让人们不敢践踏草皮。当然,就制度与人的关系而言,仇和是一个例外。按常理,仇和在沭阳抓黑道、治污吏、卖企业、卖学校、集资摊派建城市,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他四平八稳可以博得个好名声,但他却偏偏选择了风险很大的施政方式,要不是高层领导的开明和智慧,说不定早就同其他改革者一样偃旗息鼓了。
绵延千年的政治文化生态,历经改良,形式愈益完美,实则顽固不化,这种历久弥新的传统政治文化把本身就有缺陷的制度加以固化,安若泰山。谁愿意冒风险去说别人没说过的话,做别人没做过的事。仇和是我们这个文化环境里的“小概率事件”。仇和之所以形成“仇和现象”,就是因为它是“小概率事件”。其实,仇和在昆明所做的事,只不过是任何执政党和政府官员都该做的基本事情而已,扩街巷、修道路、拆村落、建城市、问寒苦、办市政、撤庸官、纳贤才、引资金、谋发展等等,都是官员的本职。
一个官员做了该做的事成为“小概率事件”,是何其不正常也。辛宇在《批量制造改革者》一文中建言,说要让仇和这样的领导者在省委书记岗位有3个、市委书记岗位有30个、县委书记岗位有300个,可谓用心良苦。
问题在于,这些仇和们怎么产生?靠大“仇和”用中“仇和”,中“仇和”用小“仇和”,最终还是依靠“仇和”,而不是依靠制度,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惑。一批“仇和”的产生,不在有无“仇和”本身,而在于有无“仇和”生长的环境。辛宇说对仇和式改革者存在“下面赞扬声,中间争议声,上面不吱声”的“三声现象”,这已经算是好的了,仇和遇上是他的运气,怕的是“明争暗斗声,阴矢射出声,丢车保帅声”的另外一种“三声现象”。
制度问题不解决,“仇和”们难以生长,生长了也很难发挥作用。这是不容怀疑的真实。
(三)
尼采晚年写了一部《偶像的黄昏》,对一切传统的真理、道德、宗教、科学都给予了深刻的批判,虽然读起来有哲学家走火入魔的味道,但何尝又不是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我们心中有太多的偶像情节时,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性、我们的制度出了什么问题。当我们把科学家当偶像,科学家本人认识的局限有可能把我们带着远离真理;当我们把思想家当偶像,思想家思维的个体性或许会封闭我们原本宽广的视野;当我们把政治家当偶像,一个民族的脊梁是否会逐步患上软骨病。一个只做了本该做的事而被民众千恩万谢的制度是恐怖的。日本作家小野不由美的奇幻小说《十二国记》中有一段对白对于我们思考我们自己颇可寻味:“我希望庆国的人民都能成为不羁之民,受他人虐待时有不屈服之心,受灾难侵袭时有不受挫折之心,若有不正之事时,不恐惧修正之心,不向豺狼献媚。庆国的民每一位都能成为王,都能成为被称为自己的这块领土的独一无二的王。”
当“仇和”不再是公务员的偶像之日,当“仇和”不再是民众的救星之时,才是真正的国泰民安、昌明盛达之世!消灭“仇和现象”,任重而道远。(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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