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虎上将”张秀山的一桩“罪证”

2010-12-15 作者: 林蕴晖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10年第12期 “五虎上将”张秀山的一桩“罪证” 林蕴晖 ]

对1953年9~10月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何以到会发言,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结论,是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与张秀山的合谋,并以此作为高岗与饶漱石有个联盟的重要证据之一。毛泽东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中解释高岗与饶漱石确有“联盟”时说:“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6页。)张秀山被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之首,显然与此有关。因此,张秀山何以参加这次组织工作会议并作发言,就成为厘清有无“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的关键。

张秀山在他生前留下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说:

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几次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对组织部工作的意见,我在电话中对安说,郭锋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意见,他会代表东北局讲的,我就不说什么了。

安子文又打电话给我,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我听说是毛主席让提意见,就认真考虑了。之后给安子文写了封信,信中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安子文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所以这八条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我只是将书面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和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凯丰看了,他们提了点意见。

大概是在9月末,这时组织工作会议早已召开了。我把写给安子文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锋,让他先给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后来郭锋和王鹤寿分别向我转达说: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就没有转给安子文。(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302页。)

可以印证张秀山所说的情况,有参加会议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锋,郭回忆说:

9月12日预备会议上,安子文同志提出主席指示,他个人也要求检查一下中央组织部工作,并要各地酝酿准备。会后,安子文同志曾个别问我:张秀山带来什么意见没有?……他要我打电话征求张秀山、陈伯村同志意见。

9月13日上午,少奇同志召集会议明确会议内容,并指出第一次组织会议是基本正确的,有某些不妥当的提法已纠正,或在此次会上加以改正。也谈到要检查工作问题。在这之后,我给张秀山同志写过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谈调干部及安子文同志要张秀山、陈伯村提供意见。

9月23日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表示,主席一再指示,对中组部工作上有何问题都应坦诚提出,摆在桌子上,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安子文同志也再次着重说明要大区认真酝酿,准备对中组部的检查意见,并说到已告郭锋,征求张秀山、陈伯村同志意见。(郭锋:关于我与张秀山同志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发言的经过情况,1954年4月25日。)

据张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中说,中共中央决定10月10日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东北局决定由张秀山赴京与会。张临行前,东北局又接到中央要张秀山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电报。张到京后,曾向安子文谈了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并告饶漱石已向安谈过,就不到会发言了。饶漱石表示同意。但在10月13日晚,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开会,刘少奇说:我听安子文讲,张秀山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领导小组决定让张在14日大会上发言。会后,饶漱石亲自到张秀山的住处,说:少奇同志还是要你到会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当晚,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问张秀山,听说你要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讲些什么?张把安子文和刘少奇要他去发言的情况,和要谈的意见(将原来的八点概括为五点)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一、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二、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三、认为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四、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五、关于安子文的思想方法问题。张问毛泽东,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拿到会上去讲?毛主席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303页。)张在发言前曾向刘少奇请示说:主席让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是否把我的发言往后推一下。刘少奇说,就先讲吧。(同上,第304页。)就这样,张秀山被推上了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讲台。

上述过程,只是张秀山的个人回忆,其中涉及的当事人:安子文、饶漱石、刘少奇都早已作古,无从对证。可以作为重要旁证的,就数张秀山回忆中所说的,“我临走前,东北局又接到中央电报,要我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同上,第302页)值得庆幸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五册,收入了这封电报。时间是1953年10月4日,电报由刘少奇亲自起草签发,标题是《中央关于请张秀山参加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的通知》。电报全文如下:

“东北局并转张秀山同志: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现尚在开小组会议,预定在十月八日以后开全体会议,出席者百余人,除讨论若干具体工作问题外,并拟检查最近时期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望张秀山同志于十月八日以前来北京参加组织工作会议。中央十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页。)

历史档案无可争辩地证明,张秀山参加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是奉中央电令和张到京后刘少奇的再三催促,所谓张秀山在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上的发言是“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纯属“莫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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