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的高参阎又文
[ 2010年第12期 傅作义的高参阎又文 阎恩兰 ]
投笔从戎
父亲出生在民初的1914年。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读书期间,他接触到进步思想和马列主义书籍。1934年,他在太原参加了进步团体“中外语文学会”。“中外语文学会”是一个由山西大学的进步教授温健公、邢西萍、张友渔、杜任之及周北峰等主持的进步团体,从事购买、翻译、出版及销售中外进步书籍(主要是在欧洲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著作),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抗日救亡。父亲在该学会月刊“中外论坛”担任编辑,并且在其所开的“中外书店”任副经理。
1937年,正是父亲大学毕业的那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父亲在太原听了彭雪枫、薄一波、程子华等人的报告,决心投笔从戎,奔赴抗日第一线。父亲辗转到达延安后,接受了邢西萍的建议,在晋西北参加了傅作义将军的抗日部队。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傅作义将军积极与中共合作抗战,关系很好。而且继父亲之后,应傅的请求,延安又数次选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和“抗大”、“陕公”的毕业学员到傅部工作。那时,延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傅作义将军抗战,加强傅部的政治工作,巩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9月,父亲在傅部担任团政治部主任时,经中共特派员潘纪文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处事干练,很快得到傅的赏识和重用。1939年春,傅作义将父亲调到他的身边,任他的私人秘书,同时任贯彻社(相当于政宣部)主任,负责抗战的政治宣传和动员,促进军令、政令的贯彻实行。父亲通过各级政工人员以及傅的机关报刊和基层连队建立的“奋斗室”,大力宣传傅所提出的各项规章和要求并加以诠释和发挥,号召全体官兵坚决贯彻执行;大力宣传艰苦奋斗、团结一致和英勇抗战的精神,以此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父亲领导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提高了官兵抗战必胜的信心,增强了官兵团结和军民合作,为后来傅作义部队在抗战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在国民党高层的压力下,傅作义不得不将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由于事出紧急,中共党组织来不及妥善安排,与父亲失去联系。但是,父亲仍按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按一名共产党员应发挥的作用进行活动。当初中共中央委员、120师政委关向应给中共特派员潘纪文交代任务时说:在傅部“一不搞兵暴,二不搞瓦解、情报工作,唯一任务是广泛交朋友,善于从交朋友中,宣传党的主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即使在抗战的中期和后期,傅部也是一心一意地抗战,没有像其他一些地区那样与八路军和新四军发生摩擦和冲突,父亲也就按照党的团结抗战的政策,一心一意地辅佐傅作义将军抗战。父亲始终认为,无论从中华民族的利益还是从党的政策出发,这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正像董世贵在《阎又文与北平和平解放》一文中所写:“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阎又文没有进行党派活动,一直是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傅作义出谋划策,使傅部打胜每一仗。所以说在傅部与日军打的290多次战斗中,‘七七事变’后的每一仗,都浸透着阎又文的汗水、智慧和心血。在著名的收复五原战斗中,阎又文身先士卒,英勇作战,负了重伤,身上一直留有日军的弹片。”
经过八年患难与共的战斗生活,他不仅深得傅作义的器重和信任,成了傅的亲信和重要幕僚,被人称为傅的“左膀右臂”,而且由于两人抗战目标一致,人品也很接近,因而成了亲密的朋友。同时,他平易近人、和善可亲,乐于助人,傅的许多部属遇有难题或有当面不敢向傅讲的话,通常会找他帮助。父亲广泛结交了大量的朋友,傅部的上上下下都对他敬重有加,这就为以后的工作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基础。
公开信来由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延安即派王玉赴绥寻找阎又文。延安的指示精神有三点:1.建立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2.了解傅部的实力和国民党的战略动向;3.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搞。有关领导对王玉说:“阎又文若能找到的话,将会对我们的革命事业起到重大的作用。”。然而,由于绥包战役使交通断绝,王玉在1946年2月才在归绥的第12战区长官司令部找到我父亲。
父亲与党组织恢复关系后,全面向中央反映了抗战以来傅部的基本情况,傅与蒋的关系以及当前的政治倾向。父亲着重指出,傅作义将军是一位爱国的抗日名将,他积极抗日,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和谈,和平建设国家。他不是蒋的嫡系,与蒋介石、阎锡山是有矛盾的。虽然由于他身处的地位,难以避免地会被卷入内战,但是在条件成熟时,完全有可能站到人民一边。父亲绝不愿意看到傅部浴血抗击日寇的军队又去手足相残,和八路军作战。因此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尽最大努力去促使和谈和联合。1945年底绥包战役后期,贺龙围攻包头,董其武守城,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父亲曾建议傅作义将军和中共和谈,率先在西北实现局部和平,傅作义将军也曾准备发出和谈电报。此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却是北平和平及绥远起义的先声。
1946年7月底,聂荣臻与贺龙联手围攻大同。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援救大同,中共采用“围魏救赵”之法,东去攻打中共的集宁。这一办法果然救了大同,却使自己与中共军队在集宁胶着在一起,大战一场。虽然集宁战役傅方取得了胜利,但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傅在当时的思想认识是,毛泽东对这场冲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找父亲谈了两次话,要父亲为他起草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他要理论一下这场冲突的是非。
这封信自然是要由我父亲来起草,父亲颇感为难。王玉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阎又文请他向中央请示。他向上级汇报后,一直请示到周恩来和毛泽东。周恩来指示,要掌握一个基本精神:这封信发表以后,要使傅作义和他的官兵们兴高采烈,得意忘形,瓦解他们的斗志;要使我们的指战员看后,激发起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在战场上恨不得把敌人一口吃掉。这实际上是让父亲打消顾虑来写。于是就有了那轰动一时的傅作义将军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傅作义和我父亲时,曾一语双关地称赞父亲的文章写得精彩,是个秀才。不过,这封公开信也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中产生了误会,使父亲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例如父亲在延安的一位老朋友就从此不再登我家之门。
无名英雄
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我们全家也跟随傅部进入北平。此时父亲已是少将军衔,除了担任“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总部的对外发言人等要职外,仍然继续做傅的私人秘书。虽然父亲早已身兼政治和新闻部门的要职,但傅总不愿让他离开自己身边。
1948年4月,中央社会部随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一起由陕北迁至河北平山县。此时中央已在酝酿辽沈战役的战略设想,同时也考虑在华北与国民党的大会战。父亲和王玉的关系此时转到中央社会部,由部长李克农和一室(情报室)主任罗青长直接领导。
5月,中央想摸清傅作义成为华北统帅后的一些基本情况,如政治动向、和蒋的关系,以及军事部署等。李克农派王玉第一次进北平,与我父亲联系。父亲安排他住进了比较安全的北平饭店,通过他向中央反映了傅的最新思想动态。父亲说,傅与蒋本来就是有矛盾的,自去年以来,傅的思想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腐败之象环生,使他十分痛心。他曾多次向蒋进言,建议蒋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但都没有结果,腐败反而越来越严重。傅对蒋封他的这个华北“剿总”总司令并没有多大兴趣,认为这是蒋要他来收拾华北这个烂摊子,迟迟没有上任。1948年初傅去东北参加军事会议,回来后对我父亲说,东北的情况使他寒心,武官怕死,文官贪财,县长可以用金条买到。傅叹道:“完了,真要完了!”。父亲对王玉说,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东北有事,傅未必会毫无保留地执行蒋的援助命令。果然,在10月蒋要傅援救锦州时,傅不愿从命,只是应付。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蒋军在东北全军覆没。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最高军事紧急会议,制定华北集团的战略计划。为了保存实力和加强长江防线,蒋介石要求华北集团撤到长江以南,并对傅作义许以东南军政长官之职。傅并不愿撤到南方为蒋防守长江,早在出发前就与我父亲研究了针对这一要求的应付方案,于是在会上做出有信心坚守华北的姿态,表示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南撤,因而得以安全返回北平。
中央军委自然也急于了解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在华北的全盘战略考虑。李克农和中社部的全体领导极为郑重地找王玉谈话,派他第二次进北平找我父亲,限期两周拿回这一事关全局的重要战略计划。李并特别叮嘱:“切记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暴露阎又文,就是牺牲了也不能暴露他。”
这次任务重、时间紧,父亲冒着生命危险,不负重托,仅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把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定的这一战略计划的详情告知中央。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央原打算东北野战军休整一个月后进关。由于接到父亲的这份重要情报,得知南京最高当局要华北集团由津、塘南下与蒋介石会合。如果华北的60万国民党大军撤往长江以南,将对解放战争的全局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因此中央决定提前发动平津战役。毛泽东下令东北野战军结束休整,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入关。并做出令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华东解放军对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集团暂时围而不歼等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以便稳住华北敌军。父亲的这一情报对北平的和平解放以及加快全国解放的进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符合傅作义将军留在华北的意愿,为傅拒绝南撤提供了借口。
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傅作义将军是战、是走、还是和,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傅有一个习惯,在作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分别找他的亲信们商讨,而第一个找的总是我父亲。傅部的一些老人曾经对我说,重大的事情傅先生都是先同你父亲商量,做了决定后才让其他人去执行。
父亲多次向傅详细陈述他的意见,分析当前面临的战、走、和三条路,指出战和走都是对历史、对人民、对部下不负责任的做法,只有和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父亲建议傅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同时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安排傅的老友刘后同、杜任之以及社会名流刘同伟等人前去见傅,做傅的工作。同时建议傅召开大学教授座谈会,听取文化教育界对时局的意见。父亲曾多次向中央强调傅部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特殊性,他多年来在傅身边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就是为了在条件成熟时把傅和他的军队争取到人民一边来。如今时机已到,他希望傅和他的部属能走上一条光明大道。
12月17日,傅作义将军派出崔载之作为代表,在地下党员李炳泉陪同下,第一次出城与解放军谈判,但因双方距离过大,没有任何具体结果。傅感到双方的目标和条件相去太远,曾一度灰心,准备放弃谈判,坚守平津。尤其是新保安战役35军被歼后,傅的情绪十分低落,北平和谈面临着流产的可能。在这关键的时刻,父亲连续十几天不回家,和傅的女儿傅冬菊日夜轮班守护在傅的身边,同时继续做傅的工作,主张决不能放弃谈判、放弃和平。1月5日,父亲和傅作义两人在中南海总部一直研究到午夜,终于决定第二天派周北峰出城进行第二次谈判。父亲当即给周打电话并派车接他连夜来总部见傅。这才有了第二天周北峰和张东荪在河北蓟县八里庄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行的第二次谈判,北平和谈才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
八里庄谈判开始后,中央派王玉第三次进北平,找父亲了解傅作义将军的真实思想,以便使今后的谈判顺利进展并取得成果。长期以来,父亲与傅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对傅的了解很少有人能比。他向中央反映了傅的矛盾心理和思想状态。父亲指出,傅是一个十分珍惜名誉的抗日名将,同时又很重视传统的道德和义气。他并非要追求个人的权力,他的核心要求是在实现和平的同时,能够保全傅部的声誉,能使部下有一个好的出路,并希望找出一个对各方面都能交代得过去的办法。中央在准确地了解和把握了傅的心理和思想活动后,有针对性地制定和修改了谈判的政策和方案,对傅的难处和要求给予了适当的照顾,才使得后面的谈判能够顺利进展,从而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协议。
双方经过多次谈判(包括邓宝珊将军的第三次谈判和父亲代表傅作义将军与叶剑英的秘密谈判),最终对和平的条件达成了共识。1949年1月21日,受傅作义将军的委托,父亲与傅方其他两名代表,和解放军代表苏静一起商定了实施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案,并草拟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1949年1月22日下午6时,父亲以傅作义将军的代表和华北“剿总”发言人的身份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向全世界宣布了《北平和平协议》。
1949年2月22日,父亲随傅作义和邓宝珊去西柏坡拜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受到他们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赞扬傅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并商谈了对绥远起义的安排。罗青长同志还单独与我父亲进行了彻夜长谈。24日,父亲与傅作义、邓宝珊等一起和周恩来副主席合影留念。
返回北平后,傅作义先生精神大振,要父亲为他起草了“北平和平通电”并于4月1日发表。通电正式向国内外表明了傅作义先生“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态度。
北平和平解放后,按照中央的安排,父亲的关系转到华北局,又投身到辅助傅作义先生推动绥远起义的繁忙艰巨的工作中。
作为“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委员和傅方的谈判代表,父亲自始至终参与了绥远起义的策划、协商、谈判以及绥远和平协议的起草和签字的全过程。在协议难以执行和起义可能流产的关键时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安排下,他随傅作义先生亲赴绥远,协助傅先生挫败了国民党的破坏阴谋,说服了广大指战员,并起草了起义的通电稿,促成了起义的成功。绥远解放后,他留在绥远,以绥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绥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领导了改造旧军队、改造旧政权的工作,为绥远的军队解放军化和地方解放区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萧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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