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纪实》序

2010-12-15 作者: 钱理群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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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第12期　《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纪实》序　钱理群 ]

这是一本血写的书。这是一本拷问我们灵魂的书。这是一本期待已久的书。

我们早就从林昭的叙述里,知道她有一群来自大西北荒原的战友:他们共同编印了《星火》杂志,在“万家墨面没蒿莱”的黑暗中发出反抗的希望之光,却因此而罹难。我们永远怀想他们,更渴望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当年究竟发出了什么声音,他们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怎样一份精神遗产?

本书的编著者谭蝉雪,是其中的幸存者,她也因为人们这样的期待而感到责任的重大,经过近三十年的苦苦追寻,终于在有良知的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星火》的原稿,并且和同为难友的向承鉴先生分别写下了自己泣血的回忆。被淹没了整整五十年的历史的真相终于得以呈现,我们终于得到了这本拿在手里都会颤抖的好沉重的书,我们将如何面对呢?

在理性支配下走向地狱

让我们首先进入历史。

我的耳旁响起了林昭的声音——

“我应该在那里,我应该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

不仅是和已经先行的朋友在一起,更要寻找新的战友。林昭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时代思潮如是一种超越空间的存在,更不如说作为一个‘阶级’的这些人本身之间便有深刻的共性”。

林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时代思潮”与“阶级共性”的概念,也就是说,身在江南苏州水乡,并且是北京大学1957年《广场》传统继承人的林昭,和大西北腹地兰州大学的以张春元为首的右派学生,是因为共同的时代思潮,或者说是面对共同的时代问题而聚集,因为相同的阶级共性而形成“平等的联合”的。我们的讨论,就从这里展开。

说起“阶级共性”,自然要想到他们共同的身份:1957年的“右派”。其实,包括林昭在内,他们都是稀里糊涂地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他们只是凭着出于本能的正义感,发表了当权者不愿意听到的意见,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在,更没有自己的自觉的“阶级立场”。他们的真正“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建立,是在成为右派以后。也就是说,是反右运动把他们造就成了具有阶级自觉的反抗者。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我们也可以说,专制体制发动的反右运动也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喜欢说的“历史辩证法”吧。

本书的编著者说得很对:“到了农村,才知道真相,才明白了是非”。这就是说,张春元、谭蝉雪、向承鉴们是在中国的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的,这是意义重大的。而且他们之到农村,不同于“五四”之后的民间运动者(也包括今天的志愿者)以改造农村为己任去农村,因此难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是以戴罪之身来到农村接受强制改造,实际地位比农民还要低。因此,也就直接承受农民的一切苦难,面对更加赤裸裸的农村真实,更有机会接近和体察农民的内心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农民面对的问题与命运已经内化为他们自己的问题和命运。同时,他们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因此,也有可能更加理性地来思考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

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是在中国农村最严峻的时刻来到那里的。因此,他们亲历了大跃进的狂热,浮夸,直接体验了大破坏造成的大饥荒,目睹了成片成片的农民的死亡和“人相食”的人间惨剧。谭蝉雪只要回想起她的房东老大爷直挺挺躺在床上活活饿死的情景,就仿佛听见大娘凄厉的哭喊声,心都会流血。她说:“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我能无动于衷吗?我能视而不见掉转头去捧着书本吗?”

这就说到了更为本质的问题:这些1957年的热血青年,血还是热的。这很不容易,极其难能可贵。因为超乎人们承受能力的现实苦难,早就把许多人从肉体到精神都压垮了。如谭蝉雪所说,即使是当年的右派,或是努力改造,天真地等待重返校园,或是苟且活命,无可奈何地混日子,或是看穿世事,流落天涯,更有堕落而成为告密者,借出卖难友而自救,真正坚持理想,继续探索真理,为国为民之心不变的,已是凤毛麟角。万幸也不幸的是,林昭和她的战友张春元、谭蝉雪、向承鉴们,正是这样的一群不合时宜者。在今天许多人看来,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蒙冤受难,自身难保,却偏要怀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不能葬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的历史责任感,主动承担解救民族灾难的重任。谭蝉雪说:“我感到责无旁贷,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任何一个流着热血的人,都不能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无动于衷,忧国忧民是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做是为了什么?答案是:为了祖国的命运!为了拯救千千万万濒临死亡的老百姓!”这是怎样的精神境界!向承鉴说得好:“心是颤动的,没死;血是热的,没冰;灵魂是圣洁的,不脏”,就只能有这样的选择。“‘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我选择爆发”,“我义无反顾地走上普罗米修斯取火之路。如果说五七年我是百分之百毫无知觉地落入陷阱;那么,如今我是在百分之百理性的支配下走向地狱,无怨无悔”,“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世道又与地狱有何区别?为了自由和尊严,为了颤栗流血的心得以平静,我选择了死亡,十分清楚它的严重性和后果”。

历史将记下这一笔:在“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危急的时刻”(向承鉴语),正是这些已经被打入地狱里的右派,林昭、张春元、谭蝉雪、向承鉴们挺身而起,维护了理想、真理,维护了人的自由和尊严。如果没有他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们将无法向祖先和后代交代。在这个意义上,林昭和她的《星火》战友们是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的,他们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但也正如鲁迅所说:“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毁,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了吗》):这又是我们民族的最大悲哀。

我们是农民的儿子

更加可贵的是,他们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清醒体认和充分自觉:“我们是老百姓的代言人,要把他们的疾苦,他们所受的压迫,他们处于水深火热状态揭露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仅仅这样还不够,作为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还要从理论上去挖掘这一切祸害的根源,去探讨解救祖国命运的途径和方法”。他们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聚集在《星火》的。这就意味着,这批1957年的受难者在1958—1960年的中国农村的炼狱中,经过了“困惑—悲愤—求索”的思想历程(向承鉴语),终于成长为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明确的战斗目标的自觉的反抗者。这是一个林昭说的因“阶级共同性”而集合的群体。

那么,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他们将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的“阶级共同性”何在呢?我们可以看他们的自我命名。

首先是:“我们是农民的儿子”。他们最为关注,要不断追问的,是农民的命运,这是他们对现行体制批判的中心,出发点和归宿。《星火》不仅有直接反映农民心声的《一个农民的口述记录:(三月的)农村一日》(向承鉴记录),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现场实录,而且有张春元撰写的重头文章《粮食问题》、《农民、农奴和奴隶》、《论人民公社》。他们计划将《论人民公社》一文通过各种渠道传给中共从底层到高层的干部,作为他们所要发动的拯救中国的运动的关键步骤。在这些文章里,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矛盾最突出也是最惊人的是农业问题——其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不仅因为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更重要的是农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即新兴的农业无产阶级,将是我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的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因此,如何对待农民,是一个是否“背叛人民”,“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标志。“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是我们评论人民公社好坏的重要标准和尺度”。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基本观察与判断:“当前农村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农民的贫困与破产,农村中出现了新兴的阶层——农村无产者”。

他们要追问的,正是导致农村惊人的贫困,农民无产化的原因。

在他们看来,首先是对农民的经济剥夺。“在农业集体化的口号下,残酷地,变相地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间接地进行控制,对农民的生产所得,如粮食、油料、棉花等千方百计地进行掠夺。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大大地加速了广大农民向农村无产者过渡的进程”,农民“丧失了对一切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变为生产资料的附属品和会说话的工具”,也彻底“丧失了对生活资料的享有权,生产的产品完全不归自己支配,不能保留与分得生活所需的起码数量”。

其次,是对农民政治和人身自由的剥夺:“用分化、利诱、胁迫、强制等手段,把农民用军事组织形式编制起来,加强统治,扼杀和堵塞了农民在迁居、就业、外出谋生的起码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主与自由方面没有丝毫权利”,“所说的一切公民权利,如选举、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言论自由等等,对于农民来说,完全是骗局”,政治、人身自由的剥夺,就“给农民戴上了无形的枷锁”,把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

其三,是对农民精神的控制:一方面,“玩弄着亘古未有的愚民政策,把自己扮演成农民利益的唯一、真正的代表者”,一方面,又在农村进行所谓“反右倾”运动,“打击对农民疾苦略表同情的人”,他们“主要是农村基层干部,来自农民家庭或本人就是农民,和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实行政治思想上的“高压政策”,就使农民完全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任凭宰割。

他们还要追问,对农民经济、政治、思想的全面剥夺、控制背后的经济、政治原因。因而首先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路线提出质疑:“大搞与国计民生不相适应的工业建设,因而在积累资金、市场销售、产品收购、工农业发展速度和相互关系等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侵犯农民利益的措施”,其实质就是用对农民进行“超经济、超政治的剥削和统治手段”,来实现国家工业化。被质疑的,还有当时所推行的对外援助、外贸政策:“用‘援助’、‘救济’、不等价交换等名目,表示自己的‘大方’和‘慷慨’”,“企图扩大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妆出一付纸老虎相”,实际形成了对农民的更大压榨,而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首先是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的基本原则。

更要质疑的,是国家体制和农民的关系,更要追问的是,农民在国家体制中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地位。回答是严峻的: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实际处于“国家奴隶”即“农奴”的地位。

造成农民的绝对贫困的原因,还有“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惨重的损失”:“兴修不切实际、不获实利、劳民伤财的水利工程;浪费劳力,朝改夕变的农业技术改革;费人费钱的地方工业;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征用,农村劳力的紧张,田亩荒芜”,等等,都把农业生产和农民逼到破产的绝境。

这就必然涉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革命本来“实质就是农民战争”,并且是在农民的牺牲、支持下取得胜利的,党内“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党的力量就在于和农民的“休戚相关、血肉相连的联系”;现在却用超经济、超政治的剥夺手段“对待自己过去的哺育者”,这无异于一种自噬和自杀。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由于把不被接受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强加在农民头上,党和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这是一切“真正维护党的利益,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都不能袖手旁观”的。

这就必须要说到被《星火》同仁称为“真正的共产党人”,1958年曾是他们所在的武山县县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的杜映华,他后来因为支持并参与《星火》活动而被捕,最后和张春元一起被枪决。他出身于农民家庭,1949年以前,就学于陇西师范,秘密加入共产党,领导过学生运动,革命胜利以后,担任过土改工作队队长,漳县县委副书记。向承鉴在回忆录里,这样谈到他眼里的杜映华:“杜映华和我一样,至死不忘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身为‘书记’,始终一身农民打扮,穿着不整不洁,一双老布鞋,浑身农民的‘俗气样’,显出普通和平凡”。在大跃进的全党全民、从上到下的狂热中,他始终保持低调,坚持“脚踏实地,量力而行,切切实实办点有益事”,他坚守的原则是“心里想着人民,想着农业和农民,做事就不会出格”。但他却因此而罹难:在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反而激起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虑和思考,因而和同样忧国忧民的“右派”一拍即合。他在和向承鉴的一次彻夜长谈中,这样倾诉内心的困扰和痛苦:“革命胜利了,我们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是饥饿!是死亡!历来封建统治者对反抗它的人,都施以无情的镇压。蒋介石不知道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例如鲁迅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现在一切不同的声音都没有了,变成一个鬼话、假话世界!明明在天天饿死人,还要逼人天天喊形势大好。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我不知道世道为何变成这样,变得如此快?”应该说,有类似杜映华这样的困惑的共产党的干部,当时并不在少数,而且各级都有;但他们大多以“维护党的大局”为理由而“说服”了自己,保持了沉默。其实他们所要维护的“大局”,不过是党的执政地位,而执政地位的背后,就是既得利益。这就是说,当农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党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都选择了后者,尽管许多人内心依然充满矛盾。杜映华令人尊敬之处,就在于他完全突破了一党专政的逻辑,而坚守了自己的作为“农民的儿子”的基本立场,坚持了为劳动人民谋求幸福和解放的原初理想。向承鉴说他是“一个胸中始终装着人民痛苦的人”,这确实是一个衡量是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的基本标尺,他也因此“永远是个高尚的人,值得人民纪念的人”。

要“民主社会主义”,不要“国家社会主义”

这些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右派,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奉者。因此,当他们面对严酷的现实,思想上出现了“无休止的问号”时,首先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去寻找思想资源,据向承鉴回忆,他就曾经猛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大有收获。给予巨大启发的,还有林昭传给他们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从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中获取精神支援。这样,《星火》群体的思考,当然首先是面对国内问题的,但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国际视野。

因此,我们注意到,在具有纲领性的《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向承鉴)里,对国际形势所作出的两点分析。一是强调帝国主义“企图恢复和扩大它们的霸权”,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正在发展,“局部或由局部而导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存在”,但也“越来越可能克服新战争的威胁”;另一方面则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质(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典型)而导致的社会主义危机,由此提出的建立对“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的迫切性。这样的分析,实际上就确立了《星火》群体在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的两大基本立场: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立场,警惕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支持殖民地人民斗争;一方面,面对社会主义的分裂与危机,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1957年北大校园民主运动提出的口号),批判变质的社会主义。

于是,就有了如下《自白》(向承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使工农劳苦大众幸福、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目前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

同时提出的任务是:“填补马列主义学说在阐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空白,发展科学的马列主义学说,以指导我们的行动”(《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

作为这样的理论建设的第一步,也是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在《放弃幻想,准备战斗》(顾雁)、《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向承鉴)、《论“政治挂帅”》(何之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何之明)、《告全国人民书》(向承鉴)等文章里,把重点放在了对中国现行体制的分析和批判。

于是,就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基本判断:中国现行社会主义体制实质上是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

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是“国家集权”,“其实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在“党政不分”的党国体制下,实行党控制下的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全面权力的高度垄断。

其次,在权力垄断的基础上,形成“新兴的官僚统治阶层”。论者认为,这样的官僚阶层,“在(19)57年之前就已萌芽,但在1957年后,它的特征才清楚和完美起来”:“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经济上都享有特权”。

其三,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另一面,就是其他阶层人民,特别是工农基本群众基本权利的被剥夺,基本利益的被侵犯,处于被欺压、掠夺和奴役的地位。“工人精神和体力终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过高的劳动定额,使他们失去了应得的劳动报酬”。而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奴隶”或“农奴”。

其四,这样的权力高度垄断,必然形成“政治寡头”的统治,提倡“偶像迷信”,压制党内外的民主。

其五,寡头政治一面必然导致“思想垄断”,“思想的强化统治”,一方面则必然导致“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胡作非为的能动性”,其结果就是任意执行“违反客观规律、脱离物质基础、脱离现实的反动政策,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紧张局势”,造成了“工农业生产力的全面的毁灭性破坏”,给国家与民族带来极大灾难。

1960年元月,《星火》第一期油印出版,16开本,仅印了三十多份。1960年9月,《星火》全体人员和支持者、相关者全部被捕,共43人,后判刑25人,已经准备好的《星火》第二期也因此未见天日。1968年,林昭遇害。1970年,张春元、杜映华同时殉难。

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和永生的海鸥

对这样的“结局”,林昭和她的战友,是预料之中的。如向承鉴所说:“在写这些文字之前,我已做好了为真理献身的准备”。因此,他们早就为后代留下了遗言,为历史绘制了自我形象。这就是林昭在《星火》上发表的两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第一期)和《海鸥——不自由,毋宁死》(第二期)。前一首已经在为林昭所唤起的朋友中广泛流传,后一首是第一次公布于世,相信会引起更大的关注。

在《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里,引人注目地写到了寓意深长的对话和呼唤。

在普罗米修斯面前,诸神的统治者宙斯竟感到“刺促不安”:“他到底保有什么力量?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于是,普罗米修斯和宙斯之间就有了这样的对话——

“你可以把我磨碎,要是你高兴。但是救不了你们的噩运”。

“你的头脑是不是花岗石?”“不,是真理保持了它的坚贞。”

“这么说你要与我为敌到底?”“被你认作敌人我感到光荣!”

普罗米修斯遇难了,宙斯竟“不感到复仇的欢欣——一种阴冷的、绝望的恐惧,深深盘踞在他的心胸……”

而普罗米修斯在临难那一刻,却在对“人”呼唤——

今晚,有多少人在灯下奋笔,记载人民的苦难和觉醒,多少人正对灯拔剑起舞,火光映红了多少颗急跳的心。

人啊!我喜欢呼唤你,响亮的高贵的名字,大地的子孙,作为一个兄弟,我深情地呼唤:人啊,我多么爱你们!

你们是渺小的,但是又伟大;你们是朴拙的,但是又聪明;你们是善良的,但是当生活已经不能忍受,你们将奋起斗争!

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

《海鸥——不自由,毋宁死》写的是一个悲壮的故事:一位“殉难者”,“最最勇敢的战士”,“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失败后投身大海,“从容自若地迎接了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