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革中的“反复旧”
[ 2010年第12期 山东文革中的“反复旧” 丁龙嘉 ]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之后,以王效禹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全省“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简称“反复旧”。“反复旧”,实质上是1967年“反逆流”的继续。历时半年的“反复旧”,不仅在全省造成了新的动乱,而且波及兄弟省,从而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注意。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分山东全省和中央在北京举力山东学习班两条线,解决“反复旧”问题,进而解决山东问题。结果,军人政权取代了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的“二三”政权,稳定了局势。
暴风雨般的“反复旧”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中共九大召开做准备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此时毛泽东的部署是,通过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为召开九大做好准备;通过九大,稳定近三年“文革”形成的既定格局,逐渐结束“文革”。会议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文革”中最大的一起冤案。会议中,林彪、江青一伙借着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对“文革”的评价问题,组织围攻所谓“二月逆流”参加者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并取消了谭震林出席会议的权利。林彪、江青一伙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目的是,贬损老一辈革命家,缩小老一辈革命家的影响,限制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共九大上应有的地位和权力,从而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
党的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结束后,山东省立即传达、贯彻会议精神。11月10日,山东省革委向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了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内中称,“去年春天的‘反逆流’斗争,我们大方向是对的,不及之处,是思想问题解决不透,根子没有挖出来;过头之处,是对当时犯错误的群众组织压得重了一些”。报告中说,1968年上半年“我们注意了反‘左’,但对反‘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以及后来某些单位的复旧现象,没有提醒各地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这股邪风已经刮得比较大,看来到了发动群众顶一顶的时候了”。报告在称“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时,提出了开展三大批判。第一是,“继续清算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第二是,“严肃批判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和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第三是,“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
在全国全党传达、贯彻全会精神时,11月1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并转发有关传达全会精神的两个报告,一个是11月9日北京市革委《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告》,一个是11月11日张春桥《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张春桥在报告中说:“‘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王效禹阅读了上述两个报告之后,立即于11月14日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呈上一份报告。内中称,“我在传达中,遵照中央的规定,对‘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没有点名。从山东的情况看,还是点名好。特别是军队中,不少人对‘二月逆流’中‘支左’的错误不仅不认账,而且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刮得很大。点了他们的名,对于促进犯错误的同志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对于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对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都是很有好处的”,“近日,我们即照春桥同志的做法,召开较大的会议,深入传达十二中全会精神。”
山东省革委和王效禹给中央的这两份报告,清楚地反映出王效禹要借在山东点名批判“二月抗争”中的老一辈革命家来整军队中的为所谓“二月逆案”翻案的力量。他没有虑及到,此举必然引起动乱,破坏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犯了大忌。
上述两份报告送上后,至今没有发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同意的批示。山东的“反复旧”就以此为起点正式启动了。
实际上,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前夕,济南市的造反派就制造舆论,说济南市“搞复旧”,并组织“反复旧”调查组,收集“复旧”材料。全会召开之后,自11月5日开始,济南市革委连续召开党委会,研究济南市车辆制修社和济南化工实验一厂、合成纤维厂、搪瓷厂等单位的“复旧”问题。11月14日,《济南日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彻底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妖风》。济南市的“反复旧”行动起来了。
11月2日,青岛市革委举行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会议表示“坚决拥护全会对1967年‘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邪风的严肃批判”。在会议上,市革委主任杨保华专门做了“反复旧”的讲话。青岛市的“反复旧”也行动起来了。
与此同时,省革委机关报《大众日报》于11月份连续发表文章批判所谓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些文章认为,“今年下半年以来,在全省一片红的形势下,他们又从右的方面攻击省革委会,攻击王效禹同志。他们这次用的主要手段是暗地里整理革命造反派的黑材料,以反动的血统论为棒子,恶狠狠地打击了造反派,进而把他们从掌权的地位拉下去”。“与此同时,在一些单位和部门,扶植一直没有转过来的保守势力,为去年的逆流翻案。并极力重用旧机构的原班人马,大搞独立王国,与革委会闹独立,或妄图把省革委会‘架空’,以否定省革委会,否定两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里说的“独立王国”,指的是省革委会的生产指挥部和组织组。省里的舆论界展开了“反复旧”的攻势行动。
就在全省酝酿“反复旧”之际,韩金海率领山东工宣队对军队支持的临沂“八大组织”展开了最后一击。11月16日,包围、袭击了由江苏省北部返回临沂城的“八大组织”群众,打死9人,打伤15人,抓捕287人。11月18日,山东工宣队撤离临沂,宣称“凯旋”而归。这无疑激化了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与军队的矛盾。
11月23日,在省革委召开的中共山东省县以上革委会党员代表会议上,由于王效禹的策动,济南代表团、青岛代表团发表了《关于对目前山东形势的严正声明》,呼吁全省各地“立即行动起来,提高革命警惕性,粉碎阶级敌人一切阴谋活动”。两个代表团的《声明》,实际上是向全省发出的“反复旧”的号召书。
11月24日至12月23日,山东省革委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通过了《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前进——关于全面落实党的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的决议》。《决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会议表示,“坚决拥护对‘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邪风的严肃批判”。会议认为,“社会上确有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逆流和复旧是有区别的,又是有联系的,当前这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主要是通过复旧这条渠道刮起来的,他们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先恢复那些旧的东西,逐渐把革命造反派搞臭,然后打下去,换成他们的原班人马,目的还是为‘二月逆流’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是最大的复旧。而这种复旧,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会议决定,在全省全面铺开“反复旧”。
“反复旧”的第一个大动作是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的生产指挥部。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是1967年3月1日按中央规定的“各级都要以军事部门为主建立生产指挥部”的要求成立的,其职能相当于“文革”前的省人委,由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夫任组长,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任副组长,前省委书记处书记穆林,前副省长陈雷、晁哲甫、苏毅然先后任副组长。其中,晁哲甫因病休息,苏毅然被停止工作,陈雷被除名。实际上,省革委生产指挥部主要由军队负责人主持工作。1968年2月5日,由山工总组成的以韩金海为负责人的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进驻的理由是,生产指挥部成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基地,成了独立王国,且新旧机构混在一起,机构庞大。工宣队进驻生产指挥部之后,宣布生产指挥部的一切权力归工宣队;撤销了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召开了“反复旧”大会。接着,撤销了前省人委的43个厅(局),重新组建了生产指挥部,将省属246个工交企业的大部分下放到各地(市)管理,并将5200多名干部的大部分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同时,全省各级生产指挥部都受到了冲击和破坏。山东的生产、经济指挥系统的破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反复旧”的第二个大动作是工宣队进驻军队中的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单位。1969年1月,王效禹以1968年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为由,又派工宣队进驻军队中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单位,要由工人组织去领导军队的单位。这无疑进一步激化了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与军队的矛盾。
“反复旧”的第三个大动作是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的组织组下属的材料组。王效禹还派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的组织组下属的材料组。材料组实际上是由18位军队干部组成的审干小组,负责审查省革委以及所属各室、组的领导成员,这其中不包括军队干部。进驻的理由是,组织组整造反派的黑材料。工宣队进驻后,查封了材料,并驱赶了军队人员。这无疑又进一步激化了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与军队的矛盾。
省会济南市的“反复旧“,走在全省的前列。据统计,83%的市属基层单位革委会被冲垮、改组;50%以上的军宣队被赶走,不少“支左”人员受到批评、辱骂和殴打,许多单位的军管机构被冲击,无法行使职权,公、检、法军管机构被接管,许多档案被盗窃或烧毁。“反复旧”使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全市1至5月钢材生产仅完成全年计划的27.4%,汽车生产仅完成21%,锅炉生产仅完成11.4%,热工仪表仅完成13.7%。
济南市在“反复旧”中发生了一件影响全省的事件,即“市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公安局和派出所。“济南市文攻武卫总指挥部”于1968年1月5日成立。它是根据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的口号,学习上海的“群众专政”经验的产物。1968年12月17日,“济南市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以清查黑材料为名,指挥打手强占济南市馆驿街派出所。1969年1月25日,“济南市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市区的4个公安分局和38个公安派出所,声称“公、检、法一切大权归文攻武卫”。公安系统已被中央命令“军管”,“文攻武卫”又要“管军”,这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据不完全统计,“济南市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在其存在的1年半的时间里,仅总部就抓捕4000多人,其中98%以上是好人,所以被群众斥之为“棒子队”。(参阅《中共济南历史大事记》,济南出版社1998年第1版。)
聊城地区的“反复旧”,是全省的热点。据统计,地、县革委会机关全部被工宣队夺了权;90%以上的基层革委会被冲垮、改组或重建;驻军领导干部和“支左”人员被加上“复旧的黑根子”等罪名,遭到公开点名批判;全区在“反复旧”中被“文攻武卫”、“保卫队”专政的群众数以千计,仅聊城“文攻武卫”就捕押300多人。该地区所辖的冠县,在“反复旧”中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共有26人被打死,1000多人被打伤,还有数百人被抓捕关押,几千户被抄家,7200余人被迫外逃。(参阅《中共聊城历史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
国家石油部在山东的九二三厂,也进行了激烈的“反复旧”。在运动中,对革委会成员进行了大换班,如钻井系统被结合的干部有78%遭撤换;同时武斗不断,如钻井系统发生武斗48起、打人300多人次;生产每况愈下,如钻井系统在1969年第一季度进尺计划仅完成60.7%,每天造成的损失达100多万元。
从1968年11月至1969年5月山东的“反复旧”,造成全省39%的县(市)革委会和47%的公社革委会被摧垮、改组或被变相夺权,使全省又乱起来,经济生产急速下滑。但没有撤换由军队干部担任的、多数的地(市)和县(市)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山东的“反复旧”,不仅将本省相对稳定的局面搅乱了,而且在湖北省武汉市、河南省、四川省引起了连锁反应。
不难看出,山东“反复旧”的实质是,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及其一派势力夺取军队控制的地方权力。王效禹的这一着,不但搞乱了山东局势,破坏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而且与军队的矛盾空前激化了。此时,毛泽东要稳定局势,依赖的力量只有军队;而因中苏珍宝岛战役引发的备战,也要依赖军队。如此,以王效禹为代表的一派势力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毛泽东和中央的杀手锏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使“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党的九大召开前后,山东“反复旧”引起动乱的情况,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中央。九大召开之前,济南军区司令员、山东省革委副主任杨得志等到北京,向中央反映了山东问题。九大闭幕之后,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山东省革委的问题和军队“支左”工作已经很困难的问题。5月1日,山东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副组长、前省委书记处书记穆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周恩来汇报了山东“反复旧”的情况,要求解决山东问题。
中央在九大召开期间,就酝酿解决山东问题。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提到山东问题,并说是人民内部矛盾。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又问山东问题,并向杨得志讲了三句话:“有希望没有?”“要搞好团结。”“中央还要开会嘛!”林彪说:“照顾大局,搞好团结。”这期间,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共7次指示解决山东问题。
九大之后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委和济南部队的27人,留在北京,从5月4日至28日进行集中学习。学习期间,毛泽东、林彪亲自接见他们,并再次做指示。5月24日,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根据中央的指示,以给中央报告的形式,就解决山东问题提出十条措施。
这份报告在具体谈到十条措施之前,有一段概括的、定性的话。即“1967年2月3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山东驻军的大力支持下,夺取了山东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逐步建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省一片红”。“但由于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思想指导,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特别从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暴露得更加突出,一种不相信不依靠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怀疑一切的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全省错误发动的‘反复旧’运动,实质上是干扰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指向了革委会,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了广大群众,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带方向性的错误。这一错误,不仅对山东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波及一些兄弟省,直接影响了九大精神的贯彻,后果是不好的。必须认真加以纠正,接受这一经验教训”。这里首次提出了“反复旧”的“四个指向”、“两个干扰”、“一个破坏”的错误。
这份报告的十条措施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进一步在全省掀起一个持久的学习、宣传、落实九大精神的高潮”。第二,“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第三,“切实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第四,“要加强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第五,“要充实加强省革委会的领导机构”。其中提出,对省革委会机关各部门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在‘反复旧’运动以前的基础上,适当充实和调整。进驻省革委会的工宣队,要做好工作,迅速撤出”。第六,“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军队开展‘四大’的单位,不要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要干涉和插手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第七,“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其中提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现阶段,不能再在群众中划‘革’与‘保’”,“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不准重拉队伍,另立山头”。其中专门规定,“进驻公、检、法的‘文攻武卫’,要迅速撤出,继续加强军事管制”,“做好思想工作,撤销‘文攻武卫’组织”。其中又规定,“要建立和健全‘三代会’(指红卫兵、工人、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置于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与下面不发生垂直领导关系,不准插手外单位外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要促进徐海地区(指江苏省北部的徐州和连云港地区)革命大联合,不要插手和干扰”。第八,“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第九,“巩固和发展各级革委会”。其中规定,“对革命委员会,只能补台,不能拆台”。第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其中规定,“坚决反对口是心非、玩弄权术的资产阶级政客作风”。这里是特指王效禹。因为此后不久在批判王效禹时,就以“资产阶级政客”作为“王效禹”的代名词。
这份报告的结束部分做出三条原则性规定。这就是:“山东问题,事关大局。我们坚决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一定要向前看,顾大局,以九大为一条线,对过去的问题,作为经验教训接受下来,大家团结一致,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争取更大的胜利。”“为了既解决问题,又不致引起反复,对这次学习情况,控制传达范围,绝对不允许传到社会上去。学习的基本情况,目前只在省革委常委会和济南军区党委中传达。”“对‘反复旧’运动遗留的问题,通过贯彻‘九大’精神,总结经验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同时建议中央举办解决山东问题的学习班,学员从各级革委会、群众组织和参加结合的军队干部中抽调。第一期主要解决省革委会和济南市的问题。”
这份报告呈送上去第二天,即5月2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做出批示,并以中发[69]26号文件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的批示有三层意思。一层是:山东省自成立革委会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再一层是:由于个别领导同志违背了十二中全会的精神,在全省进行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但还是前进中的错误。另一层是: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
《批示》和《十条》是解决山东问题的原则,还有一些重要的具体问题,有关中央负责人在5月4日和5月10日接见留在北京学习的省革委和济南部队的人员时谈了意见。其一是照顾大局,搞好团结问题。其二是山东形势和“反复旧”问题。中央负责人说:对山东形势不能说得一团漆黑,那是没有分析的。要具体分析,这是毛主席的教导;山东那种“反复旧”,违背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只能引起反中央,反解放军,反革委会。其三是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问题。学习期间,酝酿建立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中央负责人指出: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是党组织,不能把行政机构和党的组织混在一起,也不能要党组织实行“三结合”;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是对中央负责的,在革委会中是最高领导机构。其四是群众组织问题。中央负责人说:所谓山东一大派掌权,其实不可能没有非派群众,也要把少数人联合起来;你这一大派不一定事事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自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说服多数派,尊重少数派。这一指示,实际上把三大“左”派组织的桂冠摘了下来。中央负责人明确指出:济南市的“文攻武卫”要撤销;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说成是工人组织领导革委会和军区,那怎么行,那就错了;不能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解释成山工总领导一切,把党都不要了。这一指示,实际上给山工总迎头一击。其五是转变作风问题。中央负责人要求:现在要破除对资产阶级政客的迷信。这一指示,实际上是要求三大“左”派组织破除对王效禹的迷信。其六是谭启龙问题。中央负责人说:不要以为谭启龙(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站出来,就把下面那些没有改悔的走资派都拉起来,要看他是否改悔,群众是否谅解,不能一律解放。王效禹同志夺权是有功的,是前进道路上犯了错误。中央负责人最后在谈到传达、贯彻《批示》和《十条》问题时,强凋“山东不允许反复了”。这是中央解决山东问题的底线。
这期间的5月20日,中央决定增补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为省革委会常委、副主任,穆林、张富贵为副主任。所以,24日给中央的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措施的报告中,袁升平是署名者之一。不久后的6月23日,中央批准建立了中共山东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王效禹任组长,杨得志、袁升平任副组长,李水清、李耀文、赵修德、穆林为成员。7人中只有穆林没有军职,军队干部占到85.72%。如果把王效禹算作地方干部,那么军队干部也占到71.43%。
分两条线贯彻毛泽东和中央的《批示》、《十条》
山东贯彻《批示》和《十条》,分两条线,一条是在山东,一条是中央在北京举办的解决山东问题的学习班。
5月29日至6月2日,省革委常委和济南军区党委常委举行联席会议,传达中央《批示》和《十条》,以及中央负责人5月4日、5月10日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会议揭发、批判了王效禹发动“反复旧”、抵制清理阶级队伍的错误,认为他要搞乱济南部队党委,以达到改组的目的。王效禹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有的省革委常委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
6月5日至14日,省革委和济南军区党委召开了地方的地(市)级、军队的师级干部联席会议,传达《批示》、《十条》和中央负责人的指示。王效禹在会议上做了检查。会议以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的形式对王效禹的错误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因为“反复旧”引起各级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的变动,所以会议决定:原则上以“反复旧”以前为基础,适当地充实和调整各级革委会成员。会议要求“不要纠缠历史,不要互相攻击,不要串联,不要重拉队伍”。
两个会议召开后,杨得志、赵修德、穆林三人于7月23日赴京向中央汇报。23日晚和次日晚,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等两次接见。周恩来、康生等就六个方面作了指示。第一,要坚决贯彻九大精神,增强党性,消灭派性。第二,要正确认识山东形势。第三,要正确对待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强调“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关键是解放军”。第四,要教育广大革命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反对重拉队伍,另立山头。第五,要加强组织纪律性。第六,群众代表不脱离基层,不脱离生产劳动。
7月29日至8月8日,省革委和济南部队党委又召开了地方的县(市)级和军队的团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会议前半段,传达、讨论了《批示》、《十条》和中央负责人的指示;后半段,袁升平作了《两个月来传达、贯彻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和〈十条〉的基本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济南市革委会和九二三厂介绍了落实《批示》、《十条》的经验。会议最后一天,杨得志作了《坚决贯彻九大精神,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好权》的总结。王效禹就“反复旧”的错误作了检查。(《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第1版)
省革委和济南部队党委在连续召开三个重要会议的同时,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
首先是在全省广泛组织学习《批示》和《十条》,批判“反复旧”。
其次是在全省整顿组织。继6月建立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之后,在全省13个地区、市中,也建立了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全部是军队干部。“反复旧”中进驻省革委以及一些地、市和县、市革委会机关的工宣队陆续撤了出去。“文攻武卫”被撤销了,其捕押的无辜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被释放。其冲击和接管的公安机关军管会又恢复、充实和加强起来。10月,省革委撤销了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大“左”派组织和省贫代会、红代会。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负责人、省革委副主任韩金海,红卫兵山东指挥部负责人、省革委副主任王竹泉,分别于1969年5月停职检查和9月离职。
再次是扭转生产下滑的局面。1969年12月5日,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决定成立生产指挥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同时决定成立16人的生产指挥部的领导小组。这期间,全省各级生产指挥部相继成立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增强了领导力量。这前后,生产指挥部在生产管理方面,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重提技术革命。经过努力,1969年比1968年,山东工农业总产值增长4.72%,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0.22%,农业总产值增长1.79%。
在北京,中央举办的解决山东问题的第一期学习班,于6月22日开班。参加学习班的有省革委会、济南市各级革委会、省和市的部分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军队的代表,共570余人。学习班首先学习党的九大文件。然后,集中50多天的时间学习毛泽东的整党建党的指示和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进行忆苦思甜,开展大批判,揭发、批判王效禹的严重错误;个人进行思想检查、斗私批修,总结经验教训,制定落实《批示》和《十条》的措施。10月17日第一期学习班结束。
在举办学习班期间,7月5日、7月7日、7月19日,中央负责人连续三次接见山东班的领导小组成员,三次参加接见的中央负责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纪登奎。接见中,中央负责人强调了三点。(一)学习班“是党校性质的”,“首先一条是加强党的教育”,“先从解决党员的党性开始”,“开头一课就是把党章学好”。(二)在学习中,“要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共产党是与敌人进行阶级斗争的,党性是个重要问题”。(三)要批判“军政权”论。因为在学习班中流传着“山东是军政权”的观点。
到1969年底,山东两条线的传达、贯彻《批示》和《十条》的高潮基本结束了。从1969年11月至1971年3月,中央陆续免去了王效禹的各项职务,由杨得志担任山东省革委主任、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袁升平担任山东省革委副主任、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第1版)
这时,全省各级权力机构和重要生产部门几乎全是军人掌权,换句话说,是军人政权。
(责任编辑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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