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的中宣部
[ 2010年第12期 文革初的中宣部 郝怀明 ]
中宣部对《海瑞罢官》的反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点燃了。
对姚文元文章这种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的批判,社会舆论一片哗然,仅《文汇报》就收到读者来信来稿3000多件,大多数都不赞成姚文的观点。我周围许多同志都不赞成姚文的观点,我也非常反感,觉得姚文太过分,太可怕,太不讲道理。后来知道,陆定一、周扬也不赞成姚文。陆定一说:“姚文元的文章如果没有最后一部分(按:即诬《海瑞罢官》反党反社会主义部分)就好了。”“吴晗问题一讨论,提出好多问题,清官问题,道德问题,历史人物问题,等等,搞不清楚。”“政治上给人家戴个帽子,人家不敢说话了,我们取得阿Q式的胜利,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周扬说:“姚文元的文章,社会上反映很大,很多人接受不了。这篇文章这样写好不好,还难说。吴晗主观上到底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还不一定。艺术家写东西不一定直接和当时的问题相联系,而是一种思潮。一定说《海瑞罢官》是一个什么具体事件,也不是,而是那几年,他们有一股气,不满意。”副部长许立群、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理论处处长陈道、宣传处处长王宗一、理论处副处长洪禹等也不约而同地表示,姚文把《海瑞罢官》与“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是“牵强附会”,是“生搬硬套”。12月7日,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刊登了上海知识界对姚文的反映:“后两段火气太大”,“批判提得太高是政治上的罗织,陷人于罪”等等。从上到下,部内部外,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基本相同或相近,对姚文均持否定态度。
按照当时党中央的规定,批判吴晗这样全国知名的学者,又是北京市副市长,必须经中宣部批准,并向北京市委通报。可是毛泽东躲在幕后,不按常规出牌。由于对姚文社会普遍反映不好,因此在姚文发表后半个月内,除中共中央华东局控制的华东地区几个省外,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在内,因不明底细,均未予以转载。
从强烈抵制到“和而不同”
当初,《海瑞罢官》上演后,江青曾向中宣部、文化部四位部长、副部长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要批判。但江青既没有说是奉毛泽东之命而来,也没有透露毛泽东有这个看法。这样,几位部长、副部长听了江青的策动,谁都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从思想认识上来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认同江青对《海瑞罢官》那样的看法,何况对吴晗这样的人物,也绝不是江青这个司局级干部表示点不满,就可以兴师动众去批判的。江青在京又找了一位文艺评论家进行策动,也碰了个软钉子,无功而返。
江青是了解毛泽东的心思的。毛泽东把《海瑞罢官》中的“平冤狱”看成是为彭德怀抱不平,替彭德怀翻案,把海瑞逼迫徐阶“退田”看成是要人民公社退田,否定人民公社。一个彭德怀,一个人民公社,这是最足以触痛毛泽东的神经的两件大事,不论哪一件都不能“翻案”。他向江青授意,让江青到上海组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并全力支持文章的发表,这是他在历史关头做出的一个向所谓“修正主义”“夺权”的重大战略决策。
江青说,姚文的写作是在严格的“对外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要“对外保密”,是因为怕“他们”扼杀。这个“外”和“他们”是谁呢?彭真当然是一位,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等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还包括中宣部、北京市委在内。“保密”保了七、八个月,张春桥往来于京沪之间,名为“搞戏”、“修改音乐”,实则“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据说经过九易其稿,现在终于出笼了。
此时的毛泽东仍然不肯露出他暗藏的玄机,下令各报转载姚文,他要试探试探各方尤其是上层如何反映。出乎意料,姚文发表后竟然遭到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强烈抵制,包括来自中央领导层的强烈抵制。
彭真明确表示不赞成把吴晗的问题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来批判。康生起草的《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1965年9月至10月间”一条下面写道:“毛主席早就觉察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同志,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同志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大事记》还说,9月23日,彭真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中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彭真在看了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后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他在家中召集周扬、许立群、吴冷西、邓拓开会,说:“吴晗过去是民主教授,解放后一直靠拢党,反右派时,反章罗联盟比较积极。”在这次会上,中宣部有关同志批评上海发表姚文“为什么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因为中宣部曾有明确规定,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对象必须经中宣部批准。
毛泽东见各报不予转载,更加恼火。他在上海发话,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同彭真、陆定一、北京市委、中宣部摆开了一副决战的架势。
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北京新华书店仍因不明就里没有立即回复。直到29日,才复电同意。
11月26日,彭真明确表示:“吴晗的性质,不属于敌我。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态度鲜明,毫不妥协。
11月28日,在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出面协调之后,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问题,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参加会议。彭真问:“吴晗现在怎样?”邓拓回答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彭真的这句名言,掷地有声,后来成了他“露骨地反对毛主席”的“滔天大罪”。会议决定北京各报分批转载姚文,“以避免震动太大”。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加按语转发姚文,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栏里转发姚文,并加了经周恩来审改过的按语,强调指出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我们的方针是: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的按语都是作为学术问题来对待的,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平等讨论,这显然同毛泽东的政治意图是相背的。毛泽东打电话给周恩来只说“一定要转载”,但没有“透底”,他们是按传统的做法,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问题的。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称《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那是罗瑞卿得知姚文的“来头”后,告诉军报让那么写的。
12月1日,彭真召集周扬、许立群、胡绳、姚溱、吴冷西等开会,说各报都转发了姚文,加了按语,我看还是《人民日报》的按语比较稳重,军报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太早了。现在各报都转载了,以后是讨论的事情了,讨论要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的,赞成姚文元的,各种意见都登才好讨论,要采取“放”的方针,要组织一些有名人士写文章。彭真特别点名要周扬也写一篇。
周扬立即召集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副处长林涧青还有龚育之开会,决定批判《海瑞罢官》的各项工作由林涧青负责,议定任务有三:一是组织文章;二是审查文章;三是反映有关情况。关于组织批评吴晗的文章,当即议定组织三篇,一篇批《海瑞罢官》,主要由龚育之执笔,另外两篇,一篇批吴晗的历史观,一篇批吴晗的道德继承观,分别由《红旗》杂志社的戚本禹、关锋承担。
姚文的“来头”如今已经清楚了,知道是毛泽东的意见,中宣部和周扬理所当然要努力跟上,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在于,姚文那样简单粗暴,对吴晗罗织罪名,不论在知识界还是普通群众中都很反感,那么由中宣部和周扬组织写作的这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就要同姚文的那种批法有所不同。在周扬那里讨论的时候,起草组同志设想,主要是影射问题,说吴“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写得那么实,那么死,可以从一种社会思潮的角度来写,还是上到那个纲上,但要写得稍微活泛些。周扬同意这个设想。他还向起草组同志推荐了星宇的文章《论“清官”》,说这篇文章写得好,他送给陆定一看了,陆也觉得好,说比姚文元的文章水平还高,可以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关于影射问题,在起草组讨论会上,周扬语出惊人。龚育之回忆说:“他还讲了一个意见: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不过,他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
周扬主持的这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题目是《〈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署名方求,刊于1965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文章最后引了列宁很长一段话:“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这个问题也许会使写某人传记的作者感兴趣,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问题毕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历史和政治如何揭露这些集团和派别,如何透过它们‘也是社会主义’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实质。”(列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第459页)当时看了方求的文章,尤其是引用的列宁的这段话,许多人心里感到比较服气。觉得吴晗就像列宁说的那样,他本来要到的房间,自以为“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即“资产阶级实质”的房间。在当时那种情势下,要批吴晗,不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行,只要不说他主观上就是有意识有计划阴谋反党反社会主义,人们在心理上似乎就可以满足了。至少在那时的我就是这样。
就在方求的文章发表之前,周扬约略听到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消息,他立即打电话告诉文章作者,要他们在文章中补上几句。即使自己不想讲影射,但最高领袖讲了,还是要紧跟啊。于是,在文章后面加了这样几句批判《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话:“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然而,一切皆是枉然。“文革”中批判周扬和方求文章对《海瑞罢官》是“假批判、真包庇”,是同姚文元文章“唱对台戏”,是一个“大阴谋”。这当然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当中宣部的同志在得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的意图之后,总的来看,无疑是努力紧跟、积极支持的,是真批判,而不是假批判;同姚文元是同唱一台戏,更不存在什么“大阴谋”。要说“大阴谋”的话,姚文的炮制和出笼那才是货真价实“大阴谋”。当然,方求的文章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同姚文元的文章相比较,确实有所不同,比较注意采取分析的态度,说理的方法,不是那样简单武断粗暴,可以看作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是对姚文元文章的匡正,是在当时情势下在这方面所能做出的一点有限的努力。这样,方求文章虽然也是在批判《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但又同姚文元式的批判区别了开来。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建设的负责人30多人参加会议,传达了头年12月21日,毛泽东指出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他说:“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在毛泽东那里,吴晗的问题一开始就不是作为学术艺术问题而是作为政治问题提出来的,现在说得就更加直截了当了。
会上,彭真讲话强调“放”。他说《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妨碍了放”。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陆定一在会上也对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没有同中宣部打招呼提出批评。他也赞成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彭真、陆定一以至周恩来都是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艺术问题来对待的,这是他们同毛泽东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和分歧。
党内两种不同意见的较量在激烈地进行着,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力图遏制“文革”野火的《二月提纲》
1月17日,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报刊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听取关于讨论《海瑞罢官》的情况和问题。会后根据许立群在会上的归纳和总结,写成《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于1月18日上报五人小组。
根据龚育之的回忆,这个简报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是关于“放”和击中“要害”的问题。大家提出,现在的批评文章,特别是发表揭露吴晗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如何掌握为好?有些同志提出,今后一段时间内,从政治上批评“要害”问题的文章,提到什么程度?发多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二是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三是面向群众的问题。四是关于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问题。都是一些当时觉得比较难以掌握,亟需向上请示的问题。
接着,许立群又陆续送上几个材料。一个是1月26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正月初二他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再一个是1月28日,《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另一个是1月29日,《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郭在信中要求领导批准他辞去一切职务,反映了他的紧张情绪,并按照许立群的意见,整理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作为附件一同送上。还有一个就是1月31日送上的3个材料:《关锋同志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同志在1962年写的一篇杂文》,《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以上材料,总共7个。
1月31日,当汇总为7个材料上送彭真时,许立群还亲笔给彭真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肯定了《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收到的效果,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提出的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对吴晗同志的批判,提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揭露吴晗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报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错误,分寸如何掌握为好?自从彭真同志传达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以来,使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已各发表了一二篇揭露这个“要害”问题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继续修改。关锋、戚本禹写的三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写得十分明显;有的把文章重点,集中地放在论证吴同彭德怀是一伙;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蒋介石论道德的话同吴晗的话对比。上述这些内容,在报刊上公开,好不好?
第二,据收集到的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拉出来公开批判。这些人,有吴晗和赞同吴晗同志观点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相;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报刊,不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学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对此议论颇多。据有些同志反映,现在写文章批判吴晗错误的同志,有的(如关锋、邓拓同志)在1962年也在报刊上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文章的“质量”颇高(《宣教动态》1962年88期曾摘登了两篇)。这些问题,如果说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当时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此事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此,还有两个问题。一是《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1959年)和《海瑞背纤》(沈阳京剧院,1959年)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现在还很少有文章批评。二是京剧演员演过海瑞戏,是否可以不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了?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要求他们负太多的责任。
第三,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已有一定数量,今后的正面文章,似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对于质量差的正面文章,编辑部要帮助修改好再登。能做到文章又多又好,自然最合理想。如果做不到,是否可以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事?
许立群的这封信,可以说是对7个材料的一个总的说明,也是他对有关问题深入思考之后提出的意见。无疑,这对上级领导掌握情况研究对策有重要参考价值。
2月1日,彭真把许立群的信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康生、吴冷西阅(附材料7件,每人一份)。彭真还写了一个注: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
2月3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出席,周扬因患肺癌住院手术缺席。许立群、胡绳、姚溱列席。彭真让许立群将其信的内容及七个材料的情况在会上作了汇报。彭真在会上说,现已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讲《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应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他主张在学术批判中采取“放”的方针,像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要慎重,不要过头。他还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康生在会上讲要批吴晗的“要害”,对其他问题没有表示意见。
陆定一对当时那种极“左”的批判早有意见,他在会上提出要接受斯大林时代的教训,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
会后,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许立群和姚溱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后来通称的《二月提纲》)。
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彭真仍让许立群口头汇报。常委会通过后,彭真又作了修改,并于7日用电话逐字逐句发给了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秘书,呈报毛泽东。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及许立群、胡绳飞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只要毛泽东最后点头认可,这件大事就确定下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彭真仍让许立群作口头汇报。
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赞同《汇报提纲》,但也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毛泽东问彭真,他是否认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又说,如没有证据表明吴与彭德怀有组织上的联系的话,吴还可以继续担任副市长。对这次汇报中毛泽东的态度,及许立群听了之后的反映,当年作为中宣部工作人员随同前往的龚育之在回忆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许到我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
“这时,他才告诉我五人小组会后他和姚溱写了一个《汇报提纲》,并拿出一份印好的《汇报提纲》给我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并且给我传达了汇报时得到的毛主席指示。
“他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
“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毛主席还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背景:在传达了毛主席说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以后,还听到传说,说毛主席还讲了,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意思就是吴晗要罢官。这是一月初关锋告诉林涧青的。)
“对于关锋,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是宽,说,关锋的文章他看过,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说,这好办,把提纲里面的这两句话删掉就是的。
“他随即拿起笔来,删去这两句,还做了一点文字处理。
“他说,学术批判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注意力不在这里了。带来的材料不必发了(我带来了关于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的统计),也没有什么材料要整理了,在这里休息几天,再回北京。
“他要我给北京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告诉姚溱一句话:《汇报提纲》顺利通过。他显出一副非常轻松、潇洒的样子。在中宣部机关里,很多同志都知道,许立群在工作中,格外认真、细致、爱紧张。这一段时间,我看他更是处在精神负担很重的高度紧张状态。现在,向毛主席汇报过了,处理那一系列犯难的问题,心中有底了。我看他一下子松弛开来,把精神负担卸脱了。”(龚育之著:《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第048-049页)
2月12日,许立群、胡绳遵照彭真的嘱咐为《二月提纲》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送常委审阅,经常委通过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2月18日,许立群、胡绳在京召集宣传部门及各报刊负责人的会议传达《二月提纲》。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大家反映很好。
这个《汇报提纲》是一个处理意识形态争论的指导纲领。它指出“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承认吴晗犯有政治错误,但坚持认为学术上的争论应该用学术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来解决。《汇报提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重点是: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的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汇报提纲》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
很明显,《汇报提纲》的这些重要观点是针对当时已经和正在掀起的“左”的狂潮而提出的,力图将这场大批判加以限制,以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避免出现更大的社会动乱。
毛泽东早已认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要以批《海瑞罢官》为由头,以彭真、陆定一、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为突破口,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怎么会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会同意批《海瑞罢官》可以不联系庐山会议呢?但是,毛泽东故布迷魂阵,对《汇报提纲》暂不明确表示反对。他一连问了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叫人摸不清楚他到底是对此表示质疑,还是以反问的口气表示肯定的态度。他又说吴晗照当市长。这样一来,就给彭真、许立群等人造成了某种错觉,误以为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连他的职务也不必变动了。于是,他们如释重负了。
然而,他们错了,大错特错了。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曾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江青面授真经,他说:“我们这个党,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曾问许立群:“杨耳怎么不尖锐了?”许立群在50年代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曾以“杨耳”的笔名写过一篇批判文章,一炮走红,受到毛泽东的赏识,特地邀请他到中南海亲切交谈,要他再写一篇。他果然又写了一篇批判长文。从此大受重用,由团中央调入中宣部,先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然后是处长,随后又升任副部长,并主持常务工作,可谓节节高升,一帆风顺。毛泽东的发问,显然是批评他失去了当年的“政治敏锐性”,没有领会他老人家批判吴晗的政治意图,对他执迷不悟地跟着彭真搞那个《汇报提纲》深为不满。可是,许立群竟没有反应。
就在彭真他们起草《汇报提纲》的同时,在毛泽东的策划下,江青开始了《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炮制。2月2至20日,江青奉毛泽东之命,并得到林彪的应允,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准备向陆定一、周扬以至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大举进攻了。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指出我们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门1962年被解散)。
几天之后,毛泽东的批评就更严厉了。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以及江青、张春桥等人分别或一起谈三次话,批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泽东说,1962年十中全会作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泽东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9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根据就是陆定一、许立群不该说《文汇报》发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应同中宣部“打招呼”,中宣部不应该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暂不发表关锋、戚本禹批《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其实,中宣部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按党中央历来的有关方针政策办事。毛泽东下定决心要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把他所认为的那些所谓“修正主义”的领导者一个个打翻在地,他要拿彭真、陆定一这两位大人物,还有已倒的罗瑞卿、杨尚昆来祭旗,为下一步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扫清道路。
中宣部厄运临头了。
(责任编辑萧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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