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和他的计划生育特区
[ 2010年第12期 梁中堂和他的计划生育特区 毕星星 ]
我们国家从1970年代末期实行计划生育,当时的法规是一胎制。也就是说,夫妇生育超过一胎,按照有关法规,就要接受惩罚。既然是法规,就有强制性。国家工作人员城市居民,超生要开除公职。农村户口主要强制罚款。城市居民这一块,阻力较小。乡村阻力较大,干部强制推行,难免过激。穷困户,有拆房抬锅灶的。强制绝育,出现盲流出去当“超生游击队”。乡村民谣说:老的烧(火葬),小的劁。乡村干部戏说自己的工作,叫做“催粮派款,刮宫流产”,都可以看出限制生育的严厉。
计划生育实行30年,少生人口几个亿,效果明显,但是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中国社会逐渐进入老龄社会,80后一代小两口面对4个老人,加重了赡养负担。城市普遍的一胎化,独生子女的人格缺陷开始凸显。乡村由于重男轻女的生育习惯,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整个人口男女比例接近100比120,婚恋一类社会问题警灯亮起来了。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有的,权衡利弊,梁中堂先生的方案更加合理。
计划生育法规开始推行时,梁中堂先生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梁先生不主张一胎化,他主张两胎化,大致方案是,头胎晚生,两胎加大间隔。梁先生呈报方案,面折廷争,无奈计划生育推行大局已定,不得更改。梁先生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了比较,他申请给他一个区划,在这个区划内,实行他的两胎化方案,若干年以后比较结果。几经努力,国家计生委批准了他的方案,划出山西省翼城县作为试点。这样一来,在全国就出现了一块计划生育“特区”,在这一个小片,生育实行两胎制。
经过近30年的试验,两种方案的长短凸现出来了。30年来,和全国相比,山西翼城的出生率略高于全国千分之零点四,这是一个很微小的差别,完全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人口没有多生,重要的是,这里没有强制一胎化的副作用。人口性别比例大体相当,独生子女问题,养老问题没有形成压力。由于强制节制生育导致的干群冲突,在这里也缓和得多。显然,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
当梁中堂的实验日见斑斓,甘肃酒泉、湖北等地也相继开设试点,一花盛开,点点播撒,梁中堂方案的旺盛的生命力,面向和谐发展的前程,风光无限。
在中国人口增长即将出现拐点的当口,重温梁中堂当年的主张,浮想联翩,心事浩茫。
梁中堂先生的方案,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千士唯唯之时,他有一士谔谔的见解和勇气。国家的大政方针已定,按说已然没有必要再行反对。梁先生面对成法,一则独立思考,二则上书言事,尽力争取,展示了独立人格,峥嵘风骨。事实证明说了不白说,这一块自留地,现在已经成为两个种子两种果实的比较试验。
梁中堂的特立独行,有赖于高层的支持。计划生育属于基本国策,在基本国策这个问题上,当时允许反对意见,竟然给反对意见划出了一块属地,让你自行试验,这表现了这一任领导的胸怀容量。泱泱大国,给反对意见一席之地,是开明,也是负责。治大国若烹小鲜,慎之又慎。时时顾虑另一种可能,决策会更周全。
把梁中堂的实验叫“特区”,不过是我的杜撰。在此前后,国家的确设立了好些特区,比如深圳特区、珠海特区等,不过这些地方,都是正向特区,即是说特区的做法和新出台的政策法规方向一致,搞试点的目的,为了推广。一旦试过水,取得经验,就要推向各地。梁中堂的山西翼城,却是反向特区。这里的试验,目的不是大面积推广。整个国土从南到北,另一种方案已经铺开,形成了浩浩荡荡主流。一小块区域的悖行,只不过为了比较,看看另一套办法有无可取之处。若干年后经过验证,小特区或对或错,总归于资政有益。立此存照,以备参考,无非是这个意思。
没有想到30年的验证,小特区由反向实验变成了正面经验。对于纠正管制生育的偏颇,冷静思考新的人口政策,小特区无疑具有先行一步的意义。不需要再行实验,小特区30年前已经开步。另一条路上,山清水秀,风光无限。
梁中堂先生的计划生育特区,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远的。从此以后,如果遇到重大的决策问题,有了不同意见,可否效仿一下计划生育特区的做法,留出一小块地区,搞一点反向实验?一个试点,与大局无碍,倒可以作为比照,用事实验证当年决策的对错程度。万一需要挽回,也有现成的试点,纠偏有可遵循。
治国大策,舆论一律比较困难。正方反方,唇枪舌剑,即便从善如流,也难免剑走偏锋。谁对谁错,当下难以定论。那就比试比试,留一块小试验田,和大田互相补充。到了收成,自然见了分晓。又比如行进,规定了多数人向东,一部分人向南向北,竟至于向西,当时谁对谁错,难以说清楚,若干年以后走出一段,自然知道谁距离目标最远,正确目标何在。这个时候再选择进取方向,一目了然。小“特区”,好办法。30年光阴惊回首,人们终于发现了梁中堂的先见之明。当人口政策再度引起国人警策,梁先生的国士形象让人敬佩,小特区的举措也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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