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编选得失
[ 2010年第12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编选得失 顾 骧 ]
(一)
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编译局最近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就编选工作而言,这本书有不少可圈可点值得称道之处。我以为,起码有这样两点:这就是尽量避免了“断章取义”的弊端与“掐头去尾”的弊端。在我国,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运用过程中,长期存在以上两种弊端。
先说“断章取义”。这是我们大家都领受过并深受其害的。“断章取义”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非科学方法,它是整人的“棍子”、唬人的“旗帜”……尤其是在拥有垄断真理权力者手里,能够造成极其可怕的后果。“文革”中的打“语录仗”就是这种方法的一场闹剧。即以马克思主义论文艺这类书的编选取而言,就曾有过这种现象。我手头有一本1974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编》(天津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1972-1973年选编),这本书是按问题切割摘编的,其中有一节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天才论’和‘人性论’的批判”。这次我又翻了翻,看它是运用了什么材料论证马、恩批“天才论”的。原来材料还是大家熟悉的,马、恩批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英雄史观的著名论述,只不过是卡莱尔著作中有“天才人物”的词句,这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天才论”的证据。至于恩格斯称过雪莱为“天才的预言家”,则可以不计。联系这本书的编选时间,恍有所悟。原来,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两年,庐山上出现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被领袖称作与林彪摊牌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序幕——庐山会议召开,它的由头就是批陈伯达编选的一套马克思“称天才”的语录,批林彪的“天才论”。“六经注我”这套祖传手法,用起来真是得心应手啊。现在我们手头拿到的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的集子,编选者主观上是尽量避免了这种选集容易犯的“断章取义”的弊端,这是值得称道的。集子对所选著作尽量采取全文照录或是“节选”的办法。因为是文艺的专题文集,由于篇幅关系,对于被选录的长篇论著,只将某些章节涉及文艺问题“节选”,也是不得已,似应被认可。
当然,如何“节选”,选什么,不选什么,还是有可商榷之处。依我之见,既然选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么,它的第七章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似应节录,毋使遗漏。也许编者会说,我们选录的是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我说,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农民问题太深刻了,太重要了。它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至关紧要。百年来,农村生活是我国文学的最重要题材,农民是文学一以贯之的中心人物形象。文学史家王瑶称,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把农民当作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第一人”。从“阿Q正传”到“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到“创业史”、“山乡巨变”、“李双双小传”、到“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各式各样的农民形象,构成了现当代文学一条缤纷的人物画廊。可以这样说,作家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和把握是否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生活实际,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经典论述,它的思想与认识价值,艺术上成就的高低、优劣、成败,具有关键性意义。马克思说:小农“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对农民阶级所作的透剔分析,是不易之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这些现代文明观念,农民作为阶级本身是提不出来的。农民只会盼望“圣主”、“明君”、“好皇帝”,呼唤“大救星”,歌颂“永不落的太阳”带给他们雨露和阳光。农民是皇权主义者,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是“奴性”意识。20世纪中国的两位伟人,政治家毛泽东与文学家鲁迅,他们都是农民问题专家。毛泽东靠农民问题起家,他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高度评价农民,他称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他提出中国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对文学家的鲁迅推崇与评价备至,他称鲁迅是“中国第一等圣人”,他说他与鲁迅“心是相通”的。不过,政治家的毛泽东对文学家的鲁迅,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不无訾议之处。30年代末在延安,毛泽东与周扬谈话(参见《周扬文集》第五卷,第146页)以及给周扬的信(见《毛泽东文艺论集》),认为鲁迅在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有偏颇。说“鲁迅看到农民的消极落后一面而没有看到农民的积极的革命方面。”说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而“忽略其英勇斗争”一面,“即民主主义的一面。”在对农民问题认识上,毛鲁的歧见,经过70年的沧桑岁月,经过实践对历史的检验,应该说是非了然可辨了。应该说谁更接近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正确论断,也准的有依了。
有人用“一二三”简括一部中国社会封建史,这就是2000多年漫长的帝王专制历史,经过1000多次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结果呢?前后更替了300多位皇帝罢了。一直到辛亥革命,西学东渐,才得以推翻帝制。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专制主义文化阴魂不散,绵远流长。抗战胜利后推翻蒋家王朝的三年解放战争,其势若暴风骤雨,其力似雷霆万钧。国共双方动员兵力超过100万的中外闻名的淮海大战的胜利,陈毅用文学的语言道出:这是(鲁皖豫苏)农民用小车子推出来的。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何尝不是全国农民用小车子推出来的?中国农民的力量惊人。江山易主,朝代更迭。打下江山,坐上江山之后呢?用顾准同志提出的命题:“娜拉出走之后”呢?“土地改革”以后那几年的农村,过春节,普遍流行的一副春联是“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在这之后几年的时间里,在农村实行了强制集体化。农民的大红土地证作废了,大牲畜、大农具归公了;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第一次被剥夺,生产资料被剥夺。据说党内那些忠贞务实之士都是“小脚女人”,看不到农民的积极性,感觉不到“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势头。不多时日,又在农村推行了“乌托邦”式的人民公社化的实验。农民成了类似“农奴”的“社员”。农民第二次被剥夺,农民的生活资料部分被剥夺。农民收获的庄稼,只能用“工分”从干部手里换取,听凭施舍。高指标,高征购,农民的口粮、牲口粮、种子粮都被搜罗一空。到了“大饥荒”三年,饿殍载道,易子相食。全国饿死3000余万人。(参见杨继绳《墓碑》等)。河南等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外出逃荒都被禁堵,以免给“三面红旗”抹黑。人的最起码最基本权利,生存权、生命权被剥夺。人们经历了一个用“革命”、“主义”的华包装起来的现代个人迷信时代,也是广大农民匍匐在神明脚下的蒙昧时代。如今回味一下80多年前,鲁迅对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叹,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啊!1978年以后的思想启蒙运动到来,有三件重大的重新发现。这就是一,人的重新发现。将“神”从神坛上请下来,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二,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若干被阉割、被打入冷宫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如人道主义等,从尘封中被重新发现。三,鲁迅的重新发现。曾经被歪曲、近来又被戴上“后殖民”帽子的鲁迅思想价值的重新发现。再重新读一读鲁迅的《药》,那用醮着烈士鲜血的馒头给儿子治病的华老栓精神的麻木与奴性,联系又过了80余年的风雨苍黄历史,怎不使人百感交集。昔日在延安,正当而立之年并燃起个人崇拜之火的周扬,倾听毛评鲁的一番话,大概只有聆受的份子;40多年岁月流逝,已过古稀之年的周扬,对历史、岁月、人生有了自己的明确判断;对毛鲁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的是非,实际上表明了自己鲜明的看法。他说,鲁迅“对中国现实和全部历史,观察之深,解剖之透,是我们许多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周扬文集》第五卷,第137页)中国2000多年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是有别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概念)是渗透在中国政教礼俗方方面面,弥漫在民族心理深处的专制主义。这是一个合二而一的结构。在上一方面是专制主义,在下一方面是奴隶主义。鲁迅说,中国农民2000多年的历史,无非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或者换一句话说,无非是专制主义的皇权“维稳”得以实施与“维稳”受到挑战与破坏的时代交替。应该说“五四”以来对中国历史、社会,对中国农民看得最深、最透的鲁迅是第一人。中国庞大、强大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决定着中国国民性;对这种国民性进行改造,强烈地、迫切地追求人的精神独立,是鲁迅毕生为之韧性战斗的文学总主题:他所创造的阿Q就是长期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国民性的典型。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文学是伟大的,首先是他思想是伟大的。旁观者清,一位日本朋友新居格说,鲁迅“与其说他是文学家,毋宁说是更大的思想家。”“若问鲁迅为什么占中国文坛的最高地位?实因他有这种价值,就是他有思想,不仅是作家。”近年来,文学界在讨论为什么新时期30年还没有出现伟大的文学家,出现文学经典,难道不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吗?
将鲁迅的文学作品,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理论作品,对照阅读,将令人神会。
再说“掐头去尾”。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运用,采取“掐头去尾”的方法,曾经是前苏联与斯大林控制共产国际的基本倾向。我国也曾有过。任何一种较大影响的文化、学术思潮流派,都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过程,显出阶段性,保留着连续性。有人将《哲学的贫困》与《共产党宣言》发表前的马克思主义称作“早期马克思”或“青年马克思”阶段。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又活了12年于1895年去世,这12年被人称为“晚年恩格斯”阶段。有人大斧一挥,拦腰一砍三截,掐头去尾,只取“火烧中段”。这些自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越俎代庖,将马克思某些早期极其重要的著作,认为有“黑格尔的遗迹”而踢出马克思主义的门外,对晚年恩格斯若干重要论断、原理,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或是漠然对之,或是指桑骂槐,标上伯恩斯坦之名大批特批。值得赞赏的是这本文献选集,注意到了努力克服这种“掐头去尾”的弊端。
我十分赞赏这本书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收录,虽然还是“节选”,但基本内容都包括了。这是编选者的胆识,也是这类马克思论文艺选本创造性之举。因为在我印象中,这是首见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著作手稿》(以下简称“手稿”)1927年被发现问世,1932年全文发表。被“马克思学”学者广泛注意。甚至有人认为此文发表赋予马克思主义第三次生命。“手稿”不仅是青年马克思重要著作,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其思想应该说从青年马克思到晚年恩格斯未曾断线。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来“异化”的概念,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出发点,改造了费尔巴哈“人性异化”的抽象性,提出了“劳动的异化”科学思想,以此为理论基础,集中地详尽地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他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为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手稿”集中地、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人的本质的异化思想和人本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手稿”在我国1956年由人民大学何思敬教授全文翻译出版。“文革”结束后,敏锐的思想家周扬、王若水等发现了这一理论的价值,提出了探讨。孰料竟遭到一顿上纲上线劈头盖脸的围攻和批判。有恃权仗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别出心裁地罗列了文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十大论点,将“社会主义异化论”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文艺十论之首,设坛批判。此事又一次表明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之深厚。悲夫!
这部文艺论著选编,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一处几十年的错译作了更正。这里一个字的正译,却牵连到一场大的哲学争论,意义不同凡响。这就是被恩格斯称作“是非常宝贵的”,“作为包含着新世界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条的第一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着重点是我所加。该译文源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这里,现今的译文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事物“不是从主体去理解”。而以往的译文,都是对事物“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仍按旧译(参见该书〈一〉第3页)。这一个字的译文差误牵连到一场大的哲学论争。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到本体论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是现实的人或是实践的人。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因此,实践是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这是实践的真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是实践的唯人主义,我赞成这样的概括。这种概括能够比较鲜明地有别于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特色。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客观性、主体性与创造性的特征。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现实世界的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它体现了主体性社会性的统一。鉴于以往哲学教科书中将人、实践、精神都看成是单纯的、消极的、被动的,实践哲学一个重要特征主体性惹人注意。1980年代以后,主体性哲学、主体性美学勃兴。甚至文学中也有人提出文学主体性的命题,引起文学界朋友兴趣。然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主体性特征却受到一些人质疑,认为有“唯心主义”嫌疑。当人们认真检索校订之后发现,这个“主体性”命题是从老祖宗那儿来的,恰恰出之马克思之口,是马克思书上写的。为什么几十年间将一个字误译?致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主体性揭示被湮没?当然,它也只能蒙我们这样不懂德文、不能直接阅读德文原著的人。现在编译局做了一件好事,终于在中国人中还了马克思原著的本来面目。
“晚年恩格斯”是一篇大文章。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独立活动的12年,不仅是恩格斯人生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重要阶段。我注意到本书收录了恩格斯晚年指导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工作的书信,其中几封具有针对性的、纠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上的庸俗化、简单化、机械化的错误倾向的文艺问题信件。但是,我想这本文献集若有可能,是否收进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会更佳?此文是恩格斯逝世前的五个月写的,是他一生最后一部著作,也可看着晚年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因为本文献集已收录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节选);若将这两本写作相隔30多年的著作相互关联,参照阅读,将会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更全面、更完整。
19世纪90年代,欧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上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高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新的股份制等社会化因素。政治上,1890年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社会民主党走上公开合法政治舞台,通过选举,进入了代议制权力中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恩格斯在指导第二国际斗争中,与时俱进,自我反省,自我修正。根据历史实践的检验,对若干理论问题,坦承“错了”、“不对”、“过时”等(《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恩格斯实际上接受了“契约论”的共和国政治形式的国家学说,由此提出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存着和平的逐步的渐进的道路。恩格斯晚年,在领导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斗争中,开拓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重大历史性转变。
1995年恩格斯逝世100周年纪念。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学领域开展了广泛的、持续的纪念、研究热潮。而在我们这儿却动静不大,也不及马克思忌辰100周年,还有隆重的纪念会与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不过结果是以尽人皆知的尴尬收场,大概有关方面有所顾忌吧。好在,之后的三年,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开展了一场关于民主社会主义大讨论,实际上是对“晚年恩格斯”的思想资源重新认识结合实际生活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我国宪政民主现代化进程中影响深远。可喜的是当局虽不赞成讨论的主题,在主流媒体上发表了表态性短文;可是网开一面,允许讨论的进行;能够做到我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是我维护你说出你意见的权利。这是一大进步。
(二)
这个“选读本”的“编选说明”称,“努力做到不遗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世界观、方法论、文艺基本理论和包含有重要文艺观点的文章。”编选者列入这个选读本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外,还有列宁、斯大林。对于将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捆绑在一起,同等配列,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合集,这样的编选,我不以为然,窃以为不妥。
斯大林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难道今天我们还舍不得丢掉这把“刀子”吗?还拘泥于50多年前说的“三七开”之类话吗?应该说自苏共二十大“解冻”以后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苏共亡党后近20年来,有关斯大林的档案材料大量披露,对斯大林的研究相当深入。斯大林何许人也,他的面目早已皂白可辨了。自列宁去世后,他运用纵横捭阖的权术,将当时苏共六名核心领导成员,以整“反对派”名义,干掉了五人,树立了他独裁统治的权威,开始推行对他的个人崇拜。接着是施行1937-1940年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大清洗”,滥杀无辜。杀死多少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说是60多万,以后陆续透露的材料表明,政治“大清洗”加上上世纪30年代初的强迫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被迫害致死达数百万人。数字的差异改变不了斯大林“暴君”形象的实质。前不久,波兰国殇,使更多人知道被谎言隐瞒了50年的“卡廷惨案”;那令人发指的屠杀,是斯大林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现任俄罗斯总理普京说出了有良知的话:“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犯下的这些罪行辩护。”要说这样的“暴君”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
以往,中共受斯大林控制的第三国际的影响,囿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曾经将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立,尊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每临重大节日,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他们四个人的画像,在各种公共场合如会议厅、办公室,悬挂马、恩、列、斯相片。如今,随着历史真相的显露,中共早已改变了这样的做法,这是人所共见的。
即以“马克思主义论文艺”这类文论选集而言,也非是一成不变的“马恩列斯论文艺”一种编法。此事始作俑者是周扬。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他编选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与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些论述。这本书虽然对促进中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起了不小作用,但是在它的“序言”中,对毛泽东的《讲话》作了过分的吹捧,开始了“神话”《讲话》风气之先河,还不及郭沫若在《讲话》发表后的反映客观和冷静。郭氏说《讲话》中有“经”有“权”。虽然毛泽东谦逊地说,将他的《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后觉得不称”,它是“不能这样配的”。(《毛泽东文艺论集》)但显然是感激的。在这之后,周扬的地位提升了。他身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又兼任了延安大学校长,并仍兼任鲁艺院长。不过公平地说,他在1940年编校出版并作为“鲁艺丛书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还是比较审慎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1年曹葆华同志第一次以“马恩列斯”并提编了一本“论文艺”的选集,以后多次重印。可是,在以后的60多年中,也有多种选录的编辑方式。如,60年代打中苏论战,为了打列宁牌,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曾出版了一本《列宁论文艺》。“文革”结束后的1984年,该社又出版了一本单独具名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选读本。可见,以往也并非只有“马、恩、列、斯”论“文艺”这样一种样式的选读本。现在,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央编译局为何倒退,又将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编成了这样一个选读本?我难以理解。
或许编选者会说:“人归人,文归文”,“我们着眼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好,就理论说理论,让我们看看斯大林文艺理论价值,它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单以本书所选辑的两部著作而言,其一,《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其文发表于1950年的《真理报》,那时,新中国刚建立,那时,不仅在苏联,即使在“一边倒”的中国,文化界也着实热闹了一番,我们都曾奉命学习。令广大知识分子惊叹的是,共产党的领袖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万能上帝”啊,不仅是政治家、革命理论家,而且对语言学这样专而又专的学术问题也是“权威”。须知,语言学的大家,往往是要穷其毕生精力,孜孜以求造成的。比如我国的赵元任、罗常培、王力、吕叔湘,谁不是“皓首穷经”?斯大林在1929年曾与布哈林一起申报苏联科学院院士资格评选,大概那时“个人崇拜”刚露头,苏联的知识分子不买斯大林的账,他没有过硬的学术著作,选举中得票数不足,被刷掉了,落选了。而布哈林在一次大战前的1913年,就有经济学著作问世而获选院士资格,弄得斯大林好没面子。翻翻《斯大林年谱》,斯大林是在什么长时段啃这块学术性很强的硬骨头“语言学”问题的呢?他是一位职业政治家啊!斯大林去世后,不断有材料说,斯大林这部著作是由别人捉刀代笔的。是否如此,笔者未见到确凿的档案材料,不便妄断。不过此一说不妨存疑。退一步说,这部著作百分之百是斯大林个人研究心得,这部著作价值何在?这部著作无非说“语言”不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现象,“语言”没有阶级性。这样人间常理,具有多大的马克思主文艺理论价值呢?要说在特定条件与时间,它具有一定意义的话,那就是它用“暗转”的方法,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自然科学也没有阶级性,给人们卸下头上的“紧箍咒”。在苏联,自1930年斯大林的“秘密谈话”(现藏于“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以后不仅对社会科学,包括对自然科学进行“全面”“进攻”和“批判”。一些科学思想、科学流派被扣上“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伪科学”帽子。生物学家被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家和资产阶级生物学家”,遗传学、农学化学、育种学、微生物学……和有关科学家遭受致命打击和迫害。照理,斯大林的这部著作发表应该改弦易辙,有所匡正了吧,可是这部著作发表前两年的1948年,斯大林又一次力挺李森科,重新掀起对遗传学摧毁性的打击,并旁及其它领域。1950年后并未停止,还殃及我国。这就是斯大林理论的价值!
再说这本书选录的斯大林另一篇谈民族文化的著作,他批判了“民族文化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命题。民族文化只是“形式”,我们曾奉为圭臬,不敢过线,害苦了我们几十年。
这本文献选集,选辑了两位德国人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俄国人列宁、斯大林。列宁已入录置而不论,在俄国人中,要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和本身具有的理论价值而论,首选的应是普列汉诺夫,无论如何轮不到斯大林。
普列汉诺夫,学识渊博,思想深邃。他的书,列宁誉之为“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的《没有地址的信》,是世所公认的美学经典。尤其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个“社会心理层次”的学说。(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273页,第三卷,第196页。)这是他杰出的发现。对此,他作了系统的论证。“社会心理层次”说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文学艺术之间复杂、曲折的制约与被制约,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相互联系的途径、特点等作了更加明晰的揭示,是开启文学艺术奥秘之宫的一把得力的钥匙。“社会心理层次”论应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的发展和补充,也是普列汉诺夫对晚年恩格斯进行的探索来不及实现的继续和完成。这是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大奉献,具有重要的文艺理论价值与意义。我不明白,本书的编选为何舍普列汉诺夫,而取斯大林?
我们何时能最终走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阴影啊!
(根据2010年6月21日会上发言补充、整理)
(责任编辑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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