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让农民有自由选择权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大问题，在新中国建立前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当时无论城里人到农村打工或当地主，还是农民进城打工、居住，都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后来城乡户口限制把农民变成"二等公民"，这个政策非常糟糕。
这种糟糕政策的进一步延续，认为农业应该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导致农村长期补贴城市，农民财富增长的速度追不上城里人，最终扩大了城乡差距。
把农民限制在农村，是无法极大增加农民收入的，而且也很难突破城乡二元结构。
从长远看，不能靠农业提高农民收入，因为就算农业再增产，一亩地一年产出也不过 1000 元至 2000 元，而在城里打工，一个月就能挣一两千元。
因此，提高农民收入，不能把农民留在农村，也不仅仅是提高农业效率的问题。
中国的"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收入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不在农业，而是农民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发达国家的农民只占其总人口的 5% 以下，它们的农业很发达，农民吃穿不成问题。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后，他不会再增加吃方面的消费，而会把钱用在住宅、娱乐等方面。
所以，解决农业的问题还是要靠非农。只有让农民流动起来，进到城里，富裕起来，最终变为城市人，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
也就是说，解决农民的问题需要依靠城市化的发展，为农民多提供一条出路，使愿意进城的农民能进城，并且安居乐业。
进出城市要自由
从根本上讲，要让农民有自由选择权。他们愿意进城，就可以进城；不愿意进城，就可以留在农村。这并不是强制农民做什么，而是给他们增加一个选择，本来不允许做的事情，现在可以做了。多增加一个选择肯定是好事情，如果农民认为增加的选择不好，可以不选择。
在出台更多的政策之前，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政策的目标是什么？
目前各地进行的城乡一体化改革，包括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实验，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完全自愿。
中国过去有很多好心办坏事的经历，政府认为好的事情，老百姓不一定这么认为。而政府又要强制这么做，就容易把事情搞糟。
当年搞农业合作化便是如此。农民不愿搞合作化，但政府认为合作化对农民有好处，规模经济能提高效率，于是就强制农民合作化。
为什么农民不愿搞合作化？
效率可能提高了，但分配问题没解决，多作贡献的人不能得到更多的分配，所以农民不愿意。农民不愿意政府就强制，一直从高级社最后搞到人民公社。农民变相罢工，全国人民挨了许多年的饿。
农村改革后，这个问题没有了。 1978 年包产到户，农民积极性提高，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为什么？因为农民有了自由选择权。
市场为什么要自由，是同样的道理。每个人都会选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去利用各种关系和资源，这种组合一定是对社会有好处的。
尽管重庆目前的政策表明农民可以自由选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有强迫农民转户的措施。例如，农村孩子上重庆的大学，来的时候户口是农村，必须转成城市户口，不然就不能申请奖学金等。这是很不公平的，也违反了自由选择的原则。
重庆以土地换城市公共服务的设想，虽然比完全僵化好一些，但里面的问题也很多，我们不能重蹈好心办坏事的覆辙。
农地产权应私有化
除了重庆，成都关于城乡统筹最近也出台了一个办法，就是取消城乡差别，把自由选择的障碍拿掉。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增加选择权，城里人可以选择到农村去，农村人可以选择到城里来，没有什么城乡区别。
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但成都的做法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钱从哪来？成都一些新建的农民房都有车库，固然很好，但是，这个办法是不是适用于每个城市或地区？
如何处理土地、农地，是农民进城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土地问题比较复杂，主要是体现在土地的用途这一点。例如，究竟是什么用地，是城市用地，还是工业用地等等，政府的权力特别大，由它说了算，而不是由市场来配置。
为什么我比较赞成现在农村的耕地私有化？我们的耕地非常紧张，要把它用好。但现在全国各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土地配置不合理，造成浪费。这就需要调整用途，具体的问题需要灵活调整。
成都的改革叫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只是土地，还包括资本和人员都能流动。所谓的流动就是有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机会，从而提高效率。
所以，土地的使用一定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土地的所有权，可以交换，有价格，没有选择的障碍，效率才能提高。
这就需要土地能被定价，土地质量不一样价格就不一样。有了价格，农民就可以得到补偿，如果坏地变好地就再花点钱。
政府此前的补贴妨碍了市场，起到负面作用。现在的做法不是妨碍市场，而是撬动市场，通过政府很少的钱撬动市场的大钱，而且政府退出，不是直接进入市场。
此前我们投入支持农业的资金中，有很多钱花得很冤，产生了负面作用。这其中也不乏产生正面效果的政策，比如取消农业税就很好，不但没有破坏市场，还能帮助市场。
需要谨记的一条道理是，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没有障碍地流动，是提高效率的最好办法。如果能在实际执行中不走样，这是一条很好的路子。
可能有人担心，农地可以转让后，会出现土地兼并以及大资本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
从效率的角度看，兼并是好事。我们总讲农业要集约化，所谓集约化就是要有规模。集约化，兼并土地搞大农庄，提高了效率，但又产生一个公平问题。一些人把土地卖了，就没有土地所带来的收入来源。所以，我们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
从长远看，把阻碍提高效率的政策取消，该兼并就兼并，该分散就分散，它会自己找到一种合适的解决办法。但收入问题如何解决？这就要靠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的另外一条路，就是政府、社会团体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如此一来，两头就都能兼顾到了。
另一个办法是靠中介组织。农民可以不直接跟大企业打交道，而是通过中介来进行土地的交换。如此可以避免大企业欺骗农民，因为与农民相比，中介更清楚土地的价格。
万全的办法是不存在的，房地产组织、合作社、政府可能都会欺骗农民。不过，中介组织受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的约束，而且如果公司之间相互竞争，相对会好些。
政府有义务提供住房
从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政府的责任主要是要搞清楚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
GDP 是企业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政府应该彻底摆脱对经济的参与，让市场进行自我调节。尤其是政府不能以赚钱为目标，不能公司化。
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主持正义，制造一个正义的环境就可以了。对于社会上的穷人，政府和民间组织都可以起到帮助作用。
发达国家大部分的税收都用到了社会保障方面，民间的各种帮扶组织都很发达。
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社会保障不健全，政府不但不把税收多用在社会保障方面，还从中赚钱。
体现在城市化上，社会保障最大的问题就是住房问题。很多人没意识到住房是人权的一部分，这个权利是必须要具有的。
那么，住房由谁来提供呢？要由政府提供。政府有义务给百姓提供房子住，但没有义务帮百姓买房子，满足你对住房的占有欲，当然也没有义务保证你能住好的房子。
住房的不公平，是人类社会不公平的集中表现，永远存在。
从奴隶社会到现在，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住房问题都很难解决。
政府只能保证你有一个起码条件的住房，而这个"起码条件"是什么条件，要看国家的经济实力。
农民进城没有地方住，或者住宿条件极差，要想消除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政府应该在住房方面多下功夫。当然，有很多方案，比如建廉租房、给进城农民发补贴等。
农民自己找房住，开发商会开发一批适合他们的住房。农民花钱去住，开发商挣钱，政府给一定补贴，这是最好的方式，由市场来解决配置资源的问题。
这就涉及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形成城市贫民窟的问题。
贫民窟的出现是低收入人群选择的结果，在外人看来这并不好，但他们认为这样挺好。这是低收入人群的自由选择，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选择这个。
有没有减少贫民窟的办法？有，发住房补贴。政府给低收入人群一些钱，让他们自己去找合适的房租下来。拿北京来讲，如果一个月政府补贴 1000 元，自己再补贴三五百元，就可以租一个有厨房和卫生间的住处了。
贫民窟问题要慢慢解决，北京现在的规定是 15 个人以上一间房是不合法的，但这只是个人数的标准，还有采暖、厕所、厨房等标准。
我们要想避免贫民窟的产生，就要给他一个比贫民窟更好的选择，并且使他能选择得起。
只有自由选择，才会有最好的城市化。
（《财经》杂志记者许瑶采访并整理，本文见《财经》杂志 2011 年第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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