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缀言
冯象：《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缀言
本书 的面世，比预期早了五年。
二〇〇六年夏，《 宽宽信箱 》与《 摩西五经 》交稿，随即全力以赴投入《 智慧书 》和《 新约 》的译注，没有计划也无暇旁骛。故译经期间只写了零星的“孤文”，或者回国讲学时同报刊编辑、记者做几篇访谈。满以为结集成书，总归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但〇九年秋开始，至清华服务，社会活动大增——当然也不无享受，如老友沈林的戏和夜半不散的“会饮”，似重温少年时代“亵渎的酣畅”（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语）——出于职责跟友情，应邀在京、沪、杭、湘、港等地各大院校做了些讲演：关于法律和宗教信仰，关于职业伦理、政治伦理、革命与背叛，关于《圣经》同戏剧文学。然而，就始终挤不出时间，把那些其实在课上都讲过的东西一样样整理出来。据说网上有部分讲座的录音，皆未经授权，我没法负责。再者，我的习惯，是讲座不讲完稿了的文章或构想成熟、即将动笔的题目。所以还有一条免责的理由：将来成文发表，一定是完全不同的模样；而且即使其中某些论点论述和例证不变，文字表述因经过斟酌删削，也会比口语来得准确。
这样，少数修订成文的，加上若干“孤文”与访谈，计三十一篇，便是本书上编的内容。文章的背景无须赘言，都是一目了然的。唯有开头的长文《 约伯福音 》需要稍加说明，因下编《约伯记》译注是同它相配的。
《约伯记》译注起笔较早，〇五年秋已成初稿，二手文献亦摘录完毕。故 《木腿正义》增订版 （2007）的勒口简介，有“即出”字样。但文章拟了一份提纲，就拖下来了。原因是，译注《 创世记 》时发现，若是先写故事或论文，译经随后，两者的术语跟经文风格难免发生龃龉，修订反而费事。故此决定，应至少译出三卷，配搭的文章方可着手，全面铺开。译经虽是极艰巨的工程，但归根结蒂，是“带着脚镣跳舞”的一种“再创作”。更要紧的是，将圣书的教导同中国问题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加以形象化的及理论上的阐发，才能上升为真正的“创作”。这道理听来或许有点别样，让我从头讲起。
治西学有一悖论，早年在云南边疆自学外语时，我就琢磨过。比如钻研中世纪文学和《圣经》，一步步走进但丁的十层地狱，“抛下一切希望”（lasciate ogne speranza，《神曲·地狱篇》3:9），一去二十年。可待到爬回人世，来到星光下面，写给谁看？又怎么写？我想，不外乎有三条路可走。其一是如傅雷先生、汝龙先生那样，以翻译文学为生，为事业。那个年代，对于不甘沉沦，因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九类家庭成分）而上大学无门的下乡知青，这是现实的选择。只是单纯搞译介，有点“替人做嫁衣裳”的味道，不够十分理想。其二，是争取做研究，例如撰写文学史什么的。但此类工作一般须依附一间机构，大学或研究所，才有条件开展。何况西学的前沿、第一手资料在西方，那是要有机会出国深造才能得到系统训练，并参与竞争的。一个在哀牢山寨捱着“再教育”的知青，哪敢有这种奢望！诚然，形势已悄悄起了变化：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外语人才渐受重视。有个女同学，上外附中的高材生，父亲平反早，便是那会儿被选派出国留学的。寄回来许多彩色照片，让我们只晓得黑白胶卷、不知“傻瓜”相机为何物的人惊讶、赞叹了好半天。此外，还有一段难忘的小插曲，就在那“读书无用论”嚣张的日子里，有一“异族先知”预言，说有朝一日我也会出国。故事是这样的：
昆明往越南的窄轨铁路沿线有一座开远城，系滇南工业重镇。城里开咖啡店的越侨当中，有位阮克旺先生。这阮先生人称“掰脚”，说是念高中时报名下乡参加土改，染上风湿还坚持战斗，延误了治疗，留下的腿疾。但他性格开朗，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吉他，在当地颇有名气。那阵子我想学吉他，从广州买了一把“红棉牌”，来开远解放军化肥厂找好友惠蒙玩。惠蒙便带我上阮先生家，请他教我入门，并演示绝活。他弹了好些俄国曲子，细长的手指抚弄着琴弦，像生了翅膀似的飞舞，美极了。听说我在学英、法、俄语，他笑道：Doctor，你将来是要出国读书的！打那以后，惠蒙他们一伙工人便管我叫“博士”了。
言归正传。那第三条路，才是我认真考虑并决心试探的，即创作。就是从西学入手，重新思考中国的问题，写中国的故事，做中国的学问。这样，既不必依赖任何机构，多年的底层生活经验、想象力和翻译技能也可派上用场——翻译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为攀登创作高度而必具的一项条件。
我觉得，这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是可取的学习和事业之途。后来，果真被阮先生言中，不仅考上了大学，还负笈美国。但长远的写作目标就再没有变过，不论攻读文学还是法律，考察宗教抑或政治。从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到《 玻璃岛 》演义亚瑟王故事，从《创世记》传说到《宽宽信箱》探讨译经，从《木腿正义》到《 政法笔记 》批判“形式法治”，都是朝着同一目标努力的尝试。
译注《约伯记》也是如此。其严峻的挑战，乃是要求我们沉思，回答一个最根本的宗教、伦理和社会正义问题：好人为什么受苦？这道难题，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圣贤哲睿诠解，但永远在我称之为善良的人们的“信与忘”之间徘徊。《约伯福音》二十二短章，便是又一个译经人为之“上下而求索”的记录。我以为，藉此求索引导本书上编展开或涉及的各个论题，襄助读者研读《约伯记》，刺激感想并得出各自的结论，应是一个不错而有趣的配置。
书稿付梓之日，当是感恩之时。第一要感谢的，是参加构筑我的两门课“法律与宗教”、“法律与伦理”的同学。他们在课上课下的优异表现和思想碰撞，毕业后多元的事业选择，对我而言，不啻教书最大的乐趣跟回报。而这一切之成为可能，要感谢振民院长及清华法学院同仁的热情帮助和关心。部分文献的检索借阅与收集，则多亏了志勇（现已在北航任教）和两位助教李陶、亦鲁费心费力。同样，《 Re：致辞与山寨 》一文落笔前做的小调查，得谢谢所有贡献了看法的北大同学。
上编所收文章，曾发表在《读书》、《上海书评》、《书城》、《万象》、《南方周末》、《北大政治与法律评论》和《人民法院报》，也有登在香港《信报》跟《苹果日报》的。蒙诸位编辑先生/女士不弃，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要特别谢谢新华发集团老总孙君志华的支持，包括不时分享他的企业家智慧，连同会馆佳肴。
上下编文章同经文译注，内子细读了不止一遍。稿纸上她写得满满的修改意见与评语，是新书蒙福的一个标帜。
新书，题献给帕蒂老师。
弹指之间，三十一年过去。当初，她将“六八年人”的“火种的残灰”带到昆明，教我懂得，“上帝已死”（尼采《苏鲁支语录·前言》）。在她的小书架上，我第一次读到一种绝望但又强大之极的对上帝与人类的控诉，维泽尔（Eli Wiesel）的《夜》，还有西蒙娜“海狸”波伏娃的《第二性》，以及那位更深邃、神秘而圣洁的西蒙娜——无与伦比的苇叶（Simone Weil, 1909~1943）。
如今，在她的苏格兰牧场，她说还收藏着我给她的全部书简和诗，将来要传给儿子，就是从前拉着我搭积木的那个金发小童。在她迎着海风，送纯种羊去骷髅地修道院岛（Golgotha Monastery Island）的路上，她说，常惦念着我的写作。所以我敢肯定，当她牵着羊儿登上小岛，来到白衣修士中间，当“至圣救赎主的儿子”（filii sanctissimi Redemptoris）齐集，开始吟唱“Ave Maria”时，她能听见我的祝福、我的保证：
那残灰落处，已重新点燃了火种。
二〇一一年八月于麻省新伯利港铁盆斋，原载《书城》12/2011
冯象 ：《 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 》，北京三联，2012。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第二性》（
The Second Sex
），H.M. Parshley英译，Vintage Books, 1989。
尼采：《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97。
维泽尔（Eli Wiesel）：《夜》（
La nuit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58。
《苇叶读本》（
Simone Weil Reader
），George Panichas编，Moyer Bell,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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