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政府”：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中性政府”：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中国大陆 #政经
□“政见”观察员 王磬
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是否应该归功于一个“善于干预市场的威权政府”？所谓“中国模式”，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威权政府+市场经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姚洋 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获得经济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拥有一个“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特征是“无偏的利益、有偏的政策”，这使得它具有不同于“威权政府”和“民主政府”的优势，也非常有效地保障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在 《威权政府还是中性政府》 一文中，姚洋提出，以“威权政府+市场经济”的所谓“北京模式”[1]来总结“中国模式”，极容易掉入冷战以来的“民主-独裁”、“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这样的两分法所设定的陷阱。把中国经济的成功说成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与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历程南辕北辙。恰恰相反，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做的，正是“华盛顿共识”[2]倡导的东西，如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开放的市场和保护产权。
姚洋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获得经济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拥有一个“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ness government）：即不长期偏向某些社会群体的政府。“disinterestedness”的含义是“在观察事物时不带入个人感情”，这提示了中性政府的一个特性：在制定政策，往往不关注群体的政治和社会身份，因此可以不受社会利益集团的限制，放开手脚把资源分配给那些最具生产力的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姚洋提出，可以用“无偏的利益、有偏的政策”来概括中性政府的特征。
“无偏的利益”体现在，中国政府既没有屈服于精英的力量，也没有迁就民众的短期利益，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主要是以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为导向。例如，为了改革价格体制，从1985年开始实行的价格双轨制。由于价格的差异创造了巨大寻租空间，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可以从中牟利。为了保障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1990年初，双重价格开始被统一成单一的市场价格。这个过程中，价格的制定没有以单一任何一方的利益为出发地点。
“有偏的政策”体现在短时间内收入差距的拉大，最显著的例子是城乡收入差距。自1985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居高不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对正式投资力度加大。从纯粹经济受益的角度来说，投资城市比投资农村的收益大得多。因此这既符合政府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姚洋最后还解释了中国拥有“中性政府”的原因。“中性政府”容易在平等的社会中建立，即社会中不存在一个集团主宰其他集团的情形。因此，政府没有必要和任何集团结盟，只要平等地对待所有集团就可以维持统治。发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革命，打破了旧有的社会阶级，为建立“中性政府”创造了平等的条件。
不过，姚洋的此种理论抛出之后，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乃至异议。抛去这些争议不谈，展望中国未来的“深水区”改革，在大量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性政府”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动，未来之路尚难预料。
【参考资料】姚洋：《威权政府还是中性政府》，《二十一世纪》2010年十月号，总第121期，97页-100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