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整合理论视野下的韩朝关系与台海关系

2012-01-06 作者: 陈仲伟 原文 #政見 的其它文章

地区整合理论视野下的韩朝关系与台海关系

□“政见”观察员 陈仲伟

“韩国-朝鲜”与“大陆-台湾”这两对关系有何异同?大陆与台湾为何迟迟不能在经贸往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一揽子政治解决方案?韩朝双方为何屡屡背弃协定乃至兵戎相见?韩国高丽大学和平与民主研究中心主任 HYUG-BAEG IM 与他的学生 YU-JEONG CHOI 在最新一期的 亚洲研究(Asian Survey) 中以“地区整合理论”为框架,对此进行了分析。

作者首先比较了两对关系的异同。他认为,无论韩国和朝鲜还是大陆和台湾,都是因为意识形态而分裂,而非民族、宗教、种族、阶级而分裂,它们都是一方奉行资本主义民主,而另一方则奉行社会主义。

两对关系的区别在于,大陆和台湾都宣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韩国和朝鲜相互承认对方的主权。尽管韩朝官方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举行过两次首脑会晤,发表了不少共同宣言,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反而加深了双方的猜疑与仇恨。大陆和台湾之间没有官方往来,双方的商贸、人员往来却日益密切。

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在远东建立了不同于西欧的秩序,即“中心-轮辐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美国是中心,日本、台湾、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则构成轮辐,美国通过双边防务协定保障这些国家的安全,不经过美国,这些国家之间不能进行谈判与缔约。

半岛关系

作者指出,早在冷战时期,朝鲜便推出了联邦主义的统一方案,韩国尚没有统一方案,只得以功能主义式的说辞来回应。所谓“联邦主义”,即敌对双方认识到统一能够增进共同福祉,而由双方转交部分权力给超国家的权威来解决二者之间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增进公共利益的举措往往不利于各方,而使各方裹足不前。而“功能主义”的方案能够解决这种囚徒困境,它倡导持续性的交流、合作与交易,当博弈链条延长,便会促使各方采取协作态度以实现共赢。但功能主义并不能保证交易中利益的平均分配,同时这种持续性的交流可能暴露参与各方的优劣而导致相互之间的蔑视与嫉妒,这可能使得统一变成梦魇而非共赢。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主宰着韩朝关系。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倡导的公投决定南北地位的方案不过是挟南方人口优势冀图吞并北方,而他叫嚣“进军平壤”与“武力统一”并非统一政策而是试图解决安全困境的政治修辞,李承晚的现实主义政策表现在加强韩美同盟,确保政权生存上。其后的张勉、朴正熙政府以“经济第一,统一第二”为口号事实上继承了李承晚回避统一议题的政策,因为此时朝鲜占据着军事与经济优势。韩战之后,南北双方都认识到战争不可行,金日成凭借军事与经济实力于1960年率先提出南北联邦的统一方案。

韩国经济在朴正熙时期实现飞速增长,并于七十年代初期超越朝鲜,开始争夺统一的话语权。尽管于1972年双方达成《七•四北南联合声明》但只言及统一的原则,事实上南北在统一路径上各有打算,北方依旧坚持联邦方案,要求达成一揽子政治协定,包括停止军备竞赛,美国撤出半岛,地界和平协议等,南方则于1970年提出功能主义的方案,包括建立互信,增进理解,和平统一的渐进方案,认为应从非政治领域开始,如离散家属团聚、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作者认为以1974年朴正熙提出“南北缔结互不侵犯协定;南北真诚对话;按人口比例实行南北普选”的三原则起,韩国的统一方案开始由功能主义转向“新功能主义”,即更多的涉及政治解决层面。而当朝鲜意识到实力落后于韩国时,它的统一方案由联邦方式转为邦联方式。

1991年12月双方签署的《北南和解互不侵略和合作交流协议书》中,朝鲜寻求安全保障并放弃武力统一。金正日继承了父亲的邦联式统一方案。

随着金大中推出阳光政策,南北元首会谈,离散亲属团聚,公路铁路重新通车,经济合作渐次得到落实,避免军事紧张的高层军事会晤也展开。南北交流从经济溢出到政治领域,这标志着新功能主义的开端。阳光政策能顺利展开也有赖于克林顿政府对朝的温和策略。

卢武铉继承了金大中的无条件对话方针而推出和平繁荣政策却遭到北方冷遇,此时朝鲜已感受到布什政府的威胁。执政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倾向于结束金氏的统治而非进行对话与援助。朝鲜承认研制核武器加剧了半岛紧张局势。美国陷入伊战且在半岛问题上面临中韩日俄各方压力,强硬政策无法延续,只得回到谈判桌上。2005年秋布什政府放弃与朝鲜会谈的先决条件,在第四轮六方会谈中,终于达成六点共识。2006年朝鲜核试验促成李明博的上台,李明博再次采取强硬政策,随着天安舰与延坪岛炮击事件,朝韩关系再次回到冷战时期的现实主义的轨道上。

台海关系

与半岛关系类似,冷战时期的台海关系也为现实主义左右。通过美台防务条约,台湾获得安全保护。两岸之间没有经贸与人员往来。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的台海政策开始有利于大陆。1971年大陆取代台湾获得联合国席位。大陆凭借着国际地位的提升开始试图与台湾交流,1979年提出“三通四流”,台湾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回应。

然而台湾毕竟拥有经济优势可以作为谈判砝码。由此以功能主义为导向的经贸交流带来了1987年到1996年两岸关系的蜜月期。在不要求台湾方面放弃其立场与不否认其合法性的前提下,两岸经贸往来在没有任何协议的之中迅速发展。台湾放弃反攻大陆并事实上承认大陆政权。因两岸互不承认,半官方的海协会和海基会成为主要沟通管道。

自九十年代中期,当台湾试图拓展外交空间,继而将独立纳入官方表述之后,两岸关系开始恶化。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次年陈水扁上台,台湾认同与台湾独立进入官方议程,九二共识被抛弃,引发一系列冲突。大陆采取联邦主义的统一方案即一国两制,并于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将不放弃使用武力作为宣示。台湾则采取建构论进行国族论述。

随着2008年马英九的上台,“不统不独不武”与两岸共同市场成为台湾方面的主要政策。马英九的新功能主义式政策推动两岸在空运、海运直航,直邮、旅游,食品安全等方面通过海协会海基会达成多项协议。作者认为两岸的关系将分三步走,即海协会海基会半官方对话,党际对话,进而实现政府间对话。然而台湾地位的悬而未决会导致两岸持续政冷经热,功能主义者的设想——从经济的交流达致政府间对话——难以实现。这需要在新功能主义范式下提出一揽子政治性解决方案来达成。笔者认为尽管两岸因为互不承认尚无正式的政府间会谈,政治并不冷,各种层次的官方交流包括民进党在内也在持续地进行。

作者认为,相比于固守意识形态教条的韩朝双方,海峡两岸寻找到了去政治化的,实用主义的策略增进两岸的经贸往来。作者将阳光政策的无果而终归咎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在金大中、卢武铉任内,温和政策在政治方面效果有限;金正日的机会主义策略——把经济合作作为维持财源的工具;朝鲜政权的脆弱与先军政策掩盖了功能主义的成果;李明博政府与布什政府的强硬政策。其结果是,韩朝依旧停留在冷战状态。

两个向度,四种情况

最后,作者通过经验研究将韩朝与两岸关系的影响因素分为两个向度:一是力量是否均衡、对称,而是国族认同是相同还是相异。

他还将对峙的政权分为四种情况:一方拥有压倒优势,且两方分享共同的国族认同;两方势均,且分享共同的国族认同;一方拥有压倒优势,且两方认同相异;两方势均,且认同相异。在四种情况中,第一种对于国家的重新统一最为有利。

作者认为,2008年至今的两岸关系与1998−2007年的朝韩关系属第一种情况,优势方会采取功能主义或新功能主义策略,而弱势方将采取邦联主义策略。1960-1980年,2007年至今的韩朝关系属第二种情况,双方会采取现实主义策略;1996−2008年的台海关系则属于第三种情况,优势方会采取联邦主义而弱势方以建构论回应。东欧剧变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属于第四种情况,双方将出现分离主义运动。

尽管作者基于经验做出了这种划分,然而实际上,2008年之后的两岸关系变化并不能说明台湾对于中国的认同加强了,而是重新执政的国民党淡化了独立的诉求,并力避关于统独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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