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区域化：西部大开发工程中少数民族的矛盾处境
发展的区域化：西部大开发工程中少数民族的矛盾处境
#欧洲 #民族 #社会 #西部大开发
□“政见”观察员 汪吕杰
各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也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似乎陷入了许多误区，民族间、区域间的冲突甚至有加剧的趋势。为什么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以及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没有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 伊莲娜·芭拉班泽娃 博士做了一项研究，试图厘清我们对发展方式和少数民族的认知误区和偏见，她的文章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在1978年之后将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视为根本目标，也是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在这一原则之下，每个公民都有权分享国家的发展，参与经济模式的转变并从中获利。人们的生活水平无疑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其中也蕴含着极大的危险，因为对经济发展的过度强调导致了一种偏执的认知：“公民权被定义为对经济活动的参与。”换句话说，所有公民都被期待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由此来决定每个人的社会地位。
在如此单一的认知模式中，少数民族群众和西部地区被有意无意地贴上“落后”、“迟滞”的标签，并被认为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障碍。于是直接针对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西部大开发”工程被隆重介绍。
在作者看来，旨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西部大开发”工程的用意是好的，但其理论基础却隐藏着很大程度的偏见和认知误区。
首先，工程将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划上等号，认为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也属于西部。同时默认少数民族本身是导致该区域落后的原因，因为少数民族往往被认为只具有初级的生活方式和落后的生活技术。但是实际上，某些少数民族经商的比例要高于汉族。少数民族的确的普遍贫困并不根植于其少数民族的特性，更多地源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教育水平的低下。
第二，工程高度宣扬东部地区所代表的“先进”生产方式，并以此强调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援助的重要性。但在实际上，省际间的转移支付并没有产生预期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的发展更应被视为政策障碍被取消后的自力更生的结果。
第三，工程中所大力强调的旅游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并未完成呈现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状态，而只是展现其能歌善舞的一面，就好像他们从未停止过欢笑。少数民族群众由此成为被参观的客体，而不是自我发展的主体。
第四，少数民族群众虽然在教育和生育方面被给予一定的优惠条件，但在总体上，少数民族这一标签给他们带来的更多的则是歧视和偏见。这一情况在他们离开西部之后更为严重。
总体上来说，芭拉班泽娃博士认为，“西部大开发”工程预设了“东部优于西部，汉族优于少数民族”的前提，并向少数民族群众和西部地区呈现了单一的现代社会模式，由此排除了其他可能更适合当地的发展模式。西部地区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跟至于此。
以上就是对此篇论文的总结。芭拉班泽娃博士除了展现中国目前单一的发展模式的弊端之外，更为我们思考民族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我想问的是：少数民族这一标签是否还适用？
人群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客观现象，民族的划分也因此而来。但这种差异更多得只是停留在社会风俗的层面，而不应该在政治，乃至法律层面进行考虑。因为我们一旦在政治层面上对人进行区分，也就立刻产生了“异”“己”的概念。我是汉族，我有我的权利义务；你是少数民族，你有你特殊的权利义务。我们之间权利义务的差别导致我们在政治层面上并不是同样的“人”，矛盾冲突也就由此产生。但假如我们取消这些政治上的差别，而只是考虑我们社会风俗之间的差异，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更容易获得，因为即使汉族之间也有巨大的风俗差异。
芭拉班泽娃博士也提到，少数民族虽然在某些方面享有优惠，但在总体上，其少数民族身份带来的更多的是偏见和不便利。只有当每个人都被视为平等的公民而不加以区分，民族冲突，地域冲突才能被降到最低的程度。
以芭拉班泽娃博士为代表的海外学者往往能够在较少限制之下，关注一些被遮蔽的话题，并提供一部分的真知灼见。但是海外学者普遍存在的一个缺陷就是缺乏足够的对中国的实地调查。他们习惯于由小见大，但他们所进行的少量的调查并不能为他们的理论和结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就本篇论文而言，芭拉班泽娃博士并着重强调的对少数民族的潜在歧视和少数民族所应有的独特发展模式在国内学界已被提及，如中山大学的常开霞等。芭拉班泽娃博士并没有提供独有的调查证据。她所进行的对部分居住于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移民的调查因为样本过少的问题，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不过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芭拉班泽娃博士主要依赖于二手资料来推到她的结论，尤其是其中 Tim Oakes 所进行的对贵州某一苗族地区手工业的调查。在这份调查中，Tim Oakes对该地区试图参与“遥远的山村”项目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进行了细致讨论，并对苗族群众的心态以及所要面对的困难进行了论述，并特别揭示出资本的“无情”作用。
参考资料： Elena V. Barabantseva, “Development as Localization: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s Official Discourse on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Project”,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1:2 (2009), pp.225-254.
Tim Oakes, “Bathing in the Far Village: Globaliztion, Transnational Capital,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ity in China”, Positions: East Asia Critique, 1999, vol.7, Issue 2.
常开霞，“民族利益协调：国家的抉择”，《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1年3期。 </br>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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