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伦理纲常——有关中国社会的伦理重建
新世纪的伦理纲常——有关中国社会的伦理重建
时 间： 2012-01-20
地 点： 天则经济研究所会议厅
主讲人： 何怀宏
主持人： 秋风
评议人： 何光沪 甘绍平 陈明 吴飞 景跃进 王瑞昌
版权所有： 天则经济研究所，转载须注明出处。
实录
秋风：
我们开始，我们天择所第446次双周学术讨论会现在开始。这也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次，我认为也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一次，因为关于道德伦理的问题其实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问题，虽然我们中国的体制问题也是积重难返、问题多多，但是因为了发生了很多事情，对我们中国人的道德伦理状况提出了很多问题，大家跟以前不同的地方在于是今年的问题促使大家积极进行一些正面的思考，大家不是光抱怨，不是大家互相批评，而是说在想怎么样能够走出我们现在这种道德的困境。关于现在这个状况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我们也许处在我们中国华夏文明五千年历史中第三个道德堕落的时期，第一个大概就是秦汉之际，第二个是五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代，这样的一个时代确实是到了一个要变化的时代了，要重建道德，不管是汉儒还是宋儒，做的最重要的工作都是重建伦理纲常。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也是需要像陈冲这样的人物，要重建中国人的伦理纲常，由我们尊敬的何怀宏教授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要重建中国人的伦理纲常，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何老师也是研究伦理学几十年，在这方面有很多深入的思考，也提供了一篇报告，我想在座的我们邀请的几位做评议的学者其实对这个问题也都有很多思考，所以我想在今年的春节之前，我们大家就对我们人心深处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一次讨论，我们就先请何老师做一个报告。
何怀宏：
谢谢大家光临今天的会议，今天来北京街道上如此冷清，很多人都回家过年去了，所以要特别感谢在座的学者朋友光临，在后天就是大年三十之际来关注这样一个所谓严肃的问题，也谢谢天则所的邀请，感谢茅老师、张老师能来还有秋风的主持，跟各位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是荣幸。
因为有一个内部的讨论稿，等一下还可以看到打印稿，我不会都讲，会大概主要讲两个问题，为什么提出新世纪的纲常，然后我会阐述一下我对新世纪的纲常的内容的设想。
首先是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首先是说"新世纪"的纲常，这个新世纪就是新的百年，它不完全是按照世纪，20世纪、21世纪，事实上如果从共和的建立来说，今年是过去的一个百年，是第二个百年，其实还有一些原因和形势我们都感觉到，比如大家认为2012年是一个充满巨大变数之年，世界上美国、俄罗斯等大国，还有周围的韩国等有56个国家要换选举或换届，这是相当惊人的，而且在此之前也拍过电影，说是世界末日，中国也尤其如此，中国大陆要换届，台湾刚刚选举完，香港的特首也要换。尤其是这次换还不同以往，就是大家感觉到好像是充满不安又有期待，但是更多的是不安，甚至有些紧张的情绪，让中国觉得从上层到下层觉得再这样下去了，总得有所作为、有所变化。
那么，在这样的变化之年，还有没有不变的东西？有仍然可以不动的值得我们坚持的东西？不管怎么变都能够让社会不致崩溃的东西？前一百年我们没有想好这个问题，结果一变就不可收拾了。进一步想，还有没有长远维系未来社会的纲常？一方面我们看到其实社会过去的八十年代比如改革共识有点破裂了，现在在知识界也好、社会也好，都比较分裂，观念比较分裂，方向和旗帜比较分裂。但有没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让大家都能在这方面凝聚某些共识的东西？我觉得这些很重要，谈纲常就是谈这些，就是可以维系社会，不管怎么变，但是至少社会没有太激烈的暴力、流血、动荡。有一些能够让我们坚持的东西，不管怎么变，我觉得如果我们有一些基本的道德的共识，或者说纲常，也许就怎么变都不会太坏，或者说代价太大。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
当然也有一些是具体的事件的刺激，使我把多年来的一些对伦理学的思考写下来，有一些触目惊心的事件。比如我们说前不久发生了很多，去年发生了很多，最近也发生了不少的事件。小悦悦的悲剧，幼儿园校车，还有食品有毒，尤其对官德，有人认为对官德那种愤怒好像到了好像以前末世王朝的情景。这些现象我就不列举了。但是我还相信中国人的人心，我不觉得这标志着中国道德完全崩溃，还是相信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只是由于比较微弱或者变成行动和责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在一个基本的层次上或者源头还是有一种信心，但是也确实有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危机。现在这些问题我觉得一方面要提出很多直接的对策，比如说校车问题，要提出直接的方案，但是又不能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有全盘和深入的思考，要寻求一种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我们知道民国共和体制已经百年，新中国也已经60多年，20世纪是一个激烈动荡，应该说是一个暴力之后的一个时代，刚才秋风也说到，其实以前在战国是暴力，和欺诈流行的时代，这个一直到了汉朝，也就是说到了汉武才开始比如说董仲舒提出"更化"，如何在当时的情况下，比如面对暴力。20世纪直接面对暴力的情况下，很难让一个团体或者一些个人马上改变社会风气，这不行。但是如果老不改变，这个社会在暴力和欺诈之后，多少年还是遵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有问题，那不是长治久安之道。所以我去年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汉兴六十二年之更化》，汉代的董仲舒提出"更化"恰恰在汉立六十二年的时候，公元前141年，我们可不可能也有这样的更化？
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包括我们现在确实我们不是文革的时代，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包括现在的官方上层也提出一些举措，比如说八荣八耻、和谐社会等等，但是一方面我们看到它和政治意识形态结合太紧，是由上而下，而且也不成体系，有很多问题，所以你就发现并没有真正发生多大的效力，为什么？还有各地评选，北京也有北京精神，上海也有，我觉得这是重视道德的好现象，但为什么效果不佳？当然最重要的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说有一些道德的改变、风俗的改变要借助政治力量，但是真正最有活力的思想一定是来自民间，不是几个领导人一拍脑袋或者几个秘书起草就有成效的，当然这也是思想者、学者的责任。
而这百多年来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思想资源是可以吸取的，虽然我们处在一个动荡激烈的百年。从上世纪初就开始不断有人提出这些问题，构建有些方案，比如说上世纪初，像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他写的《新民说》就试图构建一些社会伦理，抗战期间像贺麟专门发表一篇文章叫做《五伦观念的新检讨》，还有像冯友兰的贞元六书，一直到前两年的台湾第六伦讨论，即除了五伦，还应该有第六伦，就是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的伦理作为纲常，因为五伦讲的都是比较熟悉的人的关系、亲人之间的关系。
这都是努力，而且已经提供了不少思想资源。但是我们也看到一提到纲常，其实相当招人反感，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纲常就是绳索，就是捆绑大家的，是四大绳索或者是什么杀人的东西。比如说毛泽东在湖南农运考察报告里就讲到了。这些包括后面我们说的自由民主、西风日渐，对中国传统产生了一个相当大的怀疑，革命发展一直到批林批孔，基本上是反感，纲常必须打破。或者有些人说哪怕是五常有吸取的地方，三纲一定要打破，五常只有一伦或者说朋友还可以保留，其他都有问题。因为提出新纲确实有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平等的问题，我后面还会讲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不光在中国，在世界进入现代也是这样的，相对主义比较盛行，因为启蒙就是从怀疑开始，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发展到了相对主义，厚黑学、虚无主义，这个也不光是中国也是世界的潮流。但是其实我们说比较稳定的制度、发达的制度其实后面一定是有纲常的，纲常可能看不见，或者变成常识、制度，但事实上它的根基是稳固的，为什么有些动荡比如在有些国家会掀起轩然大波，直到推翻政权、大规模流血？但有些动荡在有些国家兴不起轩然大波，为什么？它们后面一定有根基稳固的东西，所以我想寻找的也是这样一种，就是说在旧纲常后面的更根本的纲常，在一种意义上一些更为永久、共同的东西，这样一些精神原则，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我同意像朱熹所说的"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一定要有。对纲常的理解、阐释尽可以争论，但是一个社会没有纲维不行，一定要有一个道义的基础，不是可以无所不为，不是可以存在一个领导人哪怕权力再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能够维系社会、约束权力的东西。
这个也不光是儒家一家之言，其实包括道家甚至早期法家都会赞同，比如说法家的先驱《管子》中讲，国有四维，礼义廉耻，都是在讲这些东西，虽然后期的法家有丢失原初的道德价值的倾向，但是总的来说会强调一些基本的东西。也就是说纲常会有损益，会有盛衰，但是它不会完全没有。而今天我们更要有意识地来重建，因为这一百多年它们受到反复地轮番的冲击，所以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应该理直气壮来讨论重建建设纲常的时候了，因为我们重要的是建设，我想我们现在纪念共和制也是这样，辛亥革命，其实今年才是共和元年，一百年前，建设性的东西好像总是不太被人们注意，它也是渐进的东西，而打破容易被人当做一个标志。但是我不管多么困难，渐进多么困难，应该开始这样一个进程，各方努力来开始这样一个进程。
第二个问题我谈一下新纲常的内容，我所设想的一个初步的非常粗略的勾勒。这样的纲常我宁愿把它叫做中华新伦理的一个设想，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大陆的。虽然落脚点我主要考虑的是大陆，但是从文化传统着想是一个大中华的考虑，也考虑其他华人圈的经验或者华人文化。这样一个设想也是从一个体系来考虑。我第一次来考虑比较全面的一个体系，包括以前写良心论并没有完整地写体系，而是从个人伦理的体系来考虑，这一次是比较全面的伦理学的体系来考虑，不仅包括个人伦理，也包括制度伦理，不仅包括规范，也包括信仰这样一个比较广义的伦理学的体系来考虑。这个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当然是道德的行为规范，再一个就是价值信仰和追求什么，从这样两个方面来考虑。所谓"新三纲"、"新纲常"，可能主要考虑的是行为规范、道德原则，而像"新信仰"中"天地国亲师"主要考虑的是价值观念，还有一个就是"新正名"，这个考虑的是比较下手的途径或者说紧迫的任务，大概是分成这样两个方面来说。
我首先谈一下我所理解的新三纲，旧三纲大家知道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是一个明显的等级的关系、服从的关系。我觉得再一个是比较具体的对象，都是有具体的人、君臣也好，父子也好，夫妻也好，我觉得可以超越一些具体的人格和等级的含义。所以我尝试提出的民为政纲、物为人纲，
第一个是民为政纲，这里的政是指政治领域，民不简单的是指人，可以引申为政治领域的基本价值和首要的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应该"以民为本"，进一步还应该"以民为主"，"民"应当是包括所有人的，政治原则应该为社会所有的成员服务，但是政治领域有别于无政府的一个特点是一定有权力和强制，不能没有权力和权威，一定要有。这就还会有一种指令和服从的关系，而且现在从具体的人来说也还是可以区分出主政者、官员、政治领导人、掌握权力者和其他不掌握这种权力的人，所以后面一种人就是狭义的人，而且往往前者是少数，后者是多数。我觉得这种区分其实是很重要。一定要区分，如果不区分，而老是说人民和领袖、治者与被治者是统一的，会变成"朕即人民"、一人专政。比如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文革中的画"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但是你看前面非常豪迈的工人排成一排，但是上面还是有一个大大的毛泽东的光辉四射的头像，就是还是要受毛主席的领导。而且工人阶级怎么表达？那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意思来表达，他认为工人阶级的意志是什么那就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朕即人民"的国家是很危险的。实际上权力是有差别的，绝对有差别。当然我们希望这两种人，治者和暂时的被治者或者长久的被治者，官和民之间应该是流动的，而且政治制度的设计乃至要努力促进和鼓励两者之间的流动，那可能是古代科举制的流动，也可能是现代选举制的流动，甚至有巴黎公社的流动、雅典的直接民主的流动，但是一定应该区分两者，要看到两者之间的努力方向是应该确保上下有一种可行的流动性，这个利益集团、权力不能固化，更不能世袭。
民为政纲，我刚才说的首先是以民为本，其实古代就是在这样做的，以民为本，像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些口号其实也是这样的，以民为本，或者说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有人说是三民思想，本固邦宁。还应该进一步缩小民与主的差距，比如说权为民所赋，承认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民主认同，要走向经由法治的民主，也就是说，虽然不一定确切，但为了通俗起见，也可以说有比较初级和比较高级的"民为政纲"：初级的是民本，高级的是民主，也可能是传统的比较以民本为主，后来的是以现代民主为主要的潮流。当然我们也不可浪漫，即便是高度发达的民主，民与主也不可能完全融合为一，还是会有治理者和非治理者，还是会有权力和权威的差别。所以民为政纲，或者说民为主纲就还是会有意义，这是第一个问题，民为政纲。
第二个是义为人纲，前面民为政纲是政治领域的人们作为政治人的义务，而且主要应该是政治家的责任伦理，也包括制度的正义原则。义为人纲这里其实主要讲社会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应该说和前一个领域不一样，它可以不加区分的面向所有人，就包括所有人普遍平等义务的全面的义务体系，上面谈的政治权力的领域还是会有差别，不会完全地平等，所以作为政治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完全平等的关系，还是一种有差别对等的关系，当然如果我们说有公平的流动和参与又可以有某种政治机会和参与平等，而对政治家落实民为政纲，也是在落实一种平等。但是确实设计的操作上一定会有差别，有权力、指令、服从的差别。而在义为人纲，在社会领域，我们谈到社会所有成员的领域，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说是普遍平等的，不分彼此的，没有谁为主为次的，平等的主体是人，平等的对象也是人，这个时候基本要求是平等地对待，至少在某些基本方面、基本权利完全平等对待。所以像中国传统的忠恕、西方基督教的金规本意是将自己和他人平等对待。由此引申出不可杀害、不可强暴等等，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应该遵循基本道义，都应该以义为基本的行为纲领。我曾经说道德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很多行为不是道德行为，日常行为、谋生、经济行为如不伤害他人利益，也不是不道德行为，是非道德行为。即使是道德可以评价的行为也是可以从其他方面评价的，也并不是说我们好像时时事事都在受义的束缚，而是说行为有一些界限不可逾越，就像孟子说不可"诡遇"，还有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即必须有某些界限和义务。而且这里尤其讲到一种非血缘、亲缘关系，对所有陌生人的关系。所有职业文明，广义包括政治家的职业文明，都可以引申出来，都是最广义的义务体系。我们之所以把前面的民为政纲挑出来，因为它极其地重要，它关键和优先，但它也可以包括在这里面，义为人纲，总是要有一些基本的义务。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生为物纲，民为政纲是政治领域的，义为人纲是更大领域的社会领域的道德，生为物纲就是最大范围的，有关宇宙万有，宇宙万事万物之间的道德原则，前面所说的政、人既指领域又指主体要求对象。而物的领域有所不同，这里应用对象的物是指所有的物，所有的存在，但是作为道德的主体却是只限于人，专指人，人一方面是高级之物，也是万物之"物"，但是另一方面跟其他动物不同的是有意识和理性，人要充当道德代理人的角色，是万物之"灵"。这也是生态伦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道德的代理人角色。这个在传统思想中其实有丰富的资源，生为物纲，应该是所有的自然万事万物都应该共生共存共荣，这就涉及到万有。今天已经在显示它越来越重要了，如果把人类社会的政治、社会的事情处理好了，这个可能就变成最主要的道德。如果到哪一天我们只剩下生态伦理要处理的话，这个社会进步得就相当可以了。这是讲新三纲。
新五常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五常伦，一个是五常德。五常伦，过去旧的五常伦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伦，过去古人最重视这五种关系，现在把其中的三种关系上升为纲，五常中的前三种关系，君臣、父子、夫妻。今天我们确实要有所调整，这个调整我的设想是这五种新五伦，这五种调整可以调整一是天人关系、二是族群关系、三是社会关系，就是狭义的个人对社会的关系，四就是人人关系，也就是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现代社会基本上要和陌生人打交道，最后才是亲友关系，亲戚、朋友，这五种关系我觉得是今天的新五伦。
相应地来说，我觉得这五种关系的道德要求，我大概地设想了一下，就是天人关系应该是和，和谐的和，它就是共存，而不应当是战胜和被战胜，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甚至也不能完全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我们肯定会利用自然，有一种利用关系，但是不能完全是如此，只是这一种关系。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人人要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也不是，虽然它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资源，天人合就是把我们和自然界的关系要看作是一种不可分离的统一体的关系去看待、对待，并力求和谐。说说我的经验，比如我到南极一看，印象非常深刻，自然界完全可以没有人而存在，但是人不可能没有自然界而存在，所以人要努力求合，合一的合，不能天来就人，而人要就天。第二个是族群宁，宁就是安宁，要和平要安宁，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内之间的族群，多数民族、少数民族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宗族之间要力求和平以至和谐。在国家之间可能要求第一点至少要和平；一国之内，一个政治社会之内可能要多一点，还能够有相互更进一步地比较和谐、精诚团结的关系，这是族群。第三个是社会公，过去有"天下为公"的原则，个人对社会、国家这种关系，国家应该安排得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公民也要履行个人的义务。第四个是人人义，义为人纲里面也说了，但是特别强调一个忠恕，其实古人讲的忠恕跟现代的宽容很有关系。第五个是亲友，传统思想里有丰富的资源，就不多说了。
我们说五常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五常德，仁义礼智信，从五常德的角度来看，因为这个主要从个人德性的角度来观察，前面是关系，这里是五常，我们可以联系孟子的四端说，同时可以考虑古希腊五德，第一种德性是仁，广义地说仁义道德，但是狭义地说借用孟子的话，恻隐之心，人之端也，也就是说人强调恻隐，不忍、同情、怜悯，这是一个源头、总脑，是四端之首。所以这个也可以说仁者仁也，以合乎人道、人性的方式对待他。第二个是义，孟子说的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也点出了羞耻，恶首先是对犯恶的羞耻，如果说恻隐，前面说的人的恻隐之心是人的正念，羞耻是反面的，在有些人那里，后一种动力甚至超过前一种，可能同情心淡薄，但是羞耻心很强，所以有些事不做。这里的义也可以把古希腊的勇敢的心包括在内，勇敢也不是好勇斗狠，而是大义凛然。第三是礼，礼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制度、规范、礼仪，我们这里主要从个人德性的角度考虑。按照孟子说的，"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又"恭敬之心，礼也"，有两个说法，但是是有相通之处的。你要敬让他人就必须克制、约束自己，所以这个节制，跟古希腊的节制的说法最接近。第四种德性是智，，就是道德对错，道德判断的理性，不仅包括"经"的智慧也包括"权"的智慧，就是权衡，在一定的背景下如何权衡。最后一种德性就是信，这个信其实也可以说贯穿到前面所有的德行之中，就像朱熹说的，所有前面的德如果不信则没有了光彩，不是真实的，德必须是诚信的，必须是表里如一的。另外其实我们还可以谈到个人之间的互信，以及政治社会的公信力，可以说是一种贯穿的信，又可以说是一个目标，是个人的一种德性，是我们期望达到的一种社会状态，即最后达到一种社会的互信，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和政治的公信力。
以上就是新三纲、新五常和新五伦。
下面我想讲一下新信仰，就是新的信仰，这基本也是按照过去的说法引申而来，就是在明清的时候，民间开始兴起一种信仰，"天地君亲师"，那时候每家每户都是写了摆在自己的家里的牌位上，有祖宗的牌位，有这五个字。或者用红纸贴着，或者用木牌写着，是民间发展起来的信仰体系。后来君主制被推翻，共和兴起之后，把中间的"君"改成了"国"，这方面有一些学者做过考证，我不多说。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考虑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新的信仰体系。
总的来说，这里的天主要是讲敬天，这里的天和前面的天人关系中的天不太一样，前面天人关系中的"天"是讲物理之天，是自然界和人的关系，这里的"天"我觉得是一种意味着超越的东西，超越于人，超越于人间社会的东西，它有一种超越性的信仰，不局限于人的，可以采取各种具体的方式，这是第一个，哪怕是很朦胧的或者很朴素，很原始的一种信仰体系，但是一定不仅仅是人自己，这个我觉得其实蛮重要的，为什么中国人会陷入一个功利的世界，走不出一条路来来？第一是要敬天。第二是亲地，是指热爱自然界，就是我们的大地。然后第三是怀国，国当然指国家，政治秩序，我这里强调的是怀国，怀念，心里要有一个家，不仅是政治的，也是家园的。第四是孝亲，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亲人关系中我更强调对上的，对祖先的一种孝亲，一种尊亲，对我们所由来的一种尊重。最后第五点就是尊师。我觉得也是中国比较特殊的一点，如果说传统上作为一种超越信仰的"天"比较欠缺，后两点是很发达的，就是亲和师，师就是你对文化的某种尊重，可以说是引申为某种意义的我们对一切文化传统以及文化传统代表的，一切能够给我们智慧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尊重。这是指新的信仰体系。
最后就是讲"新正名"，我们知道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这里稍微有一些变化。"正名"是孔子是把它作为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提出来的，即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或者你说当前下手的途径是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换句话说忠孝。这里我强调"新正名"的"官官民民，人人物物"。
首先是"官官"。官不光是官员，包括最高，从上到下，官要像官员，的确履行政治功能要掌握某种政治权力，但是问题必须给这种权力加上相应的责任和严厉的限制，正民必须正官，尤其官本位在中国可以说是数千年的顽症，数千年一贯制，但是现在表现得最为严重，有一种社会现象看起来是矛盾的，实际是一样的，即同时羡官求官，考公务员的汹涌大潮，但是也骂官仇官，两者都很突出，一方面说明官员掌握的权力资源之大，另外也说明他们的德行和人们的心理落差之大。正官是当务之急，这自然需要政治制度的配合，现在更多要考虑从制度入手，而不仅仅是说要求他们个人的德行，或者说要大开杀戒就可以办到，这不可能。最后比较根本的解决办法大概要靠法治和民主，以及靠权、钱、名各种价值的分馏。我记得茅老师以前讲过反对权钱交易等等。
第二个正名就是"民民"，我们经常讲国民的素质，即民也要像民，主要是要像一个公民，和笼统的民不一样，每个公民要维护和善于维护自己的权利，也要履行自己的义务，担负起一个社会公民应该承担的责任，民众也要提升自己的公民素质，不仅需要观念的更新，还需要有自发组织各种社团的长期训练，这里我特别强调社团的训练。如果有各种民间社团的训练，是培养公德，公民道德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但是我们这方面确实太缺乏、太受限了。所以我在另外一篇文章说的大意是结社自由必须与言论自由并行，有时候如果仅仅有言论自由和扩大言论空间，如果没有组织的训练，那有时候是危险的，因为这个公德的养成一定是要经过组织的训练和团体训练的，我们可以首先放开各种建设性的民间社团开始，比如慈善组织、公益组织、行业协会、学术组织，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点。
第三个"正名"就是"人人"，也就是要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对待每一个人，以合乎人道的方式对待每一个人，把人当人看，不欺凌和侮辱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弱者，让所有人都过上符合人的身份比较体面的生活，关怀弱势。但是同时也鼓励优秀、卓越和创新，使人尽其才。前不久中国的有些人提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乔布斯是很精英的，但是也是一个面向大众的精英，可以说是为大众做出喜欢的产品的精英。第四个"正名"是"物物"，是物其物，把物就当物看，不扩大也不缩小，让物是它本来的样子，庄子说物物而不物于物也，要恰如其分地看待万物，肯定需要物资生活资料，但如何不使物欲横流，无休无止，就要节制人类的物欲，要不暴殄天物。当然还有许多具体的"正名"，比如职业的，做一件事就做好一件事，岗位应该是流动的，我们应该努力去寻找，最符合自己兴趣和才能的职位，社会也要创造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不管在什么职位，在岗一天就要做好职责，社会安排要尽力使人们各得其所，而个人也要努力各尽所能。
最后大概总结一下我讲的新纲常，基本内容是这样的。旧伦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新三纲，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五常伦过去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现在我认为是天人、族群、社会、人人与亲友，五常德"仁义礼智信"不变，但是赋予新的解释。"正名"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变成官官民民、人人物物。具体内容我还要不断修改，其实我最早提出的跟这个也不一样，还是在不断地改，还是特别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以为这种新纲常和旧纲常有以下至少几个不同的特点。比如还是区分了政治和社会、公域与私域，相对淡化了私人领域的关系，又如亲属关系在三纲中被排除，亲友关系在新五伦中居末位，而大大加强了生态的内容，加强了和人自然的关系。第三个是强调行为关系，人际关系的平等，尤其在社会私人领域的关系。但是在信仰体系中我觉得仍然保留一种敬的因素，第四是将政治的主轴扭转，不再是下对上负责，臣对君负责，而是上对下负责，治理者对民负责等等。这一点就是处理平等问题，这一点可以说是新旧纲常最大的不同，也反映了百年由君主体制变成共和政治体制的最大的变化，当然共和民主其实还任重而道远。另外上述的纲常可以说是相当形式化的，我是想把它写成一个小册子，不仅仅是一篇文章，不断地充实、补充，这个内容也不可能在这里完全具体地展开。但是总的来说，这里的关系，信仰、纲常、正名，应该说信仰是最高远，也经常是统摄的，纲常当然是中间，最具体针对制度规则和个人行为，而正名是最紧迫的应该下手的途径。
最后我的希望就是百年剧变，百年重整，百年废驰，百年复兴，希望在共和的第二个百年，也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纪里面，我们能够寻找到中国的一个长治久安之道，谢谢大家，愿一起努力！
因文章较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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