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标语变迁一窥“浙江模式”
从政治标语变迁一窥“浙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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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观察员 汪吕杰
一般而言，如果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没有一定程度的分权，地方不可能实现较大幅度的经济发展；只有当中央的政策与地方环境的改变相适应，政策才有可能有效。但人们对中国政治的概念化认知往往强调中央政策的作用，掩盖了地方经济政治体制的变化。正是着眼于这种现象，法国里昂大学的学者甘伯纳（Bernard Ganne）和石路（Shi Lu）特别关注了地方制度变迁——他们选取浙江作为研究对象，试图解析“浙江模式”背后的因素。
两位学者认为，浙江经济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独特的产业结构，也得益于政治体制的不断改进。而政治体制的不断改进则体现在新的政策标语不断涌现。通过在公共空间大规模地展示和呼吁，标语可以最为生动地展示政府的政策倾向。
作者选取了永康和义乌作为具体研究案例，试图通过对当地各时期标语的分析，探究当地政府的经济发展理念，并以此分析政治标语的影响。
永康：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以商促工，工贸联动”
永康在建国前就有良好的手工业基础，但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类似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标语，个体经济被严格禁止，众多手工业者被组织成社，但工作效率低下，逐渐被淘汰，农村经济彻底回复到之前自然经济的状态之中。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出台，个体户开始出现。但在改革开始初期，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思想依然存在。当永康农民向临近地区出售手工产品时，他们甚至会被逮捕。当认识事情的严重性和发展的重要性，金华政府转而鼓励地方小规模经济的发展，宣传标语因此从“割资本主义尾巴”转变为“家家办工厂”。
新的标语马上有了效果，总共只有180户家庭的墁塘村却产生了170家工厂和作坊。但因为这些家庭工厂所受到的各方面限制，这些工厂只能进行联合。意想不到的是，此种村级企业模式是如此成功，以致这种模式很快就被永康地方政府认可，出现了“四个轮子一起转”的标语，呼吁当地的众多小型家庭企业也进行类似的整合。至1985年，永康登记在册的企业达到了2000家，雇佣了多达四万劳动力。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召开，私营经济被官方认可，出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永康马上出现了“开放兴县，工业强县”的标语，并建立专门的工业园区将已成规模的民营经济纳入其中。随后，在以往的基础之上，90年代又出现了有限责任公司和工业集团之类的新式组织结构。同时，工业的发展催生了商业的需求，永康出现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的标语，具体体现在类似五金城等商城，为企业主和商人创造联系的场所。
义乌：从“为集体积肥”到“小政府，大市场”
与永康不同的是，义乌从最早的“鸡毛换糖”到现在的国际小商品城，经济基础始终都是商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80年代初期义乌出现“赶社会主义的大集”和“为集体积肥”的标语，标志着政府对商业贸易的支持，一直以来的商业传统被重新发展，商人们也摆出流动摊位，进行更大范围的市场行为。虽然这些摊位最初为政府所驱逐，但很快政府发现这些流动摊位已经为当地经济带来很大好处，于是转而支持，同时试图进行规范化管理。
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商品范围逐渐扩大，并开始挑战政府所规定的“三个不准”政策。最初地方政府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最后也在当地居民的压力之下正式发布“四个允许”政策，放宽了对商业的管制，出现了“买天下货，卖天下货”的标语。
在八十年代义乌发展的初期，地方政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政府部门的工商局在政府和商人之间扮演着从事协调工作的中间人角色，一方面它要执行政府的政策，一方面要支持商人。有了强有力的地方支持和商业基础，义乌政府率先提出了“兴商建市”的发展策略，这种政策对义乌以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伴随着之后小商品城的建立，政府对自身定位日益明确， 政府将自身定位与社会的管理者和引导者，为市场不同参与者的合作创造条件，逐渐推动“小政府，大市场”的局面。
永康和义乌的成功自然有其一定的工商业基础，但这些单薄的基础并不能直接带来它们如今的成功。其实，它们的成功道路充满了曲折。在仔细整理两地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之后，作者发现，真正促成两地经济发展的因素不仅仅是政府对工商业的支持，还包括当地群众对自身权益的不断争取。只有当地方群众充分发挥自身潜力，保护自身利益，当政府将自身定位于社会的管理者，制定相应政策，才能获得与永康义乌一般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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