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论大陆的民族政策
台湾学者论大陆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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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竹成（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教授）
“政见”观察员励轩 按：赵竹成先生是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教授，赵教授在俄罗斯喀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研究前苏联地区民族问题的专家，近年也一直从事新疆的民族问题研究。由于中国的民族政策很多学自苏联，谈中国的民族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苏联，因此由一位兼治新疆的苏联民族问题专家来谈大陆民族政策，将为我们的读者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以下是赵竹成教授与政见观察员励轩邮件交谈的节选，他就大陆民族政策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以及目前大陆学术界关于民族政策的争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竹成老师授权政见网刊登。
收到人大博士生励轩寄来一份“图解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原始资料，看完之后觉得可以针对励轩提到的中国民族政策争论提供一些浅见，彼此讨论一下。
首先，中国民族政策确实不是照搬苏联，这两者差异极大，根本原因就是国情与历史脉络不同，如果照搬，一定水土不服。其实由马克思以降，到布尔什维克党政权成立，这中间先不去论学理，就常理判断，当然会有调整。中、苏之间亦然。例如，接近邦联性质的苏联联邦制在大陆是用自治区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然而，苏联采联邦制是个不得已的作法，这大家都清楚，设置民族院那是因为联邦制的关系，这有宪政政体设计上的因果关系，把近90年前的1924年苏联宪法的设计拿来抄，未免过头。而且，1988年后苏联还有个更高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是超越两院的，过分重视这种机构象征的形式主义，意义不是很大。
但是自治区制也不能说是公平，因为还有好些没自治单位的，给个民族乡意思一下，哪叫公平？同是民族，如果依历史正确的论述性来看，不是大家都平等吗？结果有的有，有的没有，连法制层级也不同(有区，有州，还有县，甚至还有旗)，矛盾。自治区制的基本问题，要回到政府治理中的分权原则进行辩证，才能有意义，目前把自治区挂在民族政策下的特殊化，形式成分比较浓。当然这还牵涉到大陆的国体设计，这是根本问题。政体设计，老实说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不适合的问题。另外，汉人以外的其他民族叫少数民族，会不会有心理意识二元化的效果？就是1与55之间的对应，似乎也可以考虑成为一个课题。俄罗斯对于少数民族一词有比较严格的定义。
谈到民族识别，我不赞成民族识别。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民族识别是一种人为，违反自然法则，又不可逆的作为。民族识别是”建构论”最佳的教材，说句白话，就是在不同人群之间用水泥砌墙。但是要砌墙也得全都弄，有些群体只能称”人”不能称”族”，在国民权利这件事情来说，矛盾。第二个不赞成的原因就是这件事基本上是个政治决策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科学研究可以去确定某个群体处在哪种社会发展阶段，但是，代某群人决定自己是”谁”，这不是科学的目的。尤其，”集体自决的实践要先由个人自由的决定自己的民族属性开始”。 苏联对于民族属性向来是依受访者的自报为准，这部分可以去找历年人口普查的调查表，和查阅1937年关于民族属性的定义和母语定义的争论就可以知道。这争议由1926年第四次全苏统计人员大会开始讨论到1937年才确定下来。 把1922-1924加盟共和国划界来对比是个不正确的理解，而且斯大林的нация(指民族，励轩注)是个未来式，怎么当成现在式来处理。列宁的根本观念是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彼此接近(сближение)，进而打破界线(就是民族特征的消失，你看，到这阶段，感情问题就跑出来啰)， 最后发生слияние（指融合，励轩注）。这是斯大林的本意以及苏维埃人(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概念的实践，但是苏联时间不够，没成，而且赫鲁晓夫和布利兹涅夫又过于乐观。因为民族识别是一个人为的不可逆作为，我在论文中曾经提过，民族识别让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不可能进行，也不可能实现。因为，会造成精神心理及实质上的不可剥夺性。
民族优惠政策需要不需要，说实话，要！因为这不是利益计算的买卖问题，而是道德与国家存在的价值问题。但是，说白了(全世界大概就是大陆和台湾在民族优惠上是采个人、集体、地区优惠三种并行制的，这问题极大。世界各国好像没这么玩法的。)，民族优惠政策在本质上就是社会福利政策，就是一国中的部分人群公民，因其特殊身分而由国家予以特殊的额外的资源性支持。然而，研究福利国家的结果都知道一件事情，福利国家如果做过头，对国家是个灾难。因为这种事情一上车就不能下车，只能向上加码不能向下减码，最可怕得是，受保障者会认为理所当然，没完没了。但是，少数人特殊资源的保障是其他大多数人无偿付出的结果，不是吗？
马戎老师说的去政治化的主张,当然对，每一个国家的宪法总则里面，必然有一条关于人民权利义务的规范不是吗？但是，叫民族或是族群不是重点，汉语中光一个民族如何定义就唠唠叨叨，没个准，烦都烦死了。马老师的主张,本质上不是个科学论证问题,是个感情问题,现在可不可行？当然不行啊，因为碰到感情问题，连道理都讲不清。
我举个例子(这例子在我的书中有提过)，俄罗斯原本护照上有注记民族身分，后来叶尔钦认为大家不应该分民族，都应该当俄罗斯人(россияне指俄罗斯联邦公民)所以决定取消在护照上注记民族身分。结果你应该猜得出来，俄罗斯人русские一般都没感觉，无所谓，但是鞑靼人受不了了。我记得当时鞑靼斯坦议会有个议员在电视上说：连狗都要有血统证书，我们鞑靼人连在护照上注明自己的身分都没办法。
如果大毛拉说在自治地区的汉人也可以享优惠，这是好事。在乌鲁木齐街上拉板车，从甘肃、河南去的汉人他们的孩子怎会不穷，生活怎会不苦，怎能不拉一把。但是千万不能用自治区的名目运作，会出很多麻烦，台湾是用偏远及离岛地区的名目去弄。
还有一件事，我在乌鲁木齐也跟几个老师谈过，为什么中小学不强迫汉人每周上4-6小时的维语或哈语或柯语呢？汉人为何就不能和维族说几句维语呢，民族团结不光是经济民生问题，还有情感问题。但是情感问题不是放几个柱子就可以了，说穿了，和少数民族交往，大多时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感情上，台湾话叫爽不爽的问题，就是人家爽不爽和你在一起啦。
相隔那么多年，苏联解体不久时，我在俄国听到：以前大家都不分你是鞑靼人，我是俄罗斯人，现在大家交朋友要先问你是什么人?现在，在新疆听到：以前大家穷的时候没有问题，现在有钱了，反而问题多了。前几年郝时远老师到台湾，在中国边政协会我私下就说，现在在利伯维尔场经济下，国家调控的工具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没用，有没有甚么对策？郝老师没回答。有时候觉得人类学讲多元文化主义讲过头了，多元文化主义中讲彼此尊重平等共生只是消极的一面，更积极的是要促进各文化的对话和沟通。缺乏后者，多元文化彼此是互相孤立的，不出问题也难。德国梅克尔，英国卡麦隆和法国沙克吉都说多元文化政策失败，不是没道理。但是，实事求是，用前面提的语言为例，让汉人去敲门比较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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