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谁有特权上大学？》

来，给你出一道题。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藏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问题是，你被扔到这3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 正义论 》。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 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 Windows 系统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得想想什么样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最合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以及他们的回答：Affirmative Action（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是19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平权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是“纯白”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 亚裔；32% 白人；14% 拉美裔；6% 黑人和 1% 印第安人。

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1978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 16% 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抗议。最著名的抗议，来自19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 Peter Wilson。他抗议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19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录取学生中“平权行动”。19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19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9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19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到1998年的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 密歇根大学的 Gratz/Grutter 对 Bollinger 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其1978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5比4惊险胜出的。Peter Wilson 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史”、“经济”和“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年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20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3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杨支柱：高考人数下降不足以反映人口结构危机》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2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下降至915万人左右，4年累计下降140万；高考录取比例从2008年的 57% 跃升至2012年的 75% 以上；从2007年开始，出国留学人数连续4年保持了 20% 的高速增长，2011年出国留学人数已达34万。

这则消息近日被广为传播和评论，评论家们普遍对行将到来的高校破产表示忧虑，但是显然夸大了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大学生就业难（这些确实是事实）对于高考报名人数下降的影响。

如果左右高考报名人数的仅仅是适龄人口和高校教学质量、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那么1963年出生的人（数量之多空前绝后）参加高考的时候，大约也就是1979年（那时学制短），中国高考人数就达到了顶峰，而不会等到2008年。

高等教育质量、大学生就业难易影响的主要是不同高校之间对生源的争夺能力，对于整个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影响甚微。至少在中国大陆，学生之所以考大学，大部分主要不是为了求知，而是拿到一块在社会分配体系中抢占优势地位的敲门砖。高校教育质量下降、大学生就业难对于高考报名人数下降的影响，远不足以抵消高中毛入学率的上升对增加高考报名人数的影响。

所以高考报名人数的下降意味着18年前出生人口急剧下降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高中毛入学率上升对于增加高考人数的影响。因此，不能说来全国高考人数4年累计下降140万部分是由于出生人口减少；相反应当说，全国高考人数4年累计下降140万远不足以反映18年前出生人口的急剧下降。

对应2009~2012年高中毕业人口的是1997~2000年的小学入学人口。小学入学人口并不能准确反映六、七年前的出生人口，因为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推迟入学和留级现象，人口迁移过程中也存在大量的重复入学。但是由于每年都存在这种重复，小学入学人数的减少速度却可以相对准确地反映六、七年前出生人口的减少速度。

根据历年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可以查知：
1997年，全国小学62.88万所，招生2462.04万人，比上年减少62.62万人；
1998年，全国小学60.96万所，招生2201.38万人，比上年减少260.66万人；
1999年，全国小学58.23万所，招生2029.53万人，比上年减少171.85万人；
2000年，全国小学55.36万所，招生1946.47万人，比上年减少83.06万人。

1997~2000年的小学入学人数4年减少578.19万人。把这个数字和2009~2012年大学报名人数减少的140万做一对比，谁是谁的一部分不是很清楚了吗？

去年中职教育遇到招生瓶颈而大肆造假被发现后，媒体说：孩子们读高中的比例增加了。现在大学招生遇到生源危机了，媒体却普遍忘记了去年说过的话。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正视持续几十年的少子化行将带来的人口结构危机？

在用工荒、兵员荒、生源荒出现的同时，1963年出生高峰的女工明年就满50岁可以退休了。再过10年，1963年出生的人就全部退休了，晚5年甚至10年出生的人也部分退休了。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失去，资本外逃将愈演愈烈，到那时才正视人口结构问题就太迟了。

更令人绝望的是，现实中即使是享受政策优惠的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妻要生第二个孩子，也是障碍重重。据2012年6月7日北京晚报网络版《双独家庭为生二胎盖30余个章》一文报道，一对丈夫为北京户口、妻子为外地户口的双独夫妻怀上了第二胎，经过跨省往返户籍地开三级证明、让女方父母重新补办结婚证（原来的结婚证盖章为“**革命委员会”），并召集10多位邻居开听证会，历时半年，盖了30多个公章，才拿到已改名为“生育服务证”的准生证。

★《买“枪”——两万五，上一本 @ 南方周末》

2012年6月6日，兰考县第一中学考点。“枪手”已于高考前一天潜入这个城市
在河南的替考产业中，枪手处在产业链尾端，却是关键的一环。好的枪手始终是替考中介以及雇主追逐的顶级资源。
行规是先付给枪手5000元定金。6月25日成绩出来后，再根据成绩支付后期款项，一本2万、二本1万、三本3000。

测试

成绩好不好，上阵考一考。为了满足雇主们不同需求，多数中介都会采取测试的办法在考前对“枪手”进行考察。这个过程会由中介、家长的代理人以及有鉴定水平的老师共同完成，

2012年5月30日下午，根据替考广告留下的信息，南方周末记者以“河南大学学生”的身份拨通了一个名为“商丘高考中介”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声音清亮的男子，他自称是河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2011届的毕业生，并让南方周末记者“相信师兄”。为测试记者的水平，他定下6月2日中午安排“做卷子”。

“要是合格，你就去商丘或者周口，那边招办和监考老师都已经打点好了。”6月2日早间9点，南方周末记者在河南大学西门见到负责测试的一行三人。中介看上去年龄约在25岁左右，戴着眼镜，穿着条纹衬衣。衬衣男介绍说，自己做高考替考中介已经多年。在商丘那边由一名中学老师牵头，拥有众多“后台资源”，“担忧安全没必要”。

之后，他将南方周末记者带到了河南大学金明校区，并在校园内见到了另外两名负责测试的男老师，他们是从商丘过来专门负责测试的“老师”。其中一位身材微胖的中年人是一名文科综合老师，另一名年纪约在28岁左右操着商丘口音的男子负责数学测试。按照计划，测试地点被安排在了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自习室，但因临近高校期末考试，自习室座无虚席，衬衣男又引导一行人去校区东门的生活区。

“做题用的，有桌子凳子就行，我们常来这儿。”在递给老板二十元钱后，这间无名旅馆的老板将大家带到了一间钟点房。一名戴眼镜的胖老师从包中拿出7本高考模拟题，一番挑拣之后将一套《金考卷2012年高考大纲调研卷文综试题》递给南方周末记者。“就这个，全写完”。

操着商丘口音的数学老师则拿出一套《2012年北大清华冲刺王高考猜题卷数学卷》，划了几道选择、填空和两道大题，示意记者只需要做出划过的题。随后三人走出房间，让南方周末记者安心答题。测试期间，三人几乎从不对话，显得十分谨慎。南方周末记者数次问及几人姓名，均被以“照顾安全”的理由拒绝。

测试约开始了十分钟，中介衬衣男又进到屋内，说是拿走刚刚落下的一本书，还留下了几页纸张，是南方周末记者正在做的数学卷的参考答案。临走时他以神秘的口吻叮嘱，“不要紧张，好好做题”。之前南方周末记者曾告诉中介，透露自己的数学不好，测试可能有困难。

“差不多三本，可以马上签协议。”三人在测试完后，商丘来的数学老师跟当地雇主电话后，觉得可以定下来了。他应允先给记者5000元定金。6月25日成绩出来后，再根据成绩支付后期款项，一本2万、二本1万、三本3000。

杀熟

虽然测试能够选拔出好的“苗子”，但要考好还必须靠长时间的复习。一般而言，在河南几所重点高校中招募“枪手”的季节会比较早，2012年高考的“枪手”不少就在2011年大一新生开学后不久就与中介签订了协议。

李娟是河南大学数学系的大一新生，家境并不好的她通过复读才考上了一本。2011年11月，新生军训后不久，她就被学长找到，希望她能“襄助事业”。

“绝对无风险，我去年就去过了。”李娟说，做代理的学长们会通过同窗情谊来拉拢懵懂无知的新生，更有甚者拉来替考过的高年级学生现身说法，分享经验。李娟半信半疑跟家里打了电话，被父母制止了。

做代理的陈翔东也曾参与2011年河南省高考的替考。2011年4月，辅导员让他帮忙找人替考，找到几人后，仍差一人，他便自己上阵，考了一个二本。

李娟的坚持并没有太久，在老师和学长的轮番哄诱之下，今年新学期刚开始也应下了替考的“生意”。她同担任中介的“学长”定下口头契约，中介一次性付给她1000元作为定金。为了让她再度良好发挥，中介为她制定了严密的复习计划，为她购买了参考书以及《历年真题》。

“他们让我每隔两天完成一套真题，一直坚持到高考。”为了让李娟考出好分数，“学长”还会定时关心她复习的状况。但李娟算了一笔账，自己完成语数外三套卷子就需要6小时，加上理综两个半小时，这意味着她需要在紧张状态下一天才能做完，耗时太多。

如此大强度的复习节奏，会使得这些新入大学课业繁重的“枪手”们无所适从，更多的人都选择了抵抗。中介和雇主并无法监督“枪手们”，他们只能开出更高的价格来利诱，“考上一本奖励两万，并赠送一台笔记本电脑”。

高考的替考中介们喜欢这些大学的“新鲜人”，他们胆小善良更容易控制，而且作为熟人来说，风险最小。5月底，临近大学期末考试，记者在河南大学老校区综合教学楼等地走访发现，教室里一些学生正在全神贯注地做着高考模拟题，同时座位上也放着他们的专业课书籍。

“考个三本就很不错了，家长也不会有意见，毕竟请替考的孩子总是忙着玩乐，学习成绩很差。”陈翔东介绍说，临近高考临时招募的“枪手”就只能充数了。由于需求太大，中介并不能找到足额合格的替考者，提供“劣质服务”也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候中介为了搪塞雇主“凑人头”，甚至会将大专生和高中低年级生冒充做“大学生枪手”。

一年枪手，两年代理

最后，心理素质稳定也是枪手必备素质，一定要沉得住气，守得住秘密。虽考场中一切打点到位，“枪手”仅需要拿着别人的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场便好。

“压力其实都在地方招办和监考那里，枪手和我们这些中介都没什么。”接触高考替考行业两年了，陈翔东也把这个行业看清楚了。他也痛恨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这些家伙，天天睡觉，但没办法，人家就是有钱”。

今年，他不再像去年自己替考那般忐忑了，他在学院老师的麾下担任起了高考替考代理，他找到了三个“枪手”，并准备将他们送往6月7日的考场。他学着自己遇到的学长那样，开始穿起名牌衣服，带着不屑的神情对学弟学妹们“洗脑”，并将他们培养为枪手。

陈翔东介绍说，学校里和他一样的替考代理们每年都会借着高考赚不少钱，这些代理多数都是学生，但都“白手起家”。他们出入高级消费场所，在若干女友身上一掷千金，生活得很快意。而他则想自己创业，用眼下赚到的中介费作为未来的启动资金。“我知道河南高考很难，这些人破坏了公平”。但陈翔东觉得，从那些有能力破坏公平的人身上赚点钱“也是应该的”。

对李娟来说，替考的事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心上，身材娇小的她觉得自己都快透不过气来了。作为复读生的她，总会想起自己13年苦读的含辛茹苦，日子几乎是熬着过来的。3月初，她在中介和考生家长的反复纠缠中推掉替考，将定金还给中介。“那一千块钱总让我不踏实，我一分都没敢动。”

3月6日晚，考生家长发来短信质问李娟说：“作为一个大学生，你本身已经失信，出尔反尔，对我们家庭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的女儿知道这个消息已经几天不吃饭了。”

（应受访者要求，李娟、陈翔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