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身份分裂”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身份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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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观察员 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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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拥有怎样社会地位的中国人，在遇见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时，都会不可避免地问自己：我是谁？”
在一本名为《 深度中国：个人的道德生活 》的新书开篇，美国学者 亚瑟・克莱恩曼 （ Arthur Kleinman ）这样写道。
他所说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指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这种颠覆的经历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本书中，七位哈佛毕业、各持不同学术背景的中国学者和他们的美国导师克莱恩曼试图寻找这一边界模糊但又过程清晰的答案。
过去，中国人的个人身份往往建立在以家庭和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之上，一个人的身份往往是“长子”、“幼女”、“庶出”、“一家之主的原配”、“农民”、“地主”，等等。
新中国建立以来，个人在很大程度上从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枷锁中脱离了出来，在社会主义再分配的系统下被重新给与了意义：在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身份之上，更增加了集体身份（人民公社和单位）以及最终属于“社会主义一份子”的终极身份。这种身份再分配几乎颠倒了以往的社会阶层秩序，使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站在了以往富有的人群之上。
这种被政治所安排的秩序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在此之后，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开始逐渐瓦解，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独特的个人身份。
改革开放所带来最大的机会在于市场经济和私营化的过程。无处不在的市场机会和社会流动可能性的增大鼓励着中国人相互竞争并主动争取，进而造成了 尼古拉斯・罗斯 （ Nikolas Rose ）所说的“进取的我”（enterprising self）。在生活方面，“进取的我”习惯于个人消费，以及竭力于满足个人需求，并产生了“渴望的我”（desiring self），渴望一切情绪的释放，一切物质的欣赏，以及一切个人的提升。
而在克莱恩曼看来，一个人不仅仅有一个“我”，而是有很多的“我”。受到社会、文化、集体以及家庭的影响，每个人在不同的时候展现的“我”都不尽相同。从某种角度上说，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造成了中国人内在的“分裂的我”。
克莱恩曼指出，两种体制上的变化带来的社会变动造成了对个人的巨大冲击：农民工进城，以及国营企业员工的大面积“下岗”。前者造成了在城乡“漂”着的打工者们的身份冲突，后者则造成了以单位为本的身份剥夺。当国家退出社会分层秩序的维持的时候，个人必须站出来承担更多的责任，以确保自己的地位能够上升，而非下降。因此，在1980年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将为了什么生活？以及，我们应该为了追逐个人利益而生活吗？
自1988年几场全国性的争论之后，人们逐渐发现围绕着“个人”、“个人利益”、“自我”和“自我满足”的禁忌在淡化，以致“为自己而生活”逐渐代替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终极目标。消费市场的开放导致了具有身份象征意义的商品不再是干部和拥有特权者的专有物品：从手机、电话，到电脑、汽车和房产，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装点自己的象征性身份，以得到社会身份的满足。放眼望去，高档饮食、奢华家居，有文化的生活方式充斥着各种媒体，并向新一代的中国人灌输着什么是“美”，什么是“优秀”的，什么是应该“追求”的。这种个人化的生活带来的主观变化是巨大的：除了更多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以外，也有更多的不平等，改革开放在制造了赢家的同时，也意味着有更多的输家。
从世代的角度来说，体制的变化意味着老人们失去了社会保障以及能够安度天年的社会安全感，中年人们面对着下岗危机以及如何重新发掘自我身份的困扰，而年轻人们需要面对更多的竞争，无论是教育资源方面还是工作生活方面。在经济因素以外，追求个人体现的过程也往往给追求者以及周围的人带来身份冲突：离婚率的不断上升直接对以家庭为本的传统文化造成冲击，性文化的解放、婚恋观念的改变造成几代人之间的道德以及生活方式冲突，以致有时看来“个人”的追求和大众化的期望值是背道而驰的。
另一方面，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说，个人化生活的好处在于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有更多的机会相互交流、帮助，尤其是通过网络、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组织。但个人化的生活不单单带来了方便，也带来了道德观的转变。克莱恩曼指出，在过去，中国人的道德观和对他人的信任是建立在社会关系之上的，也就是说，对待熟人有一套标准，对待外人又有一套标准。这种“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对待是中国人身份建立的基础，也是在个人化的过程中被最先打破的。当今社会下人与人打交道是短暂而简单的，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认为我们会和同样的人打第二次交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对方的信任不能建立在关系之上（大多数时候对方都是陌生人），而必须建立在社会道德标准之上（我们只能期望对方不是骗子，并且对方也期望我们不是骗子）。这样的现象在城市里尤其严重，以致城市居民在追求自我和个人发展的道路上已经被孤立了，但我们对他人的要求却依旧寄存于集体和群体道德感之上，这种认知和期望值的冲突直接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信任危机。
总的来说，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被分割成了两部分：个人的自我的，以及集体的大家的。在快速变换的日常生活之中，个人和个人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多，以致个人身份超越了集体身份成为了国人现在的主要身份。与此同时，个人对集体的期望值和依赖依旧存在，并对改善公众环境抱有一定的个人责任感，但往往是这种期望值和责任感将和个人的需求产生冲突。
在《深度中国》中，克莱恩曼以及他的学生们着重展现的就是这么一群有代表性的中国人：他们的文化道德追求使他们关心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并愿意支持贫困人群，比如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但他们日常生活的体验令他们不得不同时将重心放到和自己以及熟悉的人身上。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一定愿意让自己的小孩和农民工小孩一起上学。这种个人重心的偏移时不时地导致他们对公众需求的忽略，并代表了中国人“身份分裂”（divided self）的核心。
【参考文献】
Arther Kleinman et al., 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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