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S君谈

冯老师，读了您的文章《 知识产权的终结 》，我有几点困惑，能否聊聊？您扯开去谈也行。现在好像不仅仅中国，世界各地甚至欧美发达国家，盗版和“山寨”产品都大行其道。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很多，一般认为是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不健全造成的，您同意吗？

恐怕不能这么说。如果知识产权法还叫“不健全”，世上恐怕没有健全的法律了。因为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都是美国推动，拿国际条约和双边/多边协定做框架，背后则是主导全球贸易的美国法标准；至少在“主要贸易伙伴”之间，法律规范、学理解释甚而条款用语的同质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所以出了问题，业内人士都怪执法，还怪一个叫“体制”的东西。

中国就是这毛病，老批自己，跟着美国的调门批，坐实了人家的指控。说实话，知识产权乃至业已宣布建成的整个法律制度，是不是建国以来最健全的时候？谁不承认，即有肯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无法无天”之嫌，那可是严重的偏离“政治正确”，呵呵。法律如此紧密地接轨国际（读作照搬美国），却仍然担了“不健全”的恶名，而且是官方宣传口径，这里头一定有什么不便明言的难处。

这话怎么讲？

“不健全”是委婉语。说白了，就是知识产权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不力，照顾不了它的首要服务对象即资本的利益，走到头了。乍一听，此话有点反常识。可是谁有那个能力，且受益于，抛弃知识产权——以及支撑它的形式化的“普世价值”法权意识形态，我称之为“形式法治”——除了资本，新世纪全球化的资本市场和资本竞争？

这么严重啊，是不是因为互联网的兴起？如果像您说的，美国构筑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已经失效，那么知识产品和服务还能享有法律保护吗？前景如何？

现行知识产权体系的衰落，或其中一些门类如著作权（版权）、专利的消亡，西方学界讨论不断，有年头了。原因颇复杂，但有两项“搅局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s）我以为是颠覆性的：互联网和产业外包（outsourcing）。不过这问题我那文章有分析，这儿不谈了。外包，是欧美资本推动全球化的基本策略，在商界最著名的鼓吹者是德鲁克教授，就是《 政法笔记 》里提到的那位每五年必通读一遍莎士比亚的老寿星。

衰落既已开始，进程不可逆转，前景便是知识产权的多元化，或侵权与保护兼容并包。我的观察，高科技大公司之间操控市场和垄断，还得靠知识产权。目前打得不可开交的一系列官司，如“苹果”对“三星”、“谷歌”等的外观设计（电子产品用户界面）专利诉讼，便是这一策略的最新演绎（BBC新闻网，2012.6.27）。那是高端法律业务，商家运用知识产权争夺市场，好律师不会失业。但在互联网的普通用户那儿，在音像资料，例如网友之间分享歌曲电影，或者日用商品包括“奢侈品”的消费层面，“山寨”或仿冒却是主流。法不责众，知识产权的保护大体属于“虚拟的现实”（virtual reality），当心别当真了。

而且，侵权有侵权的生意经；商家走在法律的头里，早就在赚“多元化”的大钱了。我有个学生调查发现，中国视频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十分成功，大可编写一部经典案例，叫哈佛商学院高价收购。从法律的角度看，也极有意思：一方面，各视频网站的影视剧目高度重合，网站之间彼此“盗播”已达到“默契的均衡”，形成行业惯例（“潜规则”）；另一方面，著作权并未完全失效，毕竟这些企业是斥巨资买下一批热门电视剧的独家网络播映权的，从而拥有并行使着各自的诉权。这样，天价的独家网播权，加上高调宣传的诉讼威吓，就“筑起一道狙杀中小企业的高墙”，让大鳄们垄断了视频市场（余盛峰，未刊稿）。

此类“纵容”侵权的市场策略，今天在越来越多的行业流行，而中国绝非孤例。所以我说知识产权的消亡，标志着形式法治的普世性被资本遗弃了。

这么说，知识产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它既不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也够不上“普世价值”，而是人类历史上的阶段性产物，对吗？

对，知识产权的历史不长，发轫于十八十九世纪西欧的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崛起、殖民主义扩张的产物。这是常识。有趣的是，当年美国建设法治，口碑也不好，当过蛮长一个时期的盗版天堂，仿佛中国搬去了新世界。狄更斯（1812~1870）访美，开头很恼火，觉得自己被盗版书商坑害了；更可气的是，波士顿和纽约的媒体还批他，说他小说畅销暴得大名还斤斤计较什么版权，太抠门了。

但现在的困境有所不同：全球化/网络时代，知识产权落伍了，居然伺候不了自己的资本主子。这在理论与实践上，对主仆双方皆是严峻的挑战。

说到资本主义，我想起一个相关的问题：有一篇《网络共产党宣言》流传甚广，您怎样看待？

哦，作者叫莫格伦（Eben Moglen），哥大法学院的教授。他是耶鲁的双博士（法律/历史），美国自由软件运动的“大牛”，主张“凡是值得复制的都值得分享”，所以写了这篇宣言。

互联网给用户的感觉，像是人人有份的一块“公地”（commons）；由于是“虚拟世界”，又滋养了一种在传统公共生活不大可能主张并贯彻的政治理念：言论自由绝对不容削减。这两者合在一起，便是一股方兴未艾的反对内容审查、信息垄断或知识产权化的潮流。不过公地共享、开放存取（open access）与自由软件，跟“共产”还不是一回事。博客短信微博，还有“脸书网”之类社交媒介，固然革新了信息传递和社群面貌，但网络社群的流动性大，注意力短，缺乏马克思说的那种大工业对劳动者的阶级意识与纪律的规训。换言之，“网络共产主义”尚且培育不了行动的主体；倘若没有行动，组织起来团结一致的行动，而只是发议论“做文章”或者“请客吃饭”，“主义”是行不远的。

相反，互联网催生了全新的资本市场和竞争方式，所谓“数码经济”。这新经济又名“侵权经济”，如方才讲的视频企业案例所示，它不违法简直就不能运作，更无从发展。侵权，因此“远甚于立法”，广泛地“规范并体现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选择”（《从卡拉OK与人体写真想到的》）。

要说“阶段性产物”，远不止知识产权，整个形式法治的范式都是。法治在西方主流观察家看来，跟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未加思索，就把法治的信条当作“特洛伊木马”搬运，期待着哪一天木马突然发难，倾覆“中国特色”。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也不知培训了多少期法官，颁发了多少张文凭，那木马依然毫无动静。形式法治反而被“中国特色”消化了：不仅法条多属具文，法律人也抽空了职业伦理，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木马投降特洛伊人，甘当后者的驯服工具，双方成了“共谋”关系。

更有甚者，这共谋已“感染”了资本的全球竞争，迫使所有的竞争者为了降低成本，避免出局，都趋向于“低法治”的交易和财产制度——首先是新兴经济体，然后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知识产权或抽象物上的财产特权的牺牲，乃是资本为救赎而奉献的羔羊；它化作青烟的祝祷，我们才迎来了“低法治”的天国。

嗯，这像是《圣经》的语言了，“低法治”的救赎。但是通常我们说，知识产权的保护能促进创新、竞争乃至经济发展，为什么反被抛弃了呢？

知识产权促进创造发明？那是教科书上的说法，法学院学生毕业以后马上还给老师的东西。

文学艺术的繁荣，科学前沿的突破，历来是同知识产权不相干的。知识产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 “以财产形式使重要的抽象客体为私人所攫取”（德雷贺斯，页1）。具体说，便是取消文艺创作和科学探索的自由追求、分享与合作，代之以私有财产同劳动契约即雇佣关系。试想，一个人的思想文字或创造发明，动辄归老板占有，那得消灭多少“与生俱来”的权利？

前不久“神舟九号”上天，央视记者采访航天人和火箭人，一群挑大梁的“八〇后”讲了好些老一辈无私奉献的故事。说有一点特别感人，老同志主动地无保留地传授知识经验，全无知识产权的意识。我觉得很说明问题。那些领域属于尖端科学，涉及军工，有群策群力和“传帮带”的传统；因为保密、特殊用途或西方的技术封锁，不适合也不允许知识产权介入。所以航天人火箭人的科研体制，跟今日大学实行的官僚化、产权化的科研评价标准，是格格不入的。首先，他们骄人的成就，没法用“英文核心期刊”发表、申请或引进专利来衡量；其次，攻坚课题的负责人——相当于大学里被学生唤作“老板”的教授——也绝不可自己注册成立公司，市场运作，将国家投资的科研成果“商品化”了中饱私囊。

核心期刊因是官方指定的垄断，相当于特许状经营（“专利”的本义）加注册商标。我曾展望有“山寨”版涌现，冲击那垄断（见《 致辞与山寨 》）。果然，上星期学生转来一则报道，“假期刊骗二万人版面费，职称压力催生畸形产业”。原来有人在海口成立公司，印制《中国教育科研杂志》、《中国医学论坛报》等多种“山寨”学刊，收取版面费累计人民币1,060余万元，被“扫黄打非”查处了。其实那公司办得不错，八年了，一直在“中央级大报”登广告，所发论文被国内最大的两家论文数据库收录，并非偷鸡摸狗的营生。编辑部员工朝九夕五按时作息，每周开例会总结表扬，还有休假制度：“老板甚至给我们签合同、买保险，我慢慢觉得在这里工作挺光荣的”（观察者网，2012.6.28）。是呀，私人印几份学术杂志，享受一下出版自由（《 宪法 》第三十五条）；解决广大教师提职称、博士生拿学位无处发表论文的困难，又不是代写论文、高考泄题，如何就犯法了？那些合法（有刊号）的学术杂志也收版面费，价钱十倍不止，简直是暴利行业，怎么不管一管呢？

诚然，大学体制的荒诞，与中国男足的俱乐部制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后者才是彻底的资本化的腐败，队员进球、裁判吹哨、管理者的职务信誉和人格全部“物化”（reification），狂做市场交易。结果是体育精神荡然无存，“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哈哈，这个我同意。但“知识就是力量”，是宝贵的财富；既然如此，为什么作为财产权利，执法保护就那么难呢？

在资本驱动的体制下，知识信息归于私有财产，做成经营特权，获得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与国家机器的保护，是天经地义。似乎推行不该有大的阻力，即便在网络时代。因此“不健全”的肯定不是法律——法律总是可以修订的——寻根究底，或许是我们自己：人的遗传基因跟知识产权过不去。这方面我没有研究，但读了些生物进化论和进化心理学著作，觉得有这个可能。

人类的天性，是喜欢分享信息、传布知识的。但分享信息是“利他”或“公共服务”行为，这同“经济人”“理性人”对力量和财富（包括知识）的争夺，是否矛盾？据说这问题的达尔文主义“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理论的解释，是从孔雀开屏受的启发。雄孔雀的长尾巴，于觅食与躲避敌害皆是累赘，照理说，早该被遗传基因淘汰了。然而雌孔雀择偶，偏要看雄性开屏。原来绚丽的尾羽是“身心健康”的表征：拖着那么沉重一条尾巴，还能在森林里存活，一定是精力旺盛、聪明能干而适于交配传种的了——雌孔雀的本能没错。人类的性选择遗传，也有孔雀尾巴式的象征性信息展露。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繁衍，应看重男性的狩猎作战技能、情感智力跟语言表达。此类信息多属于今天的文学艺术、游戏和体育范畴；在现代社会，相对于房产商、银行家、会计师的职业知识，的确不很实用。然而正是因为性选择的基因遗传，人们才会本能地把商业社会的理性选择，如金钱崇拜，跟浪漫情愫对立起来，感到“会计师闷，吉他手爽”了（见包耶文）。

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在日常消费、欣赏文艺及科研活动中，人们习惯于分享信息，往往会轻忽或规避知识产权。进入数码时代，复制与仿真的成本大降；而一旦复制仿真变作大众消费和娱乐的手段，知识产权意识乃至法律的权威，就难以维持了。

可不是嘛，现在的电影戏剧流行歌曲，都是在消费大众。您接着说。

知识产权的功用之一，便是把文艺做成商品和赚钱工具。这对文艺创作的损害，跟从前那些僵硬的政治标准并无二致。两者都是消解文艺的现实批判性即思想性，否定创作者、表演者的主体性或自由人格。因而，须加以积极的限制，以免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成长受阻，思想听命于金钱与权势。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知识公地”、自由软件等网络社会运动的勃兴，服务于资本的知识产权与公众的价值理念之间，落差在日益扩大。在此意义上，现时知识产权领域的大规模侵权是结构性的冲突：侵权，或知识产权的减损，是民主建设和言论自由深入人心的必然结果，也是落实这两项宪法基本原则的一个必要条件。

您的意思是，商品化也是一种政治标准？印象中，似乎解放后知识产权空缺的年代，文艺创作也不尽理想，没有留下多少经典，原因何在呢？

没错，怕政治躲政治，不许讲政治；可那也是一种政治，哄人的政治。关于这一点，还有关于文艺的源流、立场方法和为什么人的论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未过时。

解放后的文艺接续了延安传统，但理想气质或风格不如延安。还是产生了不少好作品，尤其音乐和戏剧；但文学退步了，一直到现在。这是很要命的，因为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根基。文学不行，拖累一大片，比如动漫作品，你们年轻人喜欢的，可是投资再多也换不来想象力——艺术想象跟商业头脑的所谓“创意”即知识产权不是一回事。

原因我想是多方面的，未必符合历史上的兴亡“周期律”；但突出的一条，是作品思想性及其体现的作家自由人格的匮乏。言论，尤其是批评性言论，受到种种压制，包括频繁的政治运动。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文学丧失了自我批判的深度，成了公式化教条的注解。结果反而回避了最大的政治，导致列宁讲的无产阶级文艺为其“齿轮和螺丝钉”的“整个革命机器”出了问题。这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普遍经历的一次挫败。我们今天还没走出它的阴影。
是不是扯远了？

没有啊。您把知识产权和文艺创作放回历史语境，揭示其经验教训的理论意蕴，正是我读《政法笔记》的感受。语境化地看，非洲一些国家要求实施西方医药公司的艾滋病药品专利，是挽救生命、知识共享的道德诉求，应当支持。然而换一角度，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发明家或企业的研发成果和专利可以任意仿造，这也不能说是公平吧？

你说对了，公平是个“角度”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长短不一（版权长、专利短、商标可续展注册），以及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专利的强制许可、商标的“事实第二含义”（de facto secondary meaning，通用或指示功能的标志不予保护），这些法定的限制与排除垄断，都是试图平衡权利人同社会各方的利益。追求公正，才会有疑难案件，法官才需要依从良知的判断，或秉持“衡平”（equity）原则。这就要求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情势，审视各样主张背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以确定具体个案中知识产权的边界。

我说“我们”，是因为知识产权的变革涉及诸多“角度”，是全社会的大事，你举出艾滋病的防治，那是极好的一例。在海地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因为疫情国联合起来向西方医药公司施压，强迫其投放非专利药物（generic drugs，即药品更换商标，有效成分不变）并大幅降低批发价，病人的年均治疗费用，现在已经不到350美元。而在美国，同样的治疗，则高达7,000~9,000美元，相差20~25倍（全美公共电台波士顿WBUR新闻网，2012.7.3）。美国的医疗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一个重要原因，是几家大公司用无数药品专利绑架了医疗体制。

原来如此呀。但利益平衡了，就能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难题吗？您的文章说，侵权是当今世界的生活方式，即便是“讲良心的好人”，查查他的电脑软件下载内容，也难保没有违法呢。

不，平衡不等于保护。以“好人”或老百姓的良心观之，侵权也未必不义。

知识产权侵权泛滥的背景，是思想表达、技术方案、标志头衔乃至人格的物化或财产化的泛滥。因物化而攫取，而排斥竞争，而占有市场资源，而张扬特权，而腐败：这是垄断性特权的一般逻辑，例如屡遭诟病的院士制度。如今那院士头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商品化了，成了个人与机构的财产。既是财产，价码随市场行情，就不免吸引有财力的买家来竞标—— “哪里有死尸，哪里兀鹰聚集”（《马太福音》24:28）——于是乎，去年搞出一个做“降焦减害”的“烟草院士”，公然挑战“吸烟危害健康”的医学常识和中国政府承担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义务。近乎笑话却不是笑话。

垄断加剧了腐败，荣誉沦为产权；在老百姓的眼里，就是这样。

您还论及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跟“低法治”的体制及知识产权“弱保护”的关系。相对于西方企业所处的“高法治”管制，国内的商业环境对企业创新和仿制，甚至假冒，要“友善”得多。如果这是一种竞争优势，中国是否代表了知识产权变革的方向？或者说，不经意间，中国在知识产权和竞争领域“打响第一枪”，创造了一个法治的“中国模式”？

“模式”与否，看怎么说了。新兴经济体无论南北都是“低法治”，从印度到俄国到巴西，各有特色。故还是官方的提法“中国特色”稳妥些，“韬光养晦”嘛。

好些侵权手法，包括“山寨”技术的竞争，实则是成功的商业模式。这方面的创新，中国还算不上“打响第一枪”；多数是舶来品，从三氯氰胺（蛋白精）到花样繁多的瘦肉精都是。抽象物上的侵权本身，一般危害不大——“假冒伪劣”的“劣”字，不归知识产权而属于别的部门如《产品质量法》管辖——或者竟是造福于消费者的，如盗版影碟和司法考试复习资料，年轻人大学生欢迎。再如茅台酒，市面上极少真品，买家都晓得。因为酒厂的产量有限，只够定点供应。但众所周知的“山寨”版，依然大量消费，说明假冒产品的性价比不错，符合市场预期。据说公款宴请禁而不止，是高档假酒泛滥的诱因，那么自由竞争的市场果然如经济学家标榜的，不仅不讲道德，连法律也是罔顾的，只消有利可图。

所以我说中国是迎头赶上，得风气之先，在资本的残酷竞争中，这东方小学生反而成了西方老师们的“坏”榜样。你看，资本真是不择手段的非常丑恶的东西。

我们的问题便是：就其腐蚀一切美好事物的自然趋势而言，资本主义确是“堕落人性”即人的异化的普世价值，其成功（不迅速败坏）遂取决于有效的伦理约束——在此意义上，韦伯所谓新教伦理催生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实为一颠倒的解说——那么，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的伦理约束在哪儿呢？我想不是别的，就是新法治话语一直在努力遮蔽的民主诉求，以及传统伦理和中国革命留下的社会主义遗产中，可供我们汲取、光大并超越资本的那些理想价值。

可否插一句：记得您有个说法，新法治是政法体制内的“寄生性话语”。

那是四年前的旧文了（见《 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 》）。寄生，是后现代社会一种标志性的构造——你别吃惊。真的，有的国家就这么着，“现代”走到一半，一着急，跳进“后现代”了——新法治话语只是其中一例。徐冰先生谈当代艺术，说它是“附着在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大的利益结构之内的，一块像癌细胞一样的东西”（《东方早报·艺术评论》2012.5.7）。确是真知灼见。新法治亦是同样的品性，一边靠寄生繁衍，一边却摆出反抗宿主的姿态，藉以获取仿真的独立地位。但我们仔细观察即可发现，那姿态其实是宿主体制运作的需要：那大体制需要一些癌细胞似的话语，包括行为艺术大腕儿什么的，来营造异见、贬低道德，或改写历史、转嫁责任。宿主和寄生话语看似对立，“实际上是一种互为利用的关系”（同上）。

不言而喻，知识产权进入新法治而实施，必然也是充满了仿真、妥协与自我否定的后现代特征的寄生。

所以您才提出了“对法治的信仰的深刻修正”，那样一种修正主义，是吗？

知识产权消亡的实质，是对私有产权“天经地义”，亦即先前你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定，因而不免也是新法治衰落的一个征兆。故我以为西方式法治的一些基本前提和“普世价值”，到了修正或“重新出发”的时候。就其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言，现代法治常被描述为一门世俗宗教。所以我借用法国哲学家巴丢的讲法，把对法治信仰的修正称作“保罗主义”。

在西方基督教的传统里，普世主义首先是由圣保罗阐发的。耶稣运动本是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区的宗教“异端”，故而为耶路撒冷的祭司集团所敌视。耶稣遇难后，“主的弟弟”雅各同使徒彼得、约翰领导圣城的会众。他们和老师一样，是说亚兰语的加利利人。保罗却是流散地的子民，来自翅关（Tarsos，今土耳其南部，得名于希腊神话中飞马的翅膀，旧译大数），说希腊语。他原属法利赛宗派，也信复活，曾积极参与迫害基督徒。但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受了异象感召，皈依了耶稣。之后，保罗加入传道的同工，奔走在叙利亚、小亚细亚、希腊、塞浦路斯等地。这样，就把基督的福音从“福地”引向了地中海沿岸和诸岛的犹太侨民，并接着走向外族，为日后基督教成长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夯实了第一块基石。

新宗教的核心信念是：耶稣已经复活。虽然这一点属于神异（point fabuleux），如巴丢所言，跟人子的降生、受洗、治病、收徒授道、被捕受难等经书记载，不在同一个经验领域。后者是可以历史化的一时一地的事件，前者却纯是出于确信（pistis）的认知。没有那确信，在保罗看来，就不可能领受、宣告并守持对上帝的国的企盼（elpis）：“不论犹太人希腊人，也无分奴隶自由人，是男是女，所有在基督耶稣内的，万人合一”（《迦拉太书》3:28）。也就是说，那即将来临的天国，不但打破了摩西所传的圣法（torah）礼仪、子民与外族之别，还要超越罗马法上的公民权利、自由人和奴隶的鸿沟，乃至对抗希腊的哲学智慧（所谓“博学的无知”）与“德性”伦理（巴丢，页13）。如此，这新信仰的普世拯救，乃是新天新地的开辟，或旧人变新人的创造。

法治从我们想象（或法学家描绘）的西方“福地”来到东方的“大流散地”，从印刷术时代迈进网络世纪，也需要一种保罗主义的确信。那就是，超越旧法治的一切“礼仪”，包括“新教伦理”的解说，而企望着为充分的言论自由与实质民主而重启“天国”，并给予那争取“天国”的斗争以新的普世主义的论述。“因为之前的天地都过去了，大海，也已不存”（《启示录》21:1）。

新天新地，创造新人！我明白了，您为什么研究宗教、翻译《圣经》，讨论职业与政治伦理。不过让我们回到知识产权，您能否就其困境给一个定义？

孔雀尾巴。

那是比喻啊，给个“贴士”？

开个玩笑。不过也可略作发挥，讽喻知识产权：它首先是人类天性的敌手，知识共享的智障，如美丽的孔雀为我们启示的（详见上文）。它的真身，却是全球资本的法治丛林里一只打开彩屏的鸟儿；那彩屏一片炫目的华丽，常逗引资本为之争斗，此外别无有益的用途。然而，这鸟儿又不太安分，它扮成一个热爱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尤物，声称自己唯一的工作，是开屏刺激创造发明，还说，否则人类不会进步。

二〇一二年独立日于铁盆斋，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7.22

巴丢（Alain Badiou）：《圣保罗》（ Saint Paul: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 ），Ray Brassier英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
包耶（Andrian Bowyer）：《为什么会计师闷，吉他手爽》，载《时间压缩技术网刊》（ Time Compression Technology Magazine ）Vol. 15, Issue 3, 2007。
德雷贺斯（Peter Drahos）：《知识产权哲学》（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 Dartmouth, 1996。
冯象 ：《知识产权的终结》（英文），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 Vol. 2, No. 1, March 2012；汉译载《文化纵横》6/2012。
冯象：《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北京三联书店，2012。
余盛峰：《失败的知识产权？》，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