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人大学与明日世界 - 兼谈《自由、乌托邦与强制》 - 兼谈《自由、乌托邦与强制》

2012-09-04 作者: 杨玉擎

立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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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乌托邦与强制》写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秦晖意在为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诚然，「第一批设计乌托邦的人，是有心人……到近代，那是反乌托邦主义者才是有心人了」（木心）。山回路转，道阻且长，以经验立足，凭信心跨越。一个幽灵走了，一群幽灵还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构成即将到来的日子。生在古国，笔者立志做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有心人，分享心中的「立人大学与明日世界」。人为什么那么难立？怎么立？立了干什么？后来呢？立人大学说白说远了，就是现在的地球。

极权主义的若干起源

这几乎是二十世纪的母问题。自「古拉格群岛」和「奥斯维辛」诞生以来，多少知识人都在苦苦追问，锥心思考。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弗洛姆著《逃避自由》，柏林著《自由四论》，阿伦特著《极权主义的起源》，……玉擎才疏学浅，我从比较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杨继绳《试答「何方之问」》和秦晖《自由、乌托邦与强制》说起。

顾准如今已是公认的批判辩证唯物论的大家，李慎之称他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天才」，朱学勤说「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我敬他是人类的中国儿子。从《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到《辩证法与神学》，「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拆下肋骨当火把，他「在地狱里思考」：

「1917——1967，整整五十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1789、1870、1917，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他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1789、1870、1917，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

「另一股潮流」指的是英美那一方水土演奏的自由主题变奏曲，源远继而流长。每天啃冷馒头、钻图书馆，琢磨了很久，他直指「天国是彻底的幻想」，有的只是进步。即便有这样一个至善的目标，也是水涨船高的目标，永远也达不到。不承认这个「终极目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多元的，那么允许「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合法存在」唯一可行的制度，便是民主。可是革命家如果树立了「终极目标」，并深信不疑，就会为了实现它「牺牲民主，实行专政」。顾准痛陈肺腑之言：「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成分)，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顾准义无反顾地盗出了自由主义的火种，启明(illuminate)漫长的黑暗时代。他证明直接民主已无可能，那样一定走向极权。这也就是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他发现唯有经验孕育的理想，才不致落入教条和专制的深渊。他那样「笨」，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不弄明白不死心。「娜拉走后怎样？」，最后还是要回来过安生日子的。慢慢来，循序渐进，沉着事功，两害相权取其轻。

尤其可贵的是，顾准在批判唯理论的同时，照顾到理性在中国的缺失，大力宣扬科学精神，这一点，我在下文还会详细谈到。

《试答「何方之问」》是我在《炎黄春秋》读到的。文章开头有一个精到的比喻：「黄河本来是向东流，流向大海，融入世界潮流，但是流到甘肃以后被拉向了北边，向苏联的方向流动，后来又拐回来，转向大海的方向，形成了一个河套。中国近代也有这样一个河套，历史的河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归向世界潮流。然而意义更深刻的是「何方之问」，这是中国人的「世纪之问」，「泣血之问」：当年参加革命时怀抱的崇高理想就是为自由民主而奋斗，喊的口号中有「不自由，毋宁死！」唱的歌也是「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不惜任何的代价，甚到我们的头颅。」可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这个理想竟然渐渐地淡忘了。而且回头一想，反而越奋斗，离民主、自由、博爱、平等越远，甚至走到了它们的对立面。是当年选的理想错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反动的)，还是后来背叛了当年的理想(因为自由、民主、博爱、平等这些东西属于人类共同理想，不分什么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难道这些问题不值得认真反思？

我曾在微博上写道：一群「两头真」的老人正在不遗余力地归正这艘巨轮的航向，他们到晚年大彻大悟，敞开心扉，由衷地道出他们的追求、失望和遗憾。从《新青年》到《炎黄春秋》，启蒙者由青年变为老年，这是因为当今的启蒙不同于百年前的追求，而是对中国百年道路的反省。说的就是李锐、何方、李慎之等老一辈理想主义者。

杨从人类文明的大历史说起，对基于人性的「一半天使，一半魔鬼」预设下如何追求幸福生活，总结出两条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集体主义-行政整合-国有经济主导-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封闭社会」和「个人主义-契约整合-民有经济主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这或许过于简略，却和顾准「两股潮流说」同理。

杨指出了中国人「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之路的历史渊源，一方面列强入侵，救亡图存是主业，势必「民族独立压倒制度创新、主权压倒人权、集体主义压倒个人主义」；一方面彼时资本主义世界问题重重，危机不断，赤化之潮，风起云涌；一方面列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与本土专制传统暗合，而发展资本主义异常困难。于是，「近百年来，前仆后继的革命志士，他们为民主、自由而欲血奋斗，造就的却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制度：苏联的专制和中国王权专制的叠加。」

杨对「何方之问」的试答到最后，多采西方资源，也和顾准得出的结论一致。这是典型的哈耶克口吻：「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个人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以强力制造人间天堂的结果，无一例外走向人间地狱。

杨说「我不怀疑革命者的真诚」，正如顾准所言，「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血写的教训，是「理性的自负」会导致「通往奴役之路」，是要强调人的有限性，经验的归纳得不出一个绝对真理，那简直是梦呓。乌托邦工程、一揽子计划的破产，走得通的路只剩下一条。

然而，顾、杨二位「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并不足以完全解释极权主义在中国的起源。

这片土地上的苦难或许过于深重，已非哈耶克、波普尔这样的反极权大师所能想像。袁伟时曾在「哈佛辛亥百年论坛」的演讲中提到，中国人继十九世纪非正常死亡一亿多人之后，二十世纪继续有一亿多人非正常死亡，而且主要是中国人自己摧残自己。我拿出更多的证据来。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挂帅的集体项目六大卷《中国人口史》谈到，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清初顺治至康熙初的战争损失还有约2000万。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乱，人口由4.36亿降至3.64亿。治乱循环和周期性浩劫，可谓我们的千古之谜，千秋之殇。

谭嗣同有言：「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庞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秦晖在《自由、乌托邦与强制》中说，乌托邦不可怕，可怕的是强制。马克思主义源于德性和智性的双重自负，他为了解决「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认为必须在「进一步丰富人的社会联系和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变革，以「自由人联合体」达到人的复归，自由个性的复归。但在号称信奉他的社会里，却充满」科学名义下极端的反人道暴行和道德名义下极端的非理性愚昧」。秦晖进而指出，「而一切依附于专制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的的‘社会主义’，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这不禁让人想到，顾、杨批判社会主义「乌托邦狂飙」、「建构理性的僭妄」，却不得已遗落了本土的部分现实。不要忘记，这里历来是非理性的热土，缺乏乌托邦主义的价值支撑。对中国的知识人而言，这像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圈套。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土改。秦晖在最近一次演讲中提到，整个土改运动中70%的流血是发生在1947年前后的老区土改，而老区土改基本上是没有平分功能的。1947年4月，刘少奇到晋察冀中央分局讲到，「要以复查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所谓高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这是在营造「笼罩一切阶级的恐怖」，为什么这样血腥呢？打天下，就要动员大量底层农民，他们也许不会为了几亩地「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失败就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当然就会被高度动员起来。这一点也不乌托邦，一点也不理想，一点也不是什么「善不知不觉造就恶」，这是在纳投名状！参加过土改的杜润生曾讲过，土改分土地倒是其次，重要的是它创造了控制基层的便利。建国后仍如此，越是阶级矛盾缓和的地方，土改死的人反而越多。这用「激进的理想主义」无法解释，秦晖的说法或许更合理：撕裂农村发达的「共同体认同」，造成一种「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的反宗法氛围。

这里我想插一句，绝大多数时候，受难者是底层，土改如是，大饥荒如是，文革如是，六四如是，目前如是，历来如是。只是他们不能说，不敢说，不愿说，甚至耻于说，因为困难过于惨烈，不足为外人道，或用鲁迅的话说，已经「坐稳了奴才」。尤想起秦晖那天在国家图书馆的「逆天」一问：最肮脏的民主比起投名状来，恐怕也要干净得多吧？

第二个是改革前中国的经济体制。

金雁在《中国不可能发生像东欧一样的剧变》中说到：苏联东欧在历史上搞的是现代工业文明扩张「科学主义」的一套理性计划经济体制。而中国搞的是一种不把「计划」当回事的、「大轰大嗡」的命令经济，文革时期尤其如此。所以改革「不仅市场平衡可以增加效益，引进理性计划平衡也可以增加效益」。也就是只要走出文革的浩劫泥沼，无论往哪走都比陷进去好。这难道能叫「理性的自负」吗？至于现在经济是个什么状况呢？计划的左手，市场的右手，尺蠖般长在党中央的身上。当今西方苦于启蒙理性的过分扩张，浪漫主义的新左派和经验主义的哈耶克式自由派都在抵制理性的僭妄和科学的自负，但在我们这里，人文和科学精神还未曾普及开来。或者如李泽厚所说，大陆从东往西依次是后现代，现代，前现代。虽不尽确凿，但至少指出发展的不平均导致观念的混乱。

把人性的正面（德性与智性）推到极端可以导出极权，不错。我们追求幸福的路大致有三条：通过自然科学发明向好的工具；通过社会科学过上向好的公共生活；通过人文宗教寻求内心的宁静喜乐。每条路的价值因人而异。最重要的是，「切不可拿一个领域的标准和成就去衡量另一个领域」，否则……否则后的灾难大家有目共睹。想象另一种可能，大多数值得我们珍惜的秩序，是人的行为而非设计，一种「非意图的结果」。

性恶论也可以导出极权，最典型的请看《商君书》和《韩非子》，以及毛爷爷的枕边书。法家不仅主张人性是恶的，而且主张人应该性恶。曾有人说，极权有时依赖于人们的狂热，但绝大多数时候依赖于人们的冷漠；人们冷漠有时是因为无知，但绝大多时候是因为恐惧和自私。它通过「原子化的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人之大公」，年深日久，「上有申韩，下有佛老」，如此「乱极生治，治极生乱」，千年活剧一遍遍重演。道心惟微，一言难尽。

笔者自知所识浅陋，难抵极权主义堂奥。但只要这些幽灵还在盘桓不散，便不能不警惕，着手做些力所能及的补救。我们每一个人都构成即将到来的日子，不是吗？

立人从实践自由始

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一批香港学生正在阴晴不定的天气下绝食，抗议国民教育，争取思想自由。大家知道，自由本身是个最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某个人付出牺牲争到了自由的制度，那么所有人都在都在这个制度中：「免费享受」了这个自由。在这个意义上，香港的这群学生是在实践自由，且不说结果如何。

我的观点是，在一个消极自由没有达到的社会，一个仍受奴役的社会，立人从实践自由始。

我前面提到哈耶克的观点，「理性的自负」会导致「通往奴役之路」。我已说明这片土地上理性的匮乏，至少没有普及开来。现在我需要讲，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担忧「通往奴役之路」是不是有点错把杭州当汴州了？当然，《通往奴役之路》中的理论资源对当下还是有不少意义的，如李泽厚所说，大陆从东往西依次是后现代，现代，前现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都是不能不考虑的。秦晖说的很透，主义可拿来，问题需土产，理论需自立；弘扬普世价值，慎言普世问题。这让我想起慎之先生对讨论了一百多年的体用之争的解答：以全球价值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

《自由、乌托邦与强制》中反复言说，在已存在自由秩序的条件下，消极自由价值的普及可以有效地维护这个秩序（它只要求每个公民不侵犯其他公民的权利），但在这之前，如果人人都是消极自由主义者，这个社会将永远无法确立自由秩序。因为，在奴役人的社会里如果每个人只讲自己的个人权利，就无法形成冲破奴役的社会力量。下面这一句堪称经典了：「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要靠高调的人格去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合理‘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这种事，没有理想主义和正义感是办不成的。立人的人，不正是这个意思吗？针对眼下的现实，立己是争取自己的个人权利，立人是实现一个人人享有个人权利的社会。

所以我说，立人从实践自由始。当然，人的「立」很重要的是在精神上，但前提是有一个思想自由的环境。

这很难，所以将来会不断发生难人们立人的故事。

拉普达与乌托邦，思享家与理想国

《格列佛游记》中讲述过一个飞岛拉普达。生活在拉普达的人们不关心自我与宇宙之间的地带，人与人失去现实交流，对自然的解读完全靠数学。斯威夫特是在讽喻现代理性吗？二百多年后，存在主义大师威廉·巴雷特的《非理性的人》中有一章起名「逃离拉普达飞岛」，欧陆浪漫主义作家和俄国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都是逃离拉普达飞岛的难民。又过三十年，一部动漫《天空之城》面世，犹记得片尾希达的深情呼吁：「根要扎在土壤里，和风一起生存，和种子一起过冬，和鸟儿一起歌颂春天，不管你有多么惊人的武器，不管你拥有多少可怜的机器人，只要离开土地就没办法生存。」

这又让我想起《沙郡岁月》中荒野的低吟：「……当黑暗笼罩着沼泽时，他们或许再也听不见葡萄胸鸭的尖啼，以及鸭的嘎喳声；当晨星在东方天空逐渐隐去时，他们或许再也看不见迅速挥动的翅膀在空中飕飕作响；当黎明的风在古老的北美白杨树林吹动，而灰白的阳光从古老河流上的山丘缓缓流泻，温柔地划过宽广，棕色的沙洲时，如果不再有雁的音乐，他们该怎么办？」

贴近大地，诗意地栖居，凝视清早草尖上的露珠，倾听狼的嚎叫，象山一样思考。这是李奥帕德为野地唱出的挽歌：「历史是由连续从同一个起点展开的旅程积累而成的，人类不断回到同一个出发点，为再次出发寻找另一套永恒的价值观做准备。只有学者了解，为什么原始的荒野赋予人类开创力的定义和意义。」远离野地的现代人，看不到那里的露珠正在变成精灵的眼泪。

还有一个岛叫乌托邦。我反乌托邦吗？我不。前文已提到，可怕的不是乌托邦，是强制；造成灾祸的是一个人的乌托邦代替所有人的乌托邦。人各有志，你的理想不需要我来灌输。只要不强迫他人，乌托邦自有它的意义。正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不愿意追求尽善尽美的人，就很难达到较善较美。我们不是早有这样的乌托邦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两座岛都曾在「思享家与理想国」的某些角落里「起高楼」和「楼塌了」。而且远未终结。

顾准说，每个人都戴着他自己的有色眼镜，以一个人而论，以偏概全；多少人的「偏」凑合起来，也就接近于全了。「人类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偏中蹒跚前行的」。

秦晖说，任何知识的增长，都是通过深刻的片面性互相补充完成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是不是可以说，因自由，得真理？

我说要立志做一位二十一世纪的有心人，那便顺势说下去。

现代是「生命在理性中过冬」的时代，人如何自由、有尊严，乃至幸福地生活？韦伯的回答是，必须拒绝「先知的诱惑」，做理性范围内可以做的是，让自己的头脑变得逻辑清明，或者，干脆放弃理性，在私人领域里进入纯粹彻底的信仰，复活人类古老的温情与激情。

对「理性」、「知识的诚实」认识再认识，我越发共感那首守望者的歌：「有人从西珥呼问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黎明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要问便问，可以回头再来。」

「失乐园」的痛苦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才刚刚开始，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尾处，韦伯写道：「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生；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把它和百年后秦晖《自由、乌托邦与强制》的结尾比较会变得很有意思：「德性与智性是人性的正面。马克思在这两方面都把「人性的自信」推到了极端。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实际上是人性的信心危机。……所谓现代性危机的三个方面：人的意义危机（从‘的异化’到马尔库塞所谓的‘一维化’）、人际关系危机（过去讲的阶级关系与如今的南北关系）及‘天人关系’危机（环境问题）究竟与‘现代性’有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呢，还是前者能为摆脱后者提供资源？抑或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危机而根本无所谓现代性危机·这些都是关心人类前途的人不能回避的。」

韦伯讲出了现代人「令人战栗的命运」，秦晖指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就是「人性的信心危机」，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青年旅店门前，不免冷风飕飕，岁月长，衣衫薄。一个个幽灵若隐若现，没有问题，就没有答案。

我没有答案，只有满心的盼望，波动的信念。

就像慎之先生说的：「……因此，还是一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地球只有一个，人类本是一家。‘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到日子总是要到来的。到了那时，人类还有真正伟大的任务要去完成呢！」

我尤其喜欢那句「到了那时，人类还有真正伟大的任务要去完成呢！」那会是什么呢？

我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是有偏爱的，我曾把社交网络比作「云上的自由人联合体」，一个更加开放和连结的世界。

木心曾这样回答大而黑的问题：「经上说，如果麦子不死，何来金色的麦田……艾略特所见的是沉寂的‘荒原’，我们面临喧嚣愤怒的‘绝处’‘死地’，但仍能听到阵阵钟声，闻者知是报丧，不知是新的福音。」如果种子不死，浪子回得了家吗？

写到这里，如果手边有本《朝霞》，我会翻到把思想家比作漂鸟的那一节，他们本是各自奋飞的，偶然在中途岛上休憩时遇见了，稍栖之后，又分别启程，「前面还是海呵海呵海呵」。

拉普达与乌托邦，思享家与理想国，立人大学与明日世界，一点点与不仅仅。立人从实践自由始，我们每一个人都构成即将到来的日子。

这封短信算作本文的告别：

擎，是姐夫。代你姐问你好。那天我和她从海边回来，停在街头，说：「眼看一个个有志青年，熟门熟路地堕落了，许多‘个人’加起来，便是‘时代’。」满街人来人往，她信口叹问：「那我们呢？」我脱口答道：「我们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You are where, where am I.【二〇三〇年，人类第一千亿个孩子诞生三十八年后，立人大学】

「不知如何是好」，是想知道如何才是好。

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2012年9月2日，日出，威海海边，以理想的立大纪念现实的立大。

修改于2012年9月4日，威海海边，图书馆八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