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岳：谈爱国》

1.
爱国主义就是一种政府许可的高级传销，骗子发起，傻子接受。傻子牺牲，骗子受益。
接受爱国主义，你要么是骗子，要么是傻子。

2.
有人说，不爱国，人就成了亡国奴，就会活不好。
大数据我没有，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不爱中国，不爱任何一个国家，我只爱地球，我活得很好。
一个人只要认真工作，勤奋上进（这点我甚至做不到），国有没有都能活得好。

3.
中国网络上恶劣的地域歧视让人厌烦，稍微有点教养的人都会远离。
如果北京、上海、河南分别是三个国家，原本的地域攻击却会变成爱国言论。
爱国主义就是这样洗白流氓的。

4.
中国的爱国主义者的最强音是：你生在这里，就要爱这个国家！
这属于霸王条款，无效。你生在猪圈，不需要爱猪圈，除非你是猪。

5.
很多人说，我不爱政府，但我爱“爱国主义”！
由此可见，“爱国主义”比一个坏政府更坏，因为坏政府随时可以主张爱国主义，然后你就不得不爱了。我宁愿你爱政府，也别爱“爱国主义”。
没有所谓的“理性爱国主义”，正如没有理性一点的疯子，没有更好吃一点的大便。

6.
如果有“自古以来”宣誓对一个地方的主权，那么——
韩国可以是中国的，中国可以是蒙古的。全世界是猴子的。争个屁！

7.
中国教育体系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太浪费中国的人才了。
许多正常人，一扯到爱国，就完全失心疯（而且认为失去理智才是爱国的症状）。
爱国教育在中国人脑子里装了个弱智按扭，只要别人逗一逗，就马上弱智给人看。
中国的爱国者少一些，汉奸多一些，才有得救。

8.
毛时代，他左手原子弹，右手氢弹，一出手就是几亿小民的性命，人人怕这个流氓。
中国的爱国主义者特别怀念他。可那时中国一穷二白，民众互相屠杀，要什么没什么。
后来者学聪明了，做实业，搞市场，勤奋工作，现在中国什么资源钱买不到？
执政者千万不要借力所谓的爱国主义，会把自己玩死的。

9.
一个国家，法治、自由、民主，犯罪率低，人权有保障，民众生活幸福，护照通行世界；
另一个国家，统治者高于法律，执政者带头违宪，可强拆民房，民众不能通行全境，永远只有一党执政，护照几乎在全球寸步难行。
这两个国家，你爱哪个？哪个对人类有益？

10.
二战结束后，国际法庭出现，联合国建立，都是建立在“人权大于主权”的前提下的。
所以，一个人有权利不爱国，一个国家不能因为不爱国而惩罚国民；想爱国的人可以选一个比较保护人权的国家爱。
中国人爱说的“国家利益面前不应争论”。是不成立的，违反联合国精神的。只有争论，利益才不易受损。

11.
中国的教育会灌输给你三个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别名有“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核心都是：一个人应该将个人的权利（从财产乃至生命）奉献出去。
这是成本最低的掠夺，有人奉献就有人得到。
没有个人主义、没有私利的集体和国家，就是监狱，不应该存在！

12.
从小到大，你一定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这种主题的文章：某某老外，来到中国后，爱上了中国，宁愿呆在中国。爱国者一般都喜欢这种文章。
那么，你就应该接受这样的事实，并视为理所当然：某某中国人，去了日本，爱上日本，宁愿呆在日本。
一个人不一定需要爱自己的出生国。

13.
中国是个允许移民的国家，这说明一个人可以选择某个国家爱，即意味着可以不爱中国。
如果你聪明，应该像中国的许多官员一样，尽量把家人送去爱美国，而不是在这里大喊打日本。

14.
我想说的是，值得爱的东西很多：明天的早餐，邻居家的姐姐，蓝天白云，健康、性爱、自由、你的孩子和你的狗……
唯独不值得爱的，就是爱国主义了。
一个屡屡被爱国主义点燃的地方，是可怜的荒凉之地，上面生活着一群不会爱人的野兽。

15.
一个人好不容易来到世界，不是为了爱国。
人生的核心价值是让你自己更健康、更有创造力、更有知识、更有钱、更有力量。
爱学习、爱工作、爱知识、爱生命都是不会错的，而爱国主义让人捐命，是反人性的，要远离。

16.
环球时报呼吁“高扬爱国主义”，所以你的决定就好做了——
谁呼吁爱国主义，谁就是流氓，离他远一点。他不外乎来骗你的钱，或骗你的命。

★《洪振快：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專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國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國特色”的“智慧”———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專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國，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國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國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 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 ”中國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 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 ”。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國人的公产。然而，中國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國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君主。梁启超说：“ 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 ”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 ”所以，“ 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國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國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國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王小波：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

罗素曾说，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做两件事：一、改变物体的位置和形状，二、支使别人这样干。这种概括的魅力在于简单，但未必全面。举例来说，一位象棋国手知道自己的毕生事业只是改变棋子的位置，肯定会感到忧伤；而知识分子听人说自己干的事不过是用墨水和油墨来污损纸张，那就不仅是沮丧，他还会对说这话的人表示反感。我靠写作为生，对这种概括就不大满意：我的文章有人看了喜欢，有人看了愤怒，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但话又说回来，喜欢也罢，愤怒也罢，终归是情绪，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我还可以说，写作的人是文化的缔造者，文化的影响直至千秋万代——可惜现在我说不出这种影响是怎样的。好在有种东西见效很快，它的力量又没有人敢于怀疑：知识分子还可以做蛊惑宣传，这可是种厉害东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德国人干了很多坏事，弄得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有个德国将军蒂佩尔斯基这样为自己的民族辩解：德国人民是无罪的，他们受到希特勒、戈培尔之流蛊惑宣传的左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有人给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做了一番统计，发现其中每个字都害死了若干人。德国人在二战中的一切劣迹都要归罪于希特勒在坐监狱时写的那本破书——我有点怀疑这样说是不是很客观，但我毫不怀疑这种说法里含有一些合理的成分。总而言之，人做一件事有三种办法，就以希特勒想干的事为例，首先，他可以自己动手去干，这样他就是个普通的纳粹士兵，为害十分有限；其次，他可以支使别人去干，这样他只是个纳粹军官；最后，他可以做蛊惑宣传，把德国人弄得疯不疯、傻不傻的，一齐去干坏事，这样他就是个纳粹思想家了。

说来也怪，自苏格拉底以降，多少知识分子拿自己的正派学问教人，都没人听，偏偏纳粹的异端邪说有人信，这真叫邪了门。罗素、波普尔这样的大学问家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些成分发表过意见，精彩归精彩，还是说不清它力量何在。事有凑巧，我是在一种蛊惑宣传里长大的（我指的是张春桥、姚文元的蛊惑宣传），对它有点感性知识，也许我的意见能补大学问家的不足……这样的感性知识，读者也是有的。我说得对不对，大家可以评判。

据我所知，蛊惑宣传不是真话——否则它就不叫做蛊惑。但它也不是蓄意编造的假话——编出来的东西是很容易识破的。这种宣传本身半疯不傻，做这种宣传的人则是一副借酒撒疯、假痴不癫的样子。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旧俄国有种疯僧，被狂热的信念左右，信口雌黄，但是人见人怕，他说的话别人也不敢全然不信——就是这种人搞蛊惑宣传能够成功。半疯不傻的话，只有从借酒撒疯的人嘴里说出来才有人信。假如我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仅没人信，老农民还要揍我；非得像江青女士那样，用更年期高亢的啸叫声说出来，或者像姚文元先生那样，带着怪诞的傻笑说出来，才会有人信。要搞蛊惑宣传，必须有种什么东西盖着脸（对醉汉来说，这种东西是酒），所以我说这种人是在借酒撒疯。顺便说一句，这种状态和青年知识分子意气风发的狷狂之态有点分不清楚。虽然夫子曾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但我总觉得那种状态不宜提倡。

其次，蛊惑宣传必定可以给一些人带来快感，纳粹的千年帝国之说，肯定有些德国人爱听；“文革”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说，又能迎合一部分急功近利的人。当然，这种快感肯定是种虚妄的东西，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这道理很简单，要想获得现实的快乐，总要有物质基础，嘴说是说不出来的：哪怕你想找个干净厕所享受排泄的乐趣，还要付两毛钱呢，都找宣传家去要，他肯定拿不出。最简单的做法是煽动一种仇恨，鼓励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残害一些人，比如宣扬狭隘的民族情绪，这可以迎合人们野蛮的劣根性。煽动仇恨、杀戮，乃至灭绝外民族，都不要花费什么。煽动家们只能用这种方法给大众提供现实的快乐，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无害的方法，想必他们也会用的。我们应该体谅蛊惑宣传家，他们也是没办法。

最后，蛊惑宣传虽是少数狂热分子的事业，但它能够得逞，却是因为正派人士的宽容。群众被煽动起来之后，有一种惊人的力量。有些还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希望这种力量可以做好事，就宽容它——纳粹在德国初起时，有不少德国人对它是抱有幻想的，但等到这种非理性的狂潮成了气候，他们后悔也晚了。“文革”初起时，我在学校里，有不少老师还在积极地帮着发动“文革”哩，等皮带敲到自己脑袋上时，他们连后悔都不敢了。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在中国这个地方，有些人喜欢受蛊惑宣传时那种快感；有些人则崇拜蛊惑宣传的力量，虽然吃够了蛊惑宣传的苦头，但对蛊惑宣传不生反感；不唯如此，有些人还像瘾君子盼毒品一样，渴望着新的蛊惑宣传。目前，有些年轻人的抱负似乎就是要炮制一轮新的蛊惑宣传——难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蛊惑宣传是种祸国殃民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抱负只能是反对蛊惑宣传。我别无选择。

★《杨恒均：洗脑与爱国主义教育》

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巴甫洛夫发现了“条件反射”：当他在训练一条狗时，把食物与某种动作联系起来，那么今后他指令这条狗做某种动作就非常容易，甚至狗会为了食物而不自觉地做某个动作。列宁听说了巴甫洛夫的理论，若有所思，过了几天，他让人把巴甫洛夫招进宫来。

能被列宁招到克里姆林宫，巴甫洛夫很是兴奋，且做了一番功课，准备把自己的高深理论以通俗的方式呈现给伟大领袖。但列宁只听了一半就打断他，慈祥地笑着说：你的试验非常有意义，但我对狗没有兴趣。他饶有兴致地问迷惑不解的巴甫洛夫：如果把试验中的狗换成人，会怎么样呢？

巴甫洛夫后来是否直接介入大规模对人的试验不得而知，但列宁同志把巴甫洛夫的科学理论用于对苏联社会主义新人的改造，则是有目共睹的。从此以后，苏联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让“公民们”言听计从，只要你不相信、不服从，你就有可能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于是乎，只经历不到两代人，苏联人民，基本上都同巴甫洛夫的狗一样，为了食物、为了生存，而重复一些不可思议的动作，例如告密，例如“爱国”，例如疯狂地热爱冷酷无情的领袖与那个残害同类的党，例如杀人、放火……

这个从对狗的试验而得出的理论，从苏联传到世界各地，成为东欧、亚洲等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用来对民众进行“洗脑”的科学依据。据苏联的老同志在回忆录中记载，列宁同志曾兴奋地宣称，把巴甫洛夫的科学理论用于人类，是比任何武器都强大百倍的“致命武器”，它能确保苏联的江山万年不倒。他的继任者则计划，搞定了苏联人民后，只要再把这个理论推广到西方国家，那么不用核子武器，全世界都将会匍匐在苏联的脚下。可惜，苏联当时没有四万亿，所以无法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否则，我们今天可能不是驾驶日本、德国车，而是驾驶伏尔加；我们不是在看好莱坞大片，而是拉着手风琴而唱着红歌。

不过，千万别以为苏联不存在了，上面的故事就成了笑话。苏联已经倒掉20多年，但如果你去现在的俄国接触苏联时代教育出来的人，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大多苏联人同巴甫洛夫试验的那些狗还有相同之处。这就是“洗脑”的威力，这就是愚民、奴化教育的强大力量与难以消除的后果。

还有几个鲜活的例子值得一提。去过东西德的人都会注意到，两德统一这么多年了，西德也不遗余力地资助东部德国，可这一国的两个地区还依然判若云泥，社会主义东德留下假大空的建筑以及对资源的破坏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人的价值观、信仰与精神面貌。一位德国教育家曾伤感地告诉我：东西德要想真正“统一”，除非等到被社会主义东德教育起来的那几代人都去见了上帝。

如果你觉得扯欧洲的事有点远，那么，你应该不难接触到朝鲜人与韩国人吧？我可以告诉你，南北朝鲜的统一并不困难，（由于国家不大）经济差距也不是无法弥补的，但要想现在存活着的朝鲜人与韩国人在价值观与思想上达到“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北朝鲜政权对朝鲜民族最大的伤害不是经济也不是政治，而是用那种违反文明社会规则、反人类的方式进行“洗脑”，弄残了整整几代的朝鲜人！资源破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也许可以恢复；经济破坏可以奋起直追；政治走上邪路也可以拨乱反正，唯独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脑残了，则只能等到他们慢慢死去，希望才能够闪现。

一个政权能够对国民造成的最大伤害除了肉体上消灭与精神上折磨之外，最大的就是“洗脑”了。有人说，洗脑对统治者有利，也可以维护社会和谐，让民众失去反抗，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他们却不知道，洗脑是让一个民族脑残，让一个国家永远沦落到劣等国家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旦被洗脑，他们不但在人格上永远沦落为犬类，而且在发明创造，在生产精神财富上，也永远落后于其他民族。因此，当一些人打着爱国主义教育的旗帜来洗脑的时候，我要强调的是：正因为爱这个国家，才要坚决地抵制洗脑！

我们看到，现代文明国家，国民除了限制政府的权力，利用民主决定统治者的合法性，以及用法治捍卫个人自由之外，对政府介入“教育”公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大家知道，能够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美国之音”是不允许在美国国内广播的，而美国总统奥巴马要到小学去做一个有关国会的演讲，竟然都被家长抵制，最后不得改变初衷而去讲了一些不关痛痒的教育问题。生活在海外的华人都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如果被灌输意识形态与某个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我们会立即到学校找老师理论，甚至会去国会大厦外抗议！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对学校的孩子们进行国情与爱国主义教育（有的称通识教育）的情况，例如，当我在澳洲首府堪培拉访问时，战争纪念馆与议会大厦不时涌进一大队的澳洲小学生，老师与家长带他们到处参观，为他们讲解。看一孩子脸上的表情，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爱戴。然而，如何教育孩子，采用的什么内容，以及用什么方式，却直接决定这到底是爱国主义教育还是赤裸裸的洗脑。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较高高、社会相对稳定的国家，都对“教育”与“洗脑”有着非常明确的界定：一个政权教育民众毫无保留地接受现实，对当今执政者的政策与成绩歌功颂德，是洗脑；一个执政党（例如澳洲的工党）向孩子们灌输爱党就是爱国，是洗脑；一个老师，不教导孩子们独立思考，而是填鸭式地告诫他们如何服从老师与当权者，也是洗脑；把大量有违事实的“知识”、大话甚至谎言塞给孩子们，并让他们考试的时候以此作为“标准答案”，更是洗脑。

洗脑的种类很多，但最可怕的一种洗脑就是当权者主导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启蒙，也有些朋友认为我一直在做启蒙。实际上，近代欧洲等启蒙的历史表明，启蒙要想成功，当时的国家政权一定不能太独断专行，例如允许部分的言论自由，而且，他们不会强力主导“洗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启蒙才有可能成功。而在希特勒、斯大林主导的国家里，“洗脑”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强大到无处不在，一个孩子从牙牙学语开始就被“洗脑”，等到他们成长起来，基本上已成为思想上的侏儒，精神上的畸形儿，可以说靠杯水车薪的启蒙是无法奏效的。当然，更可悲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洗脑，甚至大多数人又参与到对自己和对下一代的“洗脑”接力赛中。

以个人或者群体知识分子为主的启蒙运动，根本无法对抗以全民体制为主的“洗脑”教育，历史事实揭示一个让人胆战心惊的真理：列宁、斯大林式的“洗脑”国家，没有一个是靠启蒙运动发挥作用而渐变，最后的变化要么就是靠杀死独裁者的革命，要么就是靠执政者内部的某种形式的“政变”。毫不客气地说，大多民众，被洗脑得连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没有被洗脑——而这正是被洗脑的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洗脑。

谢天谢地，列宁、斯大林式的洗脑国家，在当今地球上，除了北朝鲜之外，还真没有几个了。对于我来说，这些年耗尽了自己的精力，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想以自己的文字，把一些事情尽量说清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但真要靠这样几行文字，试图去纠正一个强大的教育体系的洗脑结果，实在是杯水车薪。

好在还有香港，我恳求你们，留一片净土吧！爱这个国家的人们，就是要坚决反对以洗脑的方式强迫人家去“爱国”，那是误国，那是残害民族，而不是爱国！

★《沙叶新：国家事，管他娘》

在学校，老师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问一同学什么意思。该同学以为“天下兴亡”是“天下‘姓王’”，便脱口答道：“王是大姓，老师你姓王，我也姓王，我们班很多同学都姓王，是姓王的天下，所以天下姓王。”老师目瞪口呆，又问：“那匹夫有责呢？”他以为是“‘皮肤’有责”，便又答道：“天下姓王，皮肤怎么能不负责呢？老师你想呀，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姓王的，中国人是黄种人，是黄皮肤。外国没姓王的，是白种人，是白皮肤，所以天下姓王，皮肤是有责任的。”老师哭笑不得，对他说：“唉，你呀，不假思索！”他还以为老师赞扬他，越说越来劲：“谢谢，我一点不假，我是真思索。”老师昏倒！

“天下兴亡谁有责？”这在中国是关乎爱国主义的大问题，而中国人一向被认为、也自认为是最最爱国的；不爱国者，是汉奸，是国贼；十恶不赦，狗彘不如。中国长期以来，尤其是近60年，也是世界上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广泛、最持久、最不厌其烦、最大张旗鼓的国家；从幼儿园，到敬老院；从中央电视台黄金频道的节目，到乡村小茅房破败墙壁的标语；从少先队的“五爱”教育，到全社会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宣传运动，无一不有神圣的“爱国”的内容。

但“国”是什么？是“祖国”？是“国家”？是“政府”？是“政党”？是“政客”？是“领袖”？……教育者从未向被教育者说清楚，也不让大家清楚，就胡里胡涂地被代表了。更别说“国”是什么性质的国了：是民国？是王国？是极权国？是共和国？……也含糊其词，也一律被代表。

王同学将“天下兴亡”误为“天下姓王”，他把崇高的爱国名言，像是德里达似的后现代地给解构了。这倒也是歪打正着，可以让每一个单纯、善良的爱国者，在热烈地爱之前先冷静地问一问，问问这个国姓什么，问问这个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如若“天下姓王”之“王”是帝王之“王”，那么“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匹夫（平民百姓）总是受苦，凭什么要为帝王的天下承担兴亡之责？凭什么要爱“普天之下”的“莫非王土”？

在我过往的70年中，在我生活的国之中，经历过两次极为惨烈的战争，一次是在我童年，交战双方是中日；一次是在我少年，交战双方是国共。前一次为抵抗日本的侵略，是抗日。后一次是国共两党的争霸，是内战。两次战争并非都与“天下兴亡”有关，“匹夫”并非都应“有责”。

抗日战争攸关国家之命运，失败了，中国就要“亡国灭种”。这乃大是大非，事关民族存亡，所以那时传遍全国大地的《义勇军进行曲》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所以当年震动校园内外的《毕业歌》呼唤着：“同学们大家起来，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国共之间是内战，是两党争“王”，再怎么打，打翻了天，至多是一个党兴，一个党亡；至多是政权的交替，王朝的更迭。这不是“天下兴亡”，只是“改朝换姓”：是姓“国”的为王，还是姓“共”的为王。

国民党的“国”叫“中华民国”，其实并非“民国”，它不姓“民”。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蒋家天下陈家党”，信奉的是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正因为它专制独裁，抗战胜利之后，便冲昏头脑，发动内战，更加上严重的吏治腐败，终于在1949年输给共产党，龟缩在台湾这蕞尔孤岛，但仍称中华民国，其实还是“党国”，并非“民国”。只是等到蒋经国去世前，废除了党禁，还政于人民，又经过岛内的蓝绿两党的较量和全民的普选，台湾的民主之花才逐渐开放结果，如今倒很有点“民国”的样子了。

上一世纪，共产党创立之后的10年，也有个国，它是在共产国际扶持下，于1931年11月7日（和前苏联的国庆同一天）建立的，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在江西瑞金，毛泽东是苏维埃主席，副主席是项英、张国焘。这个国，当然姓“苏”，是外国姓；这个“国”也确实拿过外国银子，卢布。可惜国祚短暂，终结于1937年9月6日。

后来被毛泽东感谢过的日本的侵略，在当时确确实实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使得共产党能以“七分发展、二分观望、一分抗日”的“持阄战”，赌徒似的和“日寇、蒋帮”持阄一赌，从而在“日蒋相争”中“渔翁得利”，发展和壮大了自己，得以东山再起；日后并以“人民民主”为旗帜，以“为人民打江山”作号召，打败了抗战八年而元气大伤的国民党，终于“枪杆子里出政权”，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建政伊始，共产党不乏开明作风，颇有民主气象，纲领也能共同，政治也能协商，政府也能联合，选举也能照章，所作所为，也都像模像样。

可是马上得天下，并非马上就能治天下，到后来，一直到如今，已一个甲子，共产党恐怕是越来越难以逃脱历代王朝的兴亡周期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今已很不像立国之初的那个样儿了，不是“人民共和”，而是“一党专政”了。所有的民主党派早就有了“跨党”的中共“地下党”；文革期间，甚至公开地干脆从“地下”走到“地上”，使得“民主党派”完全可以倒着念了，成了“派党主民”（派G产党主宰民主党派）。到如今，尤有甚者，任何机关单位都有党的组织，都有党的领导，无远弗届，无孔不入；不但民主党派，甚至连宗教团体、佛门净土也难以幸免！国民党独裁时期，尚不能控制所有媒体和所有学校，而今在共产党的天下，所有报纸都形同党报，所有学校都类似党校，连军队也成了比希特勒的“党卫军”还忠诚于党的“卫党军”了！

这样的国家究竟是谁的天下？早在1957年储安平就说过这是“党天下”，他说了实话，却被打成右派，以后生死不知，至今也下落不明。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7千多万党员的共产党成了“天下的第一大党“，有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也成了世界“第一大的党天下”。

这样的党天下，这样的国家，匹夫能负其责吗？匹夫首先要有权，才能有责。“兴”时匹夫无权，“亡”时才想到匹夫有责；不把匹夫当主人，只当炮灰，谁干？除非“裸”干。

须知国家和祖国，内涵虽有交叉，但是区别甚大。

国家不同于祖国。国家即政府，政府即国家。国家有庞大的机构，有法院、有军队，有监狱，有警察，还有很多政客和官僚，也就是当官的。这些当官的必须是经过民主程序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才是合法的。否则你再怎么解释，再怎么辩解，再怎么给自己涂脂抹粉，都是非法的。由这些政客、官僚，当官的所组成的政府当然也是非法的。这样的国家有个名称，就是极权国家。

需知，祖国并不同于国家，更不是极权国家：祖国是生我养我之地，是我家族繁衍之所，是我先人入土之家；祖国是黄皮肤，是乌眼珠，是黑头发；祖国是东海潮，是黄河浪，是长江峡；祖国是甲骨文、是毛笔字、是水墨画；祖国是中餐菜，是茅台酒，是龙井茶；祖国是《梁祝》的传说，是《西厢》的剧情，是《西游》的神话；祖国是春节，是端午，是中秋；是兰草，是牡丹，是梅花；祖国是轩辕帝，是孔夫子，是普普通通、千千万万的你我他。

我无条件的爱我的祖国，但我只能有条件的爱我的国家。我绝不可能不爱我的祖国，但我很有可能不爱我的国家。

祖国不是国务院，不是裆中央；祖国不是八宝山，不是纪念堂；祖国不是共青团，不是太子党；祖国不是最近报废的“周济”导弹，祖国不是深不可测的一片“汪洋”；祖国不是三军官兵的阅兵方阵，祖国不是四代领袖的巨幅画像；祖国不是大裤衩，不是水立方；祖国不是漂着死鱼的湖泊，不是埋葬矿工的煤窑，不是压死汶川无数学生的“豆腐墙”。

祖国不会强拆你的祖屋，国家会推倒你的房梁；祖国不会窃听你电话，国家会阻止你上网；祖国不会拒绝你申诉，国家会对你强行截访；祖国不会抢夺你的耕地，国家会巧取你的钱囊。祖国不会禁止你出入境，国家会为你制造“柏林墙”。祖国不会指控你有泄露机密、危害安全罪，国家会控告你颠覆政府、反对裆中央。

唉……我多么想爱我的国家噢。我也曾真心实意地爱过，爱得发狂发飙；我何止是“爱国贼”，简直就是“爱国盗”。可如今要我再说一声爱，就怕言不由衷，理不直气不壮了；虽然我还是想说，还是殷切地盼着我可以由衷地大说一声、十声、百声、千声、万声“中国我爱你”的那天来到。可如今，真的抱歉了，你已不那么神圣，不那么崇高。正如开国之君毛泽东的教导，你只是秦始皇和马克思的杂交。起先还可以，“一唱雄鸡天下白”，“时间开始了”，心潮逐浪高；可是，越到后来越糟糕，时间停滞了，甚至倒退了。今天，你已是由金钱铸造的利益集团，是专制独裁的现代王朝。请问，你为何至今不敢公布官员们的财产，为何不敢晒晒衙内们的生财之道？再问，60周年的超豪华国庆，究竟花了多少钞票？那是党的钱吗？不，都是民脂民膏！切莫给整齐划一的方阵迷惑了，切莫给流光溢彩的烟花忽悠了，那只是为了扬威，只是为了炫耀，只是为了掩饰空前的虚弱和万分的焦燥。那些龙吟虎啸，那些男欢女笑，说穿了，只是紧闭门窗的卡拉OK，只是刺刀护卫的假面舞蹈。“盛世”，为何紧张得对行人盘查搜包；“和谐”，为何恐惧得禁止商店卖刀。何不干脆再下禁令一道：让全国人民都不许笑，因为笑里也会藏刀。你还要我为你骄傲，还说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不，我真的要含泪相告，60年过去了，你何时有过反省？何时下过罪己诏？最后，尊一声我的国，60年来，为什么你总与良民为敌，总拿好人开刀？以往的李九莲、林昭，眼前的许志勇、师涛……还有那胡佳、“智升高”，更有那“没有敌人”的“流波笑”，都是那么有爱心的好人一个呀，他们或被抓被杀，或重判坐牢，他们究竟触犯了你王法的哪一条！

至今我还没选择放逐和流亡，今后也不永别家乡，这实在是我无比热爱我的祖国，也实在是我对这个国家还心存一点希望。可我要说，如此下去，国将不国，这样的天下，我怎能负责它的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