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从郑和下西洋看“李约瑟悖论”
《遥想郑和当年》一文提到，如果郑和下西洋带回一些当时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物品，那么，中国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有可能完全重写。这种历史的偶然蕴含着重大的经济学涵义，尤其当我们将郑和下西洋与"李约瑟悖论"以及国家兴衰等重大命题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李约瑟悖论"是英国人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在撰写 7 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到的一个现象，大意是指原本需要科技作为支撑的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西方兴起而不是在中国出现。考虑到中国历史上曾拥有比西方先进得多的科学技术，因此，李约瑟提出这一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如今，"李约瑟悖论"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史，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门类的关键词，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等，是许多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 Robert Lucas ）曾说："一个人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人类福利后果），他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这里的"人类福利后果"指的便是国富国穷这样愈久弥新的问题，而这句"迷人的"话语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者最喜欢引用的名人名言之一。
学术界围绕"李约瑟悖论"的各种观点和解释可谓汗牛充栋，不过，从经济学角度阐释郑和下西洋涵义，将郑和与这一悖论捆在一起的讨论却并不多见。
与其纠结于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这样一个老问题，不如我们换个角度，另辟蹊径，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出现，然后再把工业革命前夕中国和英国的初始条件进行对比，诊断中国自身的原因，从而找到通往"李约瑟悖论"的一条路径。
为此，我们还需要借助一些强大的学说，比如有小诺贝尔之称的克拉克经济学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glu ）的制度分析观点，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站得住脚的启示。
政治结构、法律和市场机制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探索一直是经济学界最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之一。在阿西莫格鲁看来，制度的作用可能比许多经济学家预想的要大得多。几年前，他与另两位学者联名发表了"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革以及经济增长"的一文。在这篇与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s North ）成名作内容接近但旋律不同的文章中，阿西莫格鲁等人大胆地指出，中世纪西欧国家的兴起主要是由那些能够充分利用大西洋贸易的国家所推动的。由于他们能够通过大西洋与新世界、非洲以及亚洲进行实物贸易，因而这些国家的经济率先实现了增长。贸易活动以及早期的殖民主义不仅直接影响了欧洲，而且还通过制度变革间接地改变了欧洲的文明进程。例如， 16 世纪对君主势力进行限制的国家中，大西洋贸易实际上起到了巩固商人集团而削弱了君主势力的效果，这使得商人在制度变革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并形成新的具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恰恰是这些制度变革决定了这些国家之后几百年的经济增长。
为使研究更具说服力，阿西莫格鲁等人还特别拿英国与西班牙进行了对比。与英国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不但比英国起步早，而且许多条件均优于英国。换句话说，从历史客观条件看，如果工业革命能发生在英国，那么工业革命更有理由在西班牙首先出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为解释这种矛盾，阿西莫格鲁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引致制度变迁，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增长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其中一个重要史实是， 16 世纪的英国议会对皇权就有了相当的制衡能力，实施了限制皇权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土地私有产权）等措施，人们拥有可以自由经商的权利等，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则为专制王权的国家，普通民众的经济活动受到严格限制。由于英国较早采取了鼓励民间商业活动以及限制特权阶级势力的措施，因此，商业活动在英国更为活跃和开放。正是这些不同的因素，导致英国和西班牙两个早期殖民国家后来长达几百年的繁荣与兴衰，这也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没有在西班牙出现的根本原因。上述思想在阿西莫格鲁 2012 年最新的鸿篇巨制《国家因何衰落？》（ Why Nations Fail ？）（与詹姆斯•罗宾逊合著）中得到系统阐述。
阿西莫格鲁等人之所以选择贸易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其原因就在于贸易活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性。我们知道，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 (Adam Smith) 200 年前就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精确地描绘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斯密认为，分工的出现会使得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以提升，而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又会创造出更大的供给与需求，并由此推动市场贸易活动在更高的规模上进行。供给与需求的增加意味着市场容量的增大，而市场的扩大又将进一步促进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深化和发展。这种分工与市场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正是斯密在《国富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也是经济发展的起源。阿西莫格鲁等人在印证斯密经典论述的同时，揭示出正是大西洋贸易才促成西欧国家步入财富积累的良性轨道，同时也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
从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通过重新解释欧洲经济发展的历程，强调大西洋贸易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让人们重新理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由来以及相应而来的经济增长；第二，工业革命的发生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出现在限制专制王权的议会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取消了皇室特权，没有固定的特权阶级，社会的流动性高，私人从事商业的各项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等，因而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及第三，他们的研究与诺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确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可以说，"欧洲的兴起"一文对于理解明朝以及郑和之后中国几百年的兴衰具有特别的意义。 500 年前欧洲大西洋贸易的好处如果不能被一般民众所分享，没有新的商人阶级出现，那么欧洲殖民国家就不会有新的制度创新，经济发展也就难以步入良性轨道。联想到明朝中国的情形：据记载，郑和下西洋带来的大都是供奉朝廷的贡品，而不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消费品，这就无法扩大当时的国内市场，难以促进贸易和分工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发展缺少了动力。相反，如果郑和每次环球世界都能带回一些当时百姓喜闻乐见的物品，那么，无疑将会促进当时中国的专业化和分工向纵深发展。这种源于草根的市场力量正是斯密倡导的"看不见的手"，本来这只"手"能够有效推动当时中国的商业繁荣，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的。
依孟席斯的论调，既然郑和能够远隔重洋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火种，推动欧洲走上现代文明之路，那么，郑和下西洋应该同样能够繁荣当时中国的商业活动，这一点也不过分。于是，明朝已降中国继续保持经济繁荣的景象是完全有可能的，其中不乏推动中国早日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催化剂。
然而，上述演绎历史上并未出现过，为什么呢？从历史文献上看，郑和下西洋无论有怎样的使命，惟独缺少的便是，每次下西洋都不是为贸易而进行的，而是为当时的专制者和特权阶层服务的，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郑和及其团队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几乎没有起到什么推动作用，尽管按照前述孟席斯的观点，他们给当时黑暗的欧洲带去了意想不到的光明。
将思绪从几百年前的郑和再穿越到 30 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今天稍微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恐怕还清晰记得，当时进口产品对我们的冲击，那时一部砖头状的录音机所掀起的风潮一点也不亚于今天任何一款苹果产品。小小录音机不仅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鲜的气息，而且还促进了许多行业的发展，带来的专业化分工至少有，电子仪表、塑料、磁带、音乐创作等等。此刻，斯密的思想依然是管用的：社会个体因禀赋的不同会自动分流到不同的专业化领域，这加深了社会分工和协作的程度，扩大了市场规模，国民财富正是这样生产出来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件普通舶来品对于一个国家社会与经济领域所产生的冲击力和渗透力。
如果我们借鉴阿西莫格鲁等人关于欧洲兴起的观点，结合明朝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再对比英国工业革命前的火候，我们会发现明朝中国缺少两个要件：一是，特权阶层过于强大，压制了商人阶层的形成和崛起，难以形成享有充分经济自由的商人阶级，重农轻商的传统不断增强；二是，贸易活动受限，无法形成分工与市场的良性循环，市场规模难以扩展，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逐渐枯竭。
诺斯曾说过："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这段话恰好为郑和下西洋等历史问题的重要性提供了佐证。
从很大程度上看，中国始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就如同 16 世纪欧洲国家开放大西洋贸易一样，只是我们开放的是太平洋贸易，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增长也多受惠于太平洋贸易。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便是，展望未来 500 年，中国能否借太平洋贸易推动制度与经济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而不是像 500 年前的西班牙，兴盛一时而终衰弱。当想到这一问题时，恐怕我们也"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
王军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2012 年 10 月 23 日
中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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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同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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