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对政府干预的不同态度
城乡居民对政府干预的不同态度
#社会 #美国
（本文已刊发于2012年12月13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政见”观察员 赵蒙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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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的“左、中、右”是人们价值立场的一种体现。例如，直接与间接的“再分配”是政府管理调控社会的重要手段，但民众对再分配的态度各不相同。
过往的研究显示，这种价值立场的形成与不同的人口属性、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有关。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助理教授 韩春萍 在分析2004年自己和怀默霆等人在中国收集的数据后证实，中国人的身份地位和个体经历显著地影响到其对国家干预的态度，特别是对“政府是否有责任提供社会服务”这一问题的态度。
改革开放后，以户籍制为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带来了严重的不平等，这种状况从1992年起开始加剧，但直到本世纪初才逐渐为人重视。这种国家政策的长期倾斜会影响中国人对再分配的态度吗？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这项研究发现：长期的不公、历史的创伤和固化的体制不仅造成了城乡间和城市内部物质生活水平上的分裂，更对人们的主观态度甚至心理机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在横向上，作者比较了城乡居民对于政府角色的不同态度，在纵向上，作者考虑到历史因素，进一步将目前的城市居民划分为前文革一代（1934-1945年生），文革失落的一代（1946-1961年生）和改革一代（1962-1986年生），在此基础上进行群体内部比较。除此之外，其它假设还包括了人们的教育程度、苦痛记忆、自我评估、个体化程度和非官方信息接受度对态度模型的影响。
数据分析的结果印证了之前的不少假说。首先，由于长期处于政策上的弱势地位，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群体比城市居民更容易反对政府在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上的干预。当然，社会学家很早以前就指出，城市比农村容纳了更多元的元素，因而城市居民态度的分布也就更分散。
其次，与人们通过媒体和日常观察所获得的印象一致，在城市居民这个群体的内部，相对年轻的改革一代比年长的文革一代人更反对政府在各个领域所实施的干预政策。相比之下，农村居民的态度更少被政治事件影响。
其他变量的分析结果亦颇值得深思。对教育程度的分析显示，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政府干预的支持度也相对越高，这种效应在城市居民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而在三年内经历过苦痛的农村居民，对政府干预的好感显著上升，这也从侧面说明：相对经济地位更高的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在个体的不幸面前表现得更加脆弱。
在社会不公的归因上，如果人们倾向于将自己遭遇的不幸归结于整个社会结构性的因素，那么他们会更希望政府来解决目前的问题。在城市居民身上，个体化归因也起到了作用——如果人们认为是非成败皆靠个人奋斗，那么他们就不容易把职责都推给政府。
还有一项十分有趣的发现是，个体的自我评价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这反映出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具体而言，当个人的成就高于周围参照群体时，城市居民会更倾向于反对国家干预；但是在农村居民眼中，自身的成功加上旁人的失败是社会不公的表现，因而他们反而会更加支持国家政策的介入。
此外，如果农村居民频繁地通过旅行和网络等渠道接受非官方信息，他们对政府干预也就会呈现一种批判的态度。这也暗示，相对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更容易被封闭在信息孤岛之中，因而外来信息会对他们产生更大的态度改变。
学者特蕾莎•怀特曾在《接受威权主义》一书中指出，中国国家主导的后发工业化和后社会主义转型模式使得人们习惯了全能政府的角色，从而甘愿接受庇护，保持现状，并在一定程度上拒绝政治和经济变革。从某种程度上说，韩春萍的量化研究是对怀特通过质化方法所得到结果的补充和纠正，它通过一手数据更细微地刻画出了现实社会的异质性：人们并非普遍地不思进取，而是根据自己的个体经历和现实资源表达了理性的政策偏好。总有保守的人，也总有期待改变的人，不管记忆里包藏着多少苦痛的风雨，现实中攫取了多少既得的利益，一切都还在动态的变化之中。
【参考文献】
Han, C. (2012). Attitudes Towar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for Social Services: Comparing Urban and Rural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4(4), 472–494.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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