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楚：从莫言争议看中国社会 @ 华尔街日报 》

莫言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结果与我在本届大奖揭晓前的预测是不吻合的，我当时认为该奖项不太可能授予他。但我给自己留有一个退路，我说，假如莫言获奖，那将使他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另一位最具争议的获奖者，未想我为自保而说的套话竟然一语成谶。从宣布到领奖，中国网络上的“批莫”与“保莫”战争 持续延烧，甚至烧及国外中国研究学界。

仔细辨析围绕莫言的网络意见战争，基本来说，牵涉到三个层面：第一是有关其文学才能和成就；第二是 关于他就当代中国某些重大公共事务的具体意见，以及他作为作家和公民的政治和社会意见；第三是由第二点牵涉到的对他为人和基本价值观的总体评判。厘清这些 基本层面，有利于人们对围绕莫言展开的意见争论本身进行评论。

正如其他广泛的口水战中人们看到的，在这次的争议中，对立的双方也一样无所不用其极，各种上纲上线的语言满天飞，这实际上掩盖了很多本来很有价值的话题，也削弱了争论各方自己的论点。

关于其文学才能和作品审美价值的争论并不激烈，即使意见尖锐，也还是文学研究和批评圈子内部的事务，社会的旁观并不能增加争议的燃料。说到底，莫言引起的争议最核心的部分还是政治。

批评者对于莫言以作协副主席身份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能接受，这本是很正常的意见。辩护者称，莫言只是出于个性和政治的不敏感才如此，这是根本 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作为一个前军队作家和现任作协领导，不可能不知道由执政党宣传部门发起的如此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是什么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部分批评者把这一其实在当代中国很常见的过失无限放大，上升为不可饶恕的道德污点，这种把对现实的否定转移到具体个人身上的做法显然也是站不住的──不可能由此得出莫言对现实多么接受和顺服的结论，也不可能据此否定他创作所包含的价值观。一方讳疾忌医，一方感冒送火葬场。吵得很热闹，但都很不诚恳。

至于莫言在网络撰写诗歌讴歌重庆唱红打黑，我倒真觉得此事是政治不敏感的结果。作协曾在重庆开大会，而莫言作为副主席，也许受当地接待，从俗说了那么几句，当时他自己随便一说，社会也没任何反响，并不能得出诺奖获得者为重庆背书的结论。对此，做所谓同情之理解应该并不难。

引发较大反弹的真实原因其实并不在这些问题之中，说白了，其实是官方对于上一任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关押。当刘晓波被迫呆在良心犯的监狱之中，其家人妻子受软禁之苦，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他们为何许人，在此种强烈的对比之下，莫言为官方加持的荣耀就很自然引发了坚持民主和自由诉求的那部分人（包括 笔者）的负面感情。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对比和联想未必有道理，但人类是感情的动物，这种公共感情却绝非不能理解。当然，这种强烈的带有不可避免社会义愤的感情也推动了那种用显微镜检验莫言言行的热情。

所以，在莫言争议的烈火背后，其实还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老问题：在一个基础和意识分裂的社会里，没有什么成功是真能为所有人接受的，而就事论事的讨论是最难的。为莫言辩护最常见的理由是“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批评者不应该以自由民主等公共领域的“政治正确”绑架作家。问题是，这些人忘记了，在60余年来的中国社会，何曾真有过“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的好世界？由于无所不在、无远弗 届的专政高压，以及莫言抄过的那个《讲话》以来的多年塑造，说中国有纯而又纯文学的人，只能说是慌不择言。即使以莫言本身的作品而言，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更不要说辩护者最爱举例的《天堂蒜薹之歌》，这些作品与文学史上的所谓纯文学，实 在相距十万八千里。

辩护者有一件事是对的：不能逼迫人做英雄，这一点也体现了双方其实对于基本价值是有共识的。尤其在中国当代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权利要求除自己之外的人去为任何崇高原则牺牲什么，怯懦，甚至某种不无猥琐意味的生存方式，都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东西。攻击者忽略了一件事，莫言作为作家，当那么多他的朋友和同行愿意站出来，为他的人品辩护，认为他不是一个缺乏基本现实认知能力和对现实没有个人态度的人，我想，这绝不会是偶然 的。莫言在获奖后首次接受采访希望当局释放刘晓波的言论也证明了这一点，必须注意到，这是他以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身份的讲话。因此，把对他具体 问题意见的批评无限周延到他的人格和人品，这很可能是没有道理的。当然，有一部分辩护者因为对攻击的反感，因而就走到反对自由民主的地步，试图借此宣布一种与专制合作的态度，这就走的太远了。

所以，在莫言争议背后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状况，才是值得我们严肃讨论和必须正视的。我们谁都无法回避就这个社会的重大是非问题作出自己明确的回答，其实是做出自己的抉择，未必用大家认可的方式，但却无可回避，莫言也不例外。

★《 王晓渔：没有批评者要求莫言做烈士 @ 网易博客 》

比妥协更可怕的，是拒绝承认自己的妥协
凤凰网文化：
莫言讲的三个故事您看了吗？

王晓渔：
我看的全是文字的，没有看视频。

凤凰网文化：
我看您用了“才华横溢”这四个字，在您那算一个中性词？

王晓渔：
对，中性，不是褒义词，但是也不算是一个贬义词，指说得很漂亮。

凤凰网文化：
你们当时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些期待？

王晓渔：
对他没有特别期待。之所以公开批评他，主要是看到他这一句话：“我从来都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干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逼我表态的时候我也不会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
在此之前，没有公开批评，是因为在当下这么一个环境里，绝大多数人都有过妥协的经历。但是莫言既然表示他的所有行为全部不是被迫的，是积极主动的，这就意味着他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能够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对他的批评也就不是苛责了。妥协有程度的区别，不能忽略这种区别。比妥协更可怕的，是拒绝承认自己的妥协，尤其是把自己描述成“独来独往”的特立独行者。

凤凰网文化：
或者说在他去瑞典之前被“提醒”了。

王晓渔：
恰恰是他不肯承认权力对他的限制。他主要针对的对象是批评者，说你们这些人批评我，我绝对不会接受你们的胁迫。他把批评称为“胁迫”，在演讲中又把批评的声音称为“石块”和“污水”，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事情。在当下，有胁迫能力的往往还是权力。批评者表达失望，难道对他可以形成胁迫吗？当然不可能。从他一系列的发言来看，可以说是没有作用，或者说只有反向作用。

凤凰网文化：
他在答记者问中有一个回答有点儿让一些人不愉快，他说自己不太了解那些进监狱的人。

王晓渔：
他把思想犯和刑事犯混为一谈，这个回答跟此前他把审查制度等同于机场安检是一样的。机场安检跟审查制度是不一样的，怎么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他称这种审查都是不快但是必要的，最近他又纠正了这个说法，否认自己赞美审查制度，称反感所有的审查。但是，他又把审查和签证混为一谈，把思想审查和有些国家对色情、暴力的分级混为一谈。

凤凰网文化：
隶属历届的诺贝尔，您觉得莫言是不是其实还是应该背负更多东西，他不能从个人表达去讲。

王晓渔：
这个倒不是，而是在于你自己的观点你要保持一致性，不能说你的这个观点跟你的那个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当别人去批评你的时候，你说不能用政治来干涉文学，但是你抄写的《讲话》恰恰是主张用政治干涉文学的，所以他这一刻所表达的跟那一刻所表达的实际是冲突的，并不是别人用外在的标准去限制他。

他要看批评者的表演，批评者也可以看他的表演
凤凰网文化：
那三个故事您有没有自己个人的解读？

王晓渔：
很多人解读出微言大义，认为莫言在隐秘地表达自己的批评。莫言是在批评，但批评的对象是批评他的人。讲这三个故事之前有过渡的一段，过渡的那段其实把这三个故事的意思已经表达的非常清楚了，不用网上这些过度解释。这三个故事都是针对批评者作出的回应，莫言已经明确表示是回应他所谓的“石块”和“污水”。
最后一个故事，大家觉得比较深刻，我个人觉得尤其糟糕。庙里的七个人把一个人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暗示那些批评者最后会得到报应。以讲故事的方式“诅咒”批评者，这很可笑。

凤凰网文化：
您觉得莫言和中国的情况是不是格外特殊？在诺贝尔历程上。

王晓渔：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有一些是没有争议的，但也有一些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莫言这种情况，在冷战结束之后可能是比较少的。1965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获诺贝尔文学奖，有过类似的争议。

凤凰网文化：
我可不可以用“厌恶”这个词来形容一些人对他的感觉？

王晓渔：
在此之前，比如在10月份文学奖刚揭晓的时候，就是觉得颁就颁了吧，没有觉得那么大的厌恶，或者这种情绪还谈不上。但是最近两三天他的言论，让人觉得“可笑”。

凤凰网文化：
你们还会再较较劲吗？

王晓渔：
没有较劲，就是觉得有趣，他说他要看批评者的表演，但是同样批评者也可以看他的表演。

凤凰网文化：
如果他不是这种类型的体制内作家，情况会不会不一样？

王晓渔：
说“体制内”，主要不是指身份，而是指认同。莫言的问题，不是他在作协体制之内，而是他在这两三年迅速地自我体制化，在一系列事件中坚定地站在体制的一边。最初还可以用“妥协”来理解，但是莫言表示自己从来都是“独来独往”之后，就不可理解了。为什么会这样？是一个谜。作协体制里的作家，并不是都像莫言这样，如此表达对体制的认同。

凤凰网文化：
您觉得好多事儿做的不漂亮？

王晓渔：
现在只要批评莫言，就必定有很多人说你逼着莫言做烈士，但是我目前所看到的，包括我所了解的批评者，没有一个人是希望莫言做烈士或者做反对派的，没有这种想法。甚至在发言的时候，首先要小心翼翼地说一句“没有希望莫言做烈士的意思”，然后才敢批评。仅仅是说，有些事情即使他不去做、不去说，也绝对不会对他个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任何干扰，但是他依然去做了，做了以后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打个比方，《讲话》他不抄的话，对他不会构成任何体制内的伤害，但依然是抄了，而且你抄了也就抄了，“一时糊涂”，事后依然坚持认为抄写是正确的，但是他的文学观念又跟这个观念是相反的。还有比如他对于重庆模式的称赞，没有必要。不是非让他声称维护人权，对他没有这种奢求，因为出于对他的了解已经不可能对他有任何这种要求，只是说你作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不要做得那么难看。

凤凰网文化：
这种转变的原因呢？

王晓渔：
他怎么想是不可知的。从某种意义而言，诺奖给了他勇气，就是你们再怎么批判我，我还是赢了。

是批评，不是道德胁迫
凤凰网文化：
您最希望他有可能在那个舞台上讲出什么，或者至少不去不讲什么？

王晓渔：
我对莫言没有期待。最初对他有一个假设——不是期待——按照他的世事洞明，很有可能会说两句对权力有抽象批判但是又不会伤害体制感情的话，但是没想到他这次如此彻底，已经快变成外交部发言人了。拉什迪看到莫言把思想审查和机场安检并列的言论，非常诧异。
当然，我不会因为他说两句批判体制的话就转过来称赞他，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

凤凰网文化：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无论他在这个演讲上里说什么，可能你们又会以另外一个角度去那种对抗他，是不是天然的？

王晓渔：
不是对抗。如果没有他这两三天的言论，我可能不会公开批评，也不会特别关注，最多只是茶余饭后聊天的时候提到。 此前有很多媒体采访，我基本上都谢绝了。

凤凰网文化：
你觉得一个文学家他本身到后来是不是一定要在思想性上革命性上有一种责任？

王晓渔：
这与“思想性”和“革命性”没有关系。没有人要赋予莫言一个很高的要求，只是说不要跌破一个最基本的底线。网上很多为莫言辩护的人，认为作家一旦写出好的作品，就有豁免批评的特权，任何对他的批评都是“道德批判”甚至“道德胁迫”，这个我没法认同。
如果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把思想审查和机场安检等同，能不能对他有所批评？这是在以政治干涉物理学吗？这是“道德批判”吗？因为是出色的物理学家，所以说点这种话就没有关系？我们大概不会这样认为。一个作家的言论，总应该比物理学家更有人文性一点吧。

★《 连清川：我为什么不为莫言获奖感到自豪 @ 纽约时报 》

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公开和公开谈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长久以来悬置于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一个天问，终于得以解颐。可是当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中国知识界的气氛却显得极其诡异。

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把中国人推到了一个难以名状的尴尬之中。所有讨论都无法聚焦于文学成就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上来，人们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这个共产党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抄写者之一的沉默，对公共事务近乎冷漠的沉默。甚至，有时候是合作。

尴尬的地方更在于同时人们无法把这种不满与腹诽痛快淋漓地转换成批评。

我们不是曾经为2000年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欢呼吗？不是曾经为2010年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欢呼吗？因为有过这些欢呼与鼓舞，我们就不能像公开嘲笑与抨击茅盾文学奖那样，我们有什么资格或者能力去批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暗箱操作？甚至连讥讽瑞典是为了修好与中国政府关系而颁发这个奖的说辞，都显得脆弱而可笑。

我们不是一直提倡文学与政治分开吗？不是批评把一切都意识形态化的过度政治阐释吗？文学奖不是和平奖。如果我们因为莫言的身份与行止而贬斥了他的获奖，那么我们真正的潜在心理才是双重标准的，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化的，不是吗？

我们是过于苛刻的吧？肖斯塔科维奇不也是党员，不也担任过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联邦作曲家协会第一书记？可是我们不都沉醉于他的音乐的悲悯与宏伟？1965年肖洛霍夫因为《静静的顿河》也获得了诺贝尔奖，可他也是苏共党员，甚至是4届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作协书记处书记。在苏联的文学史上，我们把他和异端帕斯捷尔纳克相提并论。

就这样，我们无法弹也无法赞。就像莫言的沉默一样，我们沉沦在沉默中。在素来热闹喧嚣的微博上，无奈似乎是最后的词语。

多数人，作为缺乏文学专业知识的门外汉，都不能诟病诺贝尔评选委员会认同莫言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文学技巧、想象力和创造力。可是，多数人，作为文学的阅读者和享受者，却对于文学都有着天赋与天然的想象与冀望。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和人群而言，文学都是作为人类的一种希望与寄托而存在。他们在日常生活的困难、平凡与折磨之中，寻求文学意象与故事的慰籍，并因此而暂离现实，找到希望与生存的勇气。

文学是人们最后与最终的寓所。无论现实多么肮脏，世界多么腐败，生活多么残酷，人们总是能在文学的圣殿中重新获得希望和勇气。也无论文学与人类历史中的任何一种行当一样，最后都演变成了名利场，人们依然执着地在文学的温暖怀抱中无法稍离。

文学乃是一种灵魂拯救的事业，尤其是高尚的文学。而对于生存在一个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民族和具体的人群中的人来说，文学尤其承载着这个民族独特语言和历史记忆所赋予的希望和勇气。它不仅需要提供虚妄与空灵的未来的空中楼阁，而且必须是对现实中的不公义与压迫的反叛和不服从。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从古典的《水浒传》或者《红楼梦》中汲取这样思想的养分。

于是，对于文学的近乎常识的判断是：它必须具有这个社会基本的道德勇气：不妥协于现实的压迫，不服从于现实的统御，不协同于现实的收买。它虽然未必认同普遍的价值观与流俗的乌托邦，但它更不屑与当局沆瀣一气。

至于诺贝尔文学奖这样殿堂级的奖项，我们本来有理由期待嘉奖给中华民族的，乃是对于这个民族良知的体认，精神的尊崇，其后，才是技艺的高超。毕竟，即便为文学而文学的写作，也是人类精神与灵魂的流淌。

我们之所以失望与无奈，恰恰在于莫言这个具体的文学从业者，这个小说家，他所缺乏的，恰恰是这个民族得以珍视与荣宠的精神与灵魂象征。尽管他的作品常常寓言式地掩藏着他与现实政治的龃龉和若有若无的反叛，但他也习惯性地沉默于国脉与民瘼，游离于灾难和压迫，失语于公义和良知。他并不是一个施害者，但是他是一个袖手者，甚或有时候是一个共谋者。

我们无从抗议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对于莫言的选择。也许就像他们当年选择了肖洛霍夫，这个压迫苏联文学的同谋者一样，在文学专业上他们漠视了道德勇气的基本需求。但是我们有权固执地认定，莫言和他的文学，并不代表中华这个民族的文学精神和灵魂。这只是一些并不体认中国特有的苦痛与拯救道路的人们的一次他者的名利游戏。

★《 梁文道：為了他好，我寧願他在這些問題面前閉嘴，真正莫言 @ 香港雜評 》

我認識莫言，甚至認識他的家人。我讀他的作品，也喜歡他的大部份創作（尤其《酒國》與《檀香刑》）要說他是壞人，以我有限的認識，恐怕不能同意。要說他的作品不夠批判，我更加無法贊同。因此，他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主動獻詩歌頌重慶唱紅打黑，才會成為一個讓我困惑的問題。當然，我曉得他是共產黨黨員，更是解放軍軍官，這一切都使得問題更加複雜。但是他在諾貝爾獎頒獎前後這一段時間的談話，就一點問題都沒有了；那根本是最低級的錯誤。

人家問他對中國審查制度的看法，他扯到機場安全檢查。人家問他中國被囚作家的事，他竟然說什麼作家不一定都是善人，也會幹些偷搶拐騙的犯法壞事，坐牢並不稀奇。明智如他，能不知道人家問的是什麼嗎？

這種說話方式，我們都不陌生，你常常能在中國某些大人物口中聽到。面對質難，他們顧左右而言他，要弄些假裝糊塗小聰明。說不定有些人還要讚他們「幽默」，而他們自己也要暗暗得意，全然不知這類言說是何等地失格，何等地丟臉。例如已經算是很會講話的朱鎔基，當年被人問到對高行健獲獎的看法，他居然回以一句「恭喜法國人多了一位諾獎得主」，當時還真有國人說他夠風趣。其實，這就是王丹所說的「農民式的狡獪」了，一種完全上不了枱面的態度。

把被囚的良心作家說到做科犯法的惡徒上頭，這是侮辱良心犯的人格。硬把文學說成與政治無關，還要將文學描述成一種只是教人戀愛的事，這是侮辱他自己的文學。

為了他好，我寧願他在這些問題面前閉嘴，真正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