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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局绯闻折射出的政治信息 @ 美国之音 》

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常艳的12万字“纪实小说”,把中共编译马列毛等著作的最权威机构—中央编译局“折腾”个底朝天。

常艳这篇“小说”，通篇看来是一本“记事录”或日记，把她和编译局长衣俊卿的婚外情，事无巨细原汁原味端给读者，很多时候，就是她和衣之间的“冗长”短信直接抄录。常艳故事是从2011年3月开始的，一直记录到2012年12月3日，两人“相交”一年半。

常艳是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34岁。她想到北京工作，于是报读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然后又想脱产专职读书后留在北京。为达此目的，她认识并“傍”上了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奉献了几万人民币和自己身体。最后，因工作安排不顺并发现局长还有其他“小秘”若干而“掀翻醋坛”、“鱼死网破”把12万字“爱情游戏”捅到网上。

按照中央编译局的说法，当今世界，只剩下五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和老挝。这些国家设立的翻译马列主义毛思想机构、乃至在全世界也当属北京这家“中央编译局”最大。它直属中共中央，是副部级单位，局长衣俊卿是副部长。

也许和中央编译局的工作性质及其特定地位有关，说是爱情游戏，但常艳在字里行间经常透露出一些政治信息。

令政策和令计划

常艳和局长第一次正式见面上礼一万，之后，她希望能调到北京工作就和衣俊卿有了北京霞多丽日本料理馆的第一次饭局：“第一次吃饭，他点的，喝的是日本清酒，一共喝了2小壶。期间，主要围绕一个话题即怎么把我的档案从原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拿出来的问题。

他给我出了个主意，找山西省的领导令政策，请令给武海顺校长打招呼。而山西的这位领导，我又不认识，他的点子是：我拿着自己的书去拜访局里的一位老 先生(顾锦屏先生，原常务副局长)，请他写一封信给省领导，我带着这封信去找人家。或者，他说请导师杨金海出面介绍我与这位领导认识。(原来的我多傻啊， 连别人的推辞都看不出)

提到令，他兴致上来了，说虽是出身平民，但也是很有风度气质，前一段在与局里合作拍电视片《走进马克思》（或者《走近马克思》？这个我没有关注过，不知是哪个字）之类的。吃饭期间，衣老师问我副教授到底评了没有，他说评了最好，没评也没关系，可以在站期间评，只不过出站后去出版社挂一年，一年后留在局里，等等。他还说，在西单这有套房子也不错啊。还提到：“我不像学界的有些老师，学生送个3、5万的就招个博士生。”（我那个时候，觉得他好正直啊；现在想来，自己根本不会听人家的潜台词，即3、5万少了，至少要10万8万才行）

这里透露出的山西师范大学校长武海顺、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等都是确有其人。令政策是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的哥哥。常艳提到的“令”，应就是令计划。

中共职能部门的学术腐败

常艳提到的衣俊卿招博士潜规则，也涉及到了这个中共编译“最高工府”的学术腐败。

这是我们第1次真正在一起，时间是2011年12月11日——常艳
这一天，一瓶一斤的清酒，一人一半。我脸红得厉害，但脑子不乱。我斜躺在床边，此时他去洗手间了。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把自己脱的剩下了两件小小的内衣。他回到卧室时，我满脸绯红地躺在被窝里。两个人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我记得他说：“你身材真好!”第一次，很兴奋，很幸福，叫的有些夸张，但并没有感觉彼此十分合拍。

聊了一会，他要走了。他说明天局里有个活动，可能刘 yunshan 要来（第二天知道刘没有来，是中宣部副部长王 xiaohui 来的）。他待会还得去 局里一趟，还拿着个那种蓝色的写着“中央编译局”的布做的文件袋。我见他要走，起身穿上睡衣，走到写字台跟前从自己的包包里取出钱，要往他的袋子里装。他 说这是干什么，我也不缺钱。我说，没什么，就是自己的一点心意。（这次和他见面之前，我就想一定得送出去！不能因为上床了就不办了）他这个时候就又去了洗手间。我给他装好后把袋子挂在了门把手上。他出来拿上走了。”

（注：这里的“刘yunshan”刘云山和中宣部副部长王xiaohui 王晓晖，都是确有其人。刘云山已在18大上“入常”，王晓晖是中宣部理论局长，2009年8月提副部长。）

中共理论刊物《求是》发文也需潜规则

常艳在“小说”中谈到了这家中共权威理论刊物：“他（衣）说自己最近有一篇文章在《求是》发了。我就不开眼地说：“我们学校在《求是》发一篇奖6万(我当时说错了，是3万)，《哲学研究》发一篇奖2万，等等。 丝毫没有考虑他的感受。他说这个事情是要给我“显摆”自己的身份，《求是》是给省部级大员发政论性文章的党刊! 而我，充满了“铜臭”，口口声声“我们学校”、“我们校长”。还无比体恤地说：“校长也不容易，他这么做(大手笔奖励科研)也是为了学校的发展”。（我现在知道，我基本不能在衣老师跟前提校长，尤其是说好的。一说紧接着就会有小变故，已经好几次了。）

李长春视察编译局

2012年2月10号，中共17届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视察”了编译局。

常艳说：“到了上午10点来钟，我在宿舍也收拾完了，想着去董莹那里拿信（马哲史学会给我寄的理事表格），到了局门口发现有几辆中巴车，门卫不让我进。我说不就是有重要活动吗，我去1号楼4层。一个负责人出来说，中午过后再来吧。我就转身去旁边的胡同里买菜，奇怪，卖菜的摊位全都关着。我这个时候突然明白衣老师给我说局里有重要活动的意思了，我猜想是李 changchun 来了（事实证明我的猜想是对的）。

后来，衣给我说，请李 changchun 来也是在不久前的一次茶话会上才定下来的。没有几人知道。是啊，我当然更不知道了!我刚好10号回来纯属偶然。”

而李长春（注：政治局常委，18大退居二线）的确在那天到了编译局。（注：新华社2月10日电，李长春参观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不过，新华社没有报道：该局旁边的胡同“封了卖菜的摊位”。

“衣俊卿”不满现官职渴望更上层楼”

2012年2月11日，常艳记录了衣俊卿的“抱负”：头一天精神高度紧张，第二天放松下来了。他这次显然是兴奋异常。跟我大谈自己的理想，下一步的设想。哪几个大部比较适合他之类的，给我讲文化部部长 蔡 wu 是他北大师兄，教育部也适合他，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等等。我听着他讲，被他的情绪所感染。况且在我的心里，他真是一个优秀的男人，再上半格(到正 部)是理所应当的，不然的话窝在这小小的编译局就太亏了。

衣老师给我讲，原来是打算让他到中宣部任副部长的，但突出不出来，所以来编译局。虽说是个副部级单位，但是一把手。

我多么希望他能起来啊，不为别的，就为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东北男人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毕竟很少有人能走到他今天这个位置的。他那天说话的嗓门很大，我忍不住要捂他的嘴，毕竟是在宾馆，小心门外都能听见。

我说：“你差啥啊，要才有才，要形象有形象!” 他说：“差常委里有一个给自己说话的呗！那谁谁（我不太知道那人，所以没记住）不就是有个人说话，就 起来了嘛!”“下一步，就看云山进常委的话，就好办些。他比较了解我。” 他说，团口的、公社干部咱比不了，但总归是需要些有才华的人吧！习XX、李 yuanchao 对我的印象还挺好! 听着他侃侃而谈，我打内心深处祝福着，为这个优秀的男人祈祷着。”

常艳提到的蔡 wu，是文化部长蔡武（团派老人）。李 yuanchao，就是18大上差点“入常”的中组部长李源潮。二者都是中共高层关键人物。而常艳提到的“习XX”，众所周知。

王立军、薄熙来

同一天，常艳和衣俊卿谈到了王立军和薄熙来，衣俊卿说：“你妨碍到我了，我就肯定不会手软!”

常艳说：“可能这次的谈话与以往不同，有点政治的味道。我退房后2点左右去霞多丽吃午饭。饭中，他发给我一条关于王 lijun 事件的段子：【王氏列传】红朝六十三年春，渝州王氏被夺总兵衔赴闲职，心怀怨愤，进言朝廷，弹劾刺史。刺史薄氏震怒，遂下令缉拿。王氏仓皇出逃蜀中，一时朝野震动，举国哗然。王乃秘投美洋会馆，欲寻庇护。后锦衣卫围会馆，美酋惧，不敢纳，令会馆逐之。王被逮，仰天长叹曰：飞鸟尽兮良弓藏，狡兔死兮走狗烹。

我当时还没有看到王 lijun 事件的新闻，看了这条信息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他谈到薄 xilai 的做法，我说：“这个可以理解啊!”我一扭头看到了他 恶狠狠的眼神对着我，从未见到过他如此的神情。他说：“你妨碍到我了，我就肯定不会手软！”这个话音落了，他也觉得似乎有歧义，我也感觉听着别扭。气氛突 然就尴尬了。 ”

2012年9月20日：这两天新闻上披露了关于王立军事件的一些最新消息。让我不禁想起2月份与他在一起吃饭时聊到王、薄的情形。世事难料!薄要知道与王翻脸会导致今天的后果， 怕也不会轻举妄动吧。本来大家可以吃肉、喝汤各行其是，相安无事的，这下全栽了吧!他是个聪明人，看到这类的新闻，心中体悟更深吧。

常艳丈夫姥爷、赵紫阳、俞可平

“我还给他说到我爱人的家里有些政治背景，当年我老公的姥爷也算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与赵 ziyang 关系不错，等等。他说政治复杂。我说不懂。他说，不懂就远离。期间，他还谈到俞可平，说俞可平的所谓改革是治标不治本的，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他提俞可平，似乎在暗示我什么。那天，在床上时我还说要等开春后 去五台山给他烧香拜佛，他说自己的身份也不合适去，还说普陀山的菩萨也很灵的（俞可平是浙江人）。

这里提到的赵紫阳，是因六四事件被罢黜的中共总书记，后来软禁多年，2005年病逝北京，终年86岁。而53岁的俞可平，更是在海外颇有名气，因他曾撰写《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中新社说：“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俞可平认为急需突破的领域之一，就是反腐败。”

2012年8月29日，常艳再度提到了俞可平：

“想整衣老师的人不是我，我恰好在特定的时期被作为一颗“棋子”了，具体谁运作，大家心里有数(但请别扯上俞可平副局长，我不认识他，且发自内心尊重他，一切优秀的人与事，都值得我尊重。但这并不妨碍我与衣老师有一份源于潜规则的感情。”

编译局，编译乎？

2012年3月8日，常艳和局长第四次“开房”。下午参加编译局会议：

“下午2:30，我去局里5层会议室开会，他在局里也有会，我们先后离开的。拿给我两盒巧克力，“三八”的礼物吧;我带给他一些老家拿的特产。

这次的会议，也令我终生难忘。

关于读本一个会，参加者有李惠斌、张广照、席大民、杨学功、姚颖、史清竹、李义天、李百玲，张梧、白云真等。会上，先是白云真、张梧就自己写作的读 本进展及具体内容进行阐述，之后是大家发言、讨论。中间姚颖要去参加另一个会就先走了。不一会，局里其余的年轻人史清竹、李义天、李百玲悉数被叫走(被谁 叫走的，我不知道)。我左左右右的座位全空了。该我说了，我说：“自己目前主要从事恩格斯思想的研究。说到恩格斯研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作为“第二小提琴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却也因为做的贡献饱受非议，有来自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有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还有来自学术领 域的如谈到他对现世哲学体系尤其是东方哲学体系的影响，等等。我恰恰就是根据人们批判恩格斯的这些观点，无论是来自政治领域的，还是来自学术领域的，来清 理思路，找出研究的线索。现在我正在积累素材。”

我在会上的发言，有什么错吗？！

我手头有一个课题论证（后来，我以“棱镜中的恩格斯及其原像——基于二重维度的误解及回应”为题目申报了第52批博士后面上基金项目，至少可以得到二等资助的，我有这个自信！），题目比较“时髦”，内容就是要为恩格斯所受西马诟病的思想来作辩护的。问题式的研究更有价值，我是这么想的。

可那天，在我的发言之后，好像会议气氛就变了。那些人都貌似在说学术，又好像不是在说学术。我发誓，自己真是就学术而学术的，没有什么弦外之意。我一个工科出身的人，能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经营好就不错了，怎么能有能力去顾左右而言其它呢? ”

从常艳描述的会议情况来看，编译局很多工作，并不是在“编译”，而是发挥着文革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等同样功能：为现执政当局行动路线找思想根据和理论基础。中央编译局从事的工作，和中国社科院马列所、中央党校、中国很多智囊理论机构完全或很大程度重复。

中央编译局有个翻译服务部，给社会上提供翻译多种语言服务。按说，这才是编译局名副其实的本职和“份外”工作。

衣俊卿：中共新一代“理论家”

2012年6月15日，常艳说：

“还说起他在《光明日报》写的那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信”，我说我在贴吧里发帖子，发不上去。因为有“李 changchun”、“胡 jintao”等敏感词。所以，我就只是把那个图片给发了上去。他问我网名叫什么，我说“ shine 尧尧”，看不出来是我的。 他说这篇文章写绝了，只写了7、8个小时。李XX 讲完话后，有好几个人想写，但后来光明日报特约他写的。说发表后，首都师范大学等学校有人给他写信。还说：李XX、刘 yunshan 等人看见了也高兴，这是给他们的观点做论证啊。他说就把我分在马基处，江洋将来要往国外马克思主义这边靠，马基处就有史清竹、李百玲、他的一个刚考公务员考进来的学生（本科学的英语、硕士西哲，博士文化哲学）等人。我说行的。”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6月5日刊登如下“新闻”：文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信，作者衣俊卿。该文第一段说：“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站在推动人类发展和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高度，寻求用先进的理论来武装自己。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以人类解放为己任，具有改变世界、变革现实的先进理论，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的历史性选择。这种清醒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由此成为我们党的鲜明特征和力量源泉。这种理论自觉和自信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价值理想的深刻认识和坚定信念；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自觉彰显和坚定信心；体现为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创造性地回答当代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指导中国社会和谐发展。正是靠着这种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不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

用马克思理论诠释当今中国两性关系

2012年8月29日：

“我憎恨中央编译局这个地方，发自内心。如果不和这里开始打交道，我依旧按照往日的轨迹生活，而现在，我的生活即将毁掉，衣老师的生活也势必受影响，尽管我并不想这样做。

在某些社会形态中，不同的生产方式是共存的;包括在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是几种生产方式并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当时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包括生产力、生产方式这些概念，马克思本人也常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由特定的情境与需要决定。——常艳语

“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杨金海语

“孩子多了，就是按需分配，顾不过来；孩子少，就尽心，还会有点福利。”——杨金海语

“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杨金海语

“最近谈论这个问题是很多，杨老师是怕一旦说开了影响太大。”——刘仁胜语

发展本身肯定好的，是不是“观”错了？别人看错了？——武锡申语

“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动卷入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等过程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而这种学习，必然不可能只向一个国家学习，其实很多俄国人并未觉得封闭的农村公社就不好，但还是被动卷入了。同时向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啊！”——常艳语

“健康才是人的第一需要”——张文成语

“记得要生产力的全球化啊”——张文成语
。。。。。。

还说了很多，大家都懂了，我们确实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佩服彼此的言语与才智。我也看到自己真是“进步”了！这些话的含义我不想给各位分析了。知识分子确实蛮有本事，说话不会绕进去自己。我今天是第一次成功尝试这么讲话。

常艳的文章是8月底“完稿“的，她说“完稿于2012年8月30日凌晨6点。”但是，8月31日起，常艳继续以日记方式来接着“讲故事。”

2012年12月3日，是常艳最后一天讲“故事”。她“录”完了当天和衣俊卿简短对话后“封笔”。最后她附上了一个“附录1：爱爱的时间、地点”，详细列出了“17次开房”的时间和地点，然后说：“衣老师哭了。”

◇《 何清涟：《编译局言情录》摧毁北京的“理论自信” 》

近几天中国又爆情色新闻，这一次与以往不同，不是发生在普通的官场，而是中共意识形态产品的一个重要生产车间——中央编译局。女主角常艳副教授在被其情人——衣俊卿局长欺骗的巨大痛苦中，用真名实姓的白描手法自我曝光，揭开了这家“意识形态生产车间”那肮脏的内里。

这篇情色交易自述的全名是：《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网上流传的书名简称为《编译局言情录》，全文长达12万字。与以往男性官员们的情色日记不同，一是多了些言情色彩，不完全是赤裸裸的性描写，这大概是事主性别不同的原因；二是出场的人物全为实名；地点及人物关系基本为实写；第三点，亦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女事主是将她与男事主的关系放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国家队”这个大环境中描写，让外界看到围绕“国家课题”这块肥肉，“马研”圈内按权力分赃的那种肮脏生存状态。

综上所述，常艳的《言情录》之社会意义远远超越了以往的情色日记，其中有几个看点不可不注意：

一、权色交易已成“买方市场”（即买方占优势由其定价），卖方除了色相之外，还得提供金钱，才能获得买方青睐

常艳供职的山西师范大学僻处临汾，她的现阶段最大人生梦想就是进入北京。为何她为入京如此不惜代价？是因为常艳所治“学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虽说“马论”的市场销路并不景气，除《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外，媒体很少为“马论”开辟专栏。但“马论”却有一块其它领域没有的大蛋糕，即中共政府每年巨款发包的国家级课题，这些承包点的主要基地在北京。

中南海对“马论”研究采取的是国家购买的方式，即每年发包若干个“国家级课题”，每个按其重要性配给给人民币若干万。地处北京的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是“马论”研究的主要承包点。一旦被纳入这个系统，除了“钱景”之外，更重要的是有成为“智囊”的潜在可能。即使成不了智囊，有了“北京专家”这个身份，在奉行等级制的“马论”圈里，到地方去，身价也不同。

近年来，中国各大专院校对“马论”博士进入批量生产，供过于求，能够找到教职已属不易。从《言情录》所述来看，凡能挤进编译局这个圈子的人，除了历年积累的“学术成果”之外，还得靠关系。而结纳关系，除了会钻营之外，男人靠钱，女人送钱之外还得送上身体。每年拿到课题费后，还得为一些相关人士送上课题费的回扣，大约 10%~15%。由此可见，掌握国家课题经费好比办了一家不错的企业，世界上能够保持净利润 10% 以上的企业简直屈指可数——因此，马论研究在中国早已形成了一条食物链，全国大大小小的马论研究者都想攀附上面以分润一二。

常艳对攀附这条食物链的“潜规则”了然于心，当他与编译局的掌门人——局长衣俊卿“老师”认识之后，就已经随时准备奉献自己，从送钱到财色兼送，在她看来都理所当然。她在初期的忐忑不安，不是困惑于“送与不送”这个“原则”问题，而是不太知道如何拿捏分寸与火候。在她送钱之前与同事兼朋友商量，可见这已经是该局的游戏规则。

常艳还残留了一丁点女性的自尊。因此，明明是用色相与金钱“购买”编译局的工作岗位与课题费，但她冀望加点温情包装，幻想成为衣局长一段时间内的唯一情人，至少能够衣某在猎色猎财之后能够满足她入京的愿望。所以，当她发现她并非衣某人的唯一，而且衣某人并无帮她达到目的的诚意，于是开始产生龃龉，最后导致她愤而开展同归于尽的网络曝光。

二、生产意识形态产品的“学术”机构早就沦为纵欲之地

从《言情录》所述，中在编译局这个“意识形态生产车间”招收博士后与工作人员，所谓“学术水平”不是主要考量标准，钱与色的份量足够就行。一批依靠权色钱交易进入“国家队”的人，主要依靠自己与衣局长的关系围着“国家课题”经费血拼混日子。自认为学术水平还不错的常艳在与“衣老师”闹翻后，大发牢骚：“编译局的博士后，还不如叫情妇团呢！以后面试，不要比学术，就比谁漂亮，谁会发嗲。为局长献美妾者，赏！赏官位，赏俸禄。现代版《甄嬛传》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火热上演，马恩列斯老人家们已经挂在墙上了，可他们不忍心错过人间大戏，就差从展览馆蹦出来与局长大人抢女人啦！”

中央编译局这个“马论”研究圈，已经堕落成一个挥霍纳税人血汗钱的情色纵欲地。那些不惜奉上金钱与肉体的女博士后们，千方百计挤进这个饭碗集团，全因这饭碗里面有鱼有肉，外表看上去要比工人、农民的饭碗精致光鲜，虽然男男女女成天忙于各种情色活动，却能假装自己是比劳力者高贵的劳心者。

问题是，如果女博士们都争先恐后地向上司奉上金钱与肉体，就会在卖方之间形成过度竞争。编译局秘书长杨金海看到女博士后们争宠并为争宠落于下风而苦恼之时，不由得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专业术语点拨这些在做梦的女人们：“孩子多了，就是按需分配，顾不过来；孩子少，就尽心，还会有点福利。”

三、《言情录》摧毁了中共用以自欺的“三个自信”

《编译局言情录》对中共的打击远远超过以往的情色日记与视频。因为中共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规训中国人的思想，这些意识形态产品的生产者用自身的丑恶见证了中共宣传的荒谬与虚伪。

我以前曾经说过，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当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类宗教功能，即它试图为人类存在的价值提供一种终极意义的解释。当苏联、东欧、中国等国的共产主义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反人道实质之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觉悟者所抛弃，只有中国还在不厌其烦地念叨马经，并将马经中国化。这种中国特色的马论研究，其实比马克思主义本身恶劣很多，其欺骗功能当然也差很多。当年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理论之时，他本人多少还是这种理论的信奉者。今天中共意识形态生产车间的主管与生产者，几乎没有人真相信自己的产品质量。他们不顾廉耻地纵欲声色，挟公共资源迫使女博士后们“自愿”献上金钱与肉体，正好证明他们自身除了对肉欲与金钱的渴求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信仰。

《人民日报》等中国官媒最近为了给中共政府壮胆，试图用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筑就一道意识形态防波堤，衣俊卿本人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强调“理论自信”的文章。常艳女士这本《言情录》的出现，正好将这道防波堤当中的“理论自信”忽喇喇一下摧毁干净。

至于常艳后来发表的道歉信，说自己这篇言情录是“虚构”。对这一解释，不管各位读者信不信，反正我不信。凡认真看过《言情录》一半文字的人，只要有脑子，也不会相信。

★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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