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我对科斯的文字有一种亲切感。这不仅因为我的学术生涯在一定程度上与阅读他有关，也不仅因为我与他有一些个人间的接触，更是因为，他的文字确实有自己的特色，简洁，从容，优雅。在他痛失爱妻以后，在102岁高龄时，他的文字仍不失这种风格，甚至更美。因此我有意劝告编辑，将他的英文原文一并刊出。
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说真正好的文章，它的美不仅在形式（文），而且在内容（质）。文如其人，写出内容与形式同样出色的文章的人，就是君子，也就是Gentleman。科斯就是个君子，温文尔雅，童心不泯，对万事好奇。在谈到经济学的发展前景时，他提到了物理学。因为他还阅读了量子理论的书。在他看来，量子理论发展过程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不仅追求理论的形式美，而且追求理论的解释力，以及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
我已经在网上订购了他提到的那本《量子论：爱因斯坦，玻尔，和关于现实本性的大辩论》，但还没有看到。就我关于物理学方面的阅读来看，确实如此。虽然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几乎无人能懂，但在发表不久，即为英国物理学家爱丁顿在拍摄日食时的照片所证实。后来，人们发现引力使光线弯曲的性质具有透镜作用，很快就成为了"爱因斯坦望远镜"，用来观察黑洞的存在，以及"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存在。比较而言，主流经济学在追求形式化和数学化的同时，却使它变得更不实用。因为它将一些最重要的变量抽象掉了，比如交易费用。
不满于抽象的理论，强调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一直是科斯的风格。因此他早就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本应是的那种经济学。"这就是理论与证据平衡的经济学。为此，就应更多地观察现实世界，理解它是怎样运转的。更进一步，就是要观察现实世界中的制度。这不仅包括市场，还有家庭，法院，学校，和政治体系。关于法院，科斯早有涉及，也有人将科斯定理推广到政治领域。而家庭，他曾有所关注。他知道中国传统的大家庭模式，也猜测中国的家庭制度在人民公社解体后会迅速地再度起作用。
以我的经验来看，家庭实在很有研究头儿。如果探究人类制度的起源，不能不涉及家庭，因为家庭是最自然、最古老的制度。我在前几年写了一篇"论家庭主义"的文章，也曾译成英文寄给过科斯。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家庭制度作为传统中国的制度基础，并认为它仍是今天制度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然，家庭也是研究西方世界乃至其它文明制度起源的基础。法国历史学家库朗热的《古代城邦》一书，就描述了上古西方世界的家庭制度，使人惊讶的是，它竟与中国的家庭制度非常相像。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以什么形式，东方与西方变得不一样了。我在最近一篇还未发表的文章中猜测，中国与西方的分道扬镳，是因为对同样的家庭制度的弊端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重视现实世界的研究，就要重视实证研究。很自然，科斯为在经济学界实证研究的价值被低估而打抱不平。当然，他也不是不重视理论。他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都是有理论创见的。只是他认为理论与实证之间要更为平衡。并且他认为，研究最好是由"问题驱动"，而不应是"理论驱动"。他因此对博弈论研究颇有微词。但是他肯定，博弈论是研究制度的很好的方法。实际上，已有人用博弈论的方法对制度进行过研究，比如肖特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只不过在今天看来，他的博弈论方法已经比较古典。
在我看来，博弈论就是制度经济学的最佳数学方法。这是因为，制度就是在人们的互动和博弈中形成的，是"N人博弈的均衡解"，是"集体最佳稳定对策"。博弈论方法能够逼真地再现这一过程。另一方面，制度的形成是多次重复博弈的结果，这正是博弈论研究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又可以与计算机技术接轨。计算机可以瞬间重复千万次。我在刚刚有第一台计算机时，就自己编了N人的囚徒困境模型，后来又扩展到市场中的厂商合谋的模拟，今天重复5000次是一眨眼的工夫。也有不少用计算机仿真研究制度形成的成功案例，例如桑塔费学派的研究。
在另一个经济学领域，实验经济学领域，博弈论方法通过课堂的实验逐步接近现实。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些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开拓出了经济学创新的更大空间。例如在选择公共物品的实验中，人们发现，人并不只是一个经济人，他愿意为公共物品作出贡献；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发现了愿意将"天降馅饼"分给别人的比例很不相同，这背后有着制度环境和文化的区别。
当然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迈出最后一步，打通博弈论在制度经济学中的应用。这需要一定程度的数量化。科斯也注意到，数量化是要有成本的，他也担心人们只去追求更易获得的数据，而偏离研究的主题。不过，制度经济学的数量化还是在艰难中前行。诺思教授早就估计过美国交易费用的数量和变动。在中国，我也注意到，已有人对中国的交易费用做了估计，甚至估计了非市场化的部分。我在为一个城市做含有制度变量的规划时，运用了这些数据，并得到了很好的结果。这说明，制度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是可行的。
与科斯交往，最令人钦佩的，是他的直觉。他从未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的理解和预言似乎总是对的。前面说过，他认为家庭在中国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使中国的农村改革走向成功。但他并不总是夸耀中国。在这次对话中，他敏锐地指出，"国企的麻烦并不在于它的所有权形式，而是它获得的政治保护，使它免于市场竞争，并侵犯民营企业和威胁市场秩序。"关于政府的作用，他也一语中的，认为政府管制已经被利益集团绑架用来限制竞争，既会导致无效率，又促使官员腐败。他作这样的判断时，当然借鉴了中国朋友的信息，但应指出的是，他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科斯是凭对经济学原理的深刻把握和直觉，作出了在我看来是正确的判断。
而这种情况需要改革。这个改革应是整体宪政框架的改革。然而科斯有他独特的视角，这就是发展"思想市场"。他曾有一篇文章叫"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是用来批判在美国存在的商品市场中的管制。而现在，他用"思想市场"建议中国人作为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换成非经济学语言，"思想市场"就是"表达自由"。有了表达自由，才有可能对官员形成有效监督，才有可能约束行政部门不要滥权，才有可能制衡司法机构的不公正裁决。当然，第一步，是要求学术机构的表达自由，这是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他看来，既然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开放了商品市场，从而使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没有理由怀疑，思想市场也会开放。
市场不仅与"表达自由"有关，也与"世界和平"有关。科斯指出，在各种人类制度中，市场除了在配置资源方面最有效率以外，还具有高度的涵盖性和适应性；而其它制度，如民主，只是在国界之内，且只应针对公共物品。所以至今，我们看到民主有一个重要弱点，就是不能很好处理与其它国家或民族的关系。这也是美国屡次在做对外战争决策时犯错误的重要原因。而市场是超越国界的，它用效率和利益将各国人民联系起来，让他们命运相关、荣辱与共，从而避免战争。
在我的研究历程中，我也曾发现，与其它制度相比，市场最具和平性质，也就是最少暴力和强制性质。在市场中，只遵循一致同意原则，如果不同意就可以不交易，转身就走，所以没有不同意的交易，也就没有强制；而其它制度，甚至是民主制度，虽然也遵循一致同意原则，但由于达成一致同意成本过高，也就退而求其次地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这一规则实际上是对少数人的强制。所以即使是极为对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奴隶制，除了美国外，在大多数国家中，是由市场交易而不是公共决策瓦解的。市场也自然具有化解国与国之间对立的潜能。
因此，倚重市场，显然是一个走向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思路。即如果人们更重市场，更强调在市场中的竞争，而适当淡化民族国家，进而减少它们之间的武力竞争，战争爆发的几率就会减小。所以人类更应鼓励跨国公司的发展，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发展。再加上思想市场沟通不同文化传统，就会减少误解，最终形成一个广泛认同的全球文明，也就减少和消除了导致战争的"文明的冲突"。
跨越文明的思想市场，就是不同文化传统的交融。我们发现，科斯比以前更多地引用了中国的经典。在2010年我们庆祝他一百岁生日时，他说"如同中国有孔夫子，英国有亚当.斯密。"在这次对话中，他又说，斯密的"同情"用儒家的话来讲就更为精致，这使我们想起孟子的话"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在讨论"思想市场"时，他提到了孔子办私学的事迹，以说明开放的思想市场在中国古已有之。以科斯的秉性，他并不是在讨好中国人，而是发自内心。因为儒家有着与现代经济学相近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以住出现过学西学的中国人将两者打通的例子，如陈焕章和周德伟，而今，科斯对孔子的亲近表明，不同文化传统有着互相借鉴与融合的真实潜力。将这种潜力变为现实，是各国文化精英，尤其是中国学者的使命。
2012年12月27日于五木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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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
201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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