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索尔仁尼琴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因为看到「多数人暴政」的危害，穆勒坚定地认为全世界让一个人沉默并不比一个人让全世界沉默更具有正当性。

独立思想无论是对于人生，还是社会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时常沉浸在思维的乐趣之中，不仅在于乐趣本身，还在于思想之中另有国土。只要你是一个精神独立的人，愿意保卫你头脑的主权，不做他人之附庸，你便有了自己精神上的祖国。

不要让自己内心的火烧出来，同时又不让它熄灭。这些年，尤其在各地的讲座中，我见到了许多热爱思想的人们，大家本着一颗自由交流的心，坐到了一起。而在所有的讲座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在贵阳，我是在到了之后才知道，邀请我去的是一群爱读书的老年人。因为《重新发现社会》的缘故，他们拐弯抹角找到了我。多么让人感恩的相遇！还记得那天，阳光正好，我们在花溪公园，贤良桥畔，谈国家与社会，谈读书与阅世，在座者多是白发苍苍。

这都是些读书人的种子，在他们身上，我闻到了久违的八十年代的气息。那是一个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并蒂绽放的美好年代，也是一个正在走向思想共和国而又戛然而止的悲情年代。

时至今日，在一个既没有真正完成又没有真正告别革命，在一个暴力还在指挥头脑的年代里，这样美好的记忆在我的生命里毕竟稀缺。好在我们总能够坚持做一些事情。

2011年，《南方周末》报道了我在湖北蕲春参加立人大学的暑期讲学的事。

由于学校突然停电，当晚学生们只能点着蜡烛听我讲课。仿佛夜航船，多么浪漫的夜晚啊！然而背后的故事却没有那么浪漫。否则，转天上午在并不需要电的情况下，我们何苦将课堂转移到河滩上？

这是一个势利的时代，没有理想，也没有信仰正地对待一个死刑犯的时候，又有数以千计的留言前来向我索命。虽然你可以宽心地说那只是些「胡言乱语」，但许多人因为种种「暴力话语」而对未来失去安全感也是千真万确的。

告别革命，同样在日常的话语与行动中。知识分子必须学会谦卑，他应该是理性的奴仆，而不是真理的化身。他反对别人做君王的时候，也必须打掉自己心里的王冠。他必须告别内心的暴力，因爱智慧而肩负道义，但又不被政治激情所淹没，即朱利安·班达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而理性之路又是何苦艰难。写下《知识分子的背叛》的班达本人，当年曾是何等清澈——他说在20世纪以前，人类虽然作恶，但是崇善；可是进入20世纪后，知识分子发明了一套理论，使得政治家不但作恶，而且崇恶。然而即便是他这样一个小心翼翼的知识分子，一个在德雷弗斯案中坚持正义的法国良心，竟然在后来鬼迷心窍，为斯大林的大清洗政治辩护。

正是因为认同知识分子必须谦卑，1989年，捷克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在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论坛」，制定8条《对话守则》在街头巷尾张贴，内容是：

1. 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
2. 不做人身攻击。
3. 保持主题。
4. 辩论时要用证据。
5. 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6. 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
7. 对话要有记录。
8. 尽量理解对方。

你很难相信一个充满话语暴力的社会是告别革命了的。温家宝总理担心「文革再次发生」。如果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话语暴力，你会发现我们需要讨论的就不是文革会不会再来的问题，而是文革为什么没有离去。

顺我者友，逆我者「汉奸」；顺我者友，逆我者「五毛」。在经过上世纪漫长的「革命训练」之后，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学会平等对话。按说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需要派别平衡，然而在中国想找一个坚定且有底线的左、中、右派却是很困难的。在这里，国家主义者冒充左派败坏左派的名声，复仇主义者冒充右派败坏右派的名声。而你死我活的暴力思维让左派消灭右派，右派消灭左派，左派右派一起消灭中间派。人们似乎只需要符合自己利益或者审美的观点，只有我者和他者，不是知己便是敌人。

2012年的方韩之争，据说有夫妻因为意见不和还离婚了，但愿这不是真的。

在此过程中，我真切地见证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如何被污名化。当一些我平素非常尊重的知识分子、媒体评论员也开始满嘴「公知」、「母知」以嘲讽他们所反对的人，与「公知」撇清，我看到这个自甘堕落、无善不摧的社会，又在互掷刀剑，自毁长城。

每个人道德未必相同，但总有共通之处，以彰显人的高贵与神性，然而在许多公共讨论中，道德也被污名化。坚守底线的人被嘲笑，理性克制被认为是「抢占道德高地」。事实上，这个时代最流行的不是抢占道德高地，而是抢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判崇高。

在这个国家，有理想的人尤其必须内心坚定，必须经得起各种无来由的谩骂。读书人一生取经，命当如此。所以我在微博上对灰心丧气的朋友们说，你几时听到唐僧抱怨，「悟空，怎么有那么多的妖魔鬼怪想吃我的肉呢？」你既然走了取经那条路，一切都是你应得的。你只管赶你的路，取你的经。有白骨精不是你的错，没有悟空也不是你的错。

（摘自《理想国》再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