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问题困境：保障利益不如赋予权力
中国劳工问题困境：保障利益不如赋予权力
#劳工 #社会 #美国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劳工问题依然是中国社会矛盾最为集中和尖锐的领域之一。与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中下岗工人发起的维权运动潮不同，新世纪劳工抗争运动的主体是在私有部门就业的农民工。许多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的劳工维权行动，无论从数量、覆盖面还是强度来看，均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
吊诡的是，近些年来中央政府无论从舆论表态还是立法行动上，均愈发明显地呈现出倾向劳工的立场，但劳资矛盾的的激化趋势丝毫未被抑制。不断强化的劳工保护政策无法缓解劳工抗争运动的高发态势，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怪象。
中外学者借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分析框架，对这一怪象做出了许多解释：劳工待遇的提高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分别为维权运动的动员提供了更多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中央政府倾向劳工的立场、日益增多的法律武器、廉价劳动力日益短缺的趋势为维权运动创造了更多政治机会；比起他们的父辈，新一代农民工对工作待遇和环境有更高的期望与更强烈的维权意识。除此之外，在“政见”团队曾经介绍过的一篇研究中，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者Jeffrey Becker指出，农民工人际关系结构的改变，也是劳工维权行动持续高发的原因之一。
这些解释虽然各有长处，但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大部分的劳工维权运动并不是劳资双方平等博弈的过程，而是劳工在经济上、政治上弱势地位的体现。不断强化的劳工保护性立法，未能改变劳工根本上的弱势处境。康奈尔大学助理教授
Eli Friedman
近期发表研究，试图通过对卡尔-波兰尼“市场社会”理论的重构来解释这一问题。
在上世纪40年代，波兰尼围绕“市场社会”这一核心概念，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刻解读。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机制之一是将原本不属于商品范畴的物品（如劳动力、土地、货币）进行了商品化，使人们的基本生计依赖于市场交易。相应的，市场逻辑、价格机制逐渐取代了原有的社会关系、道德规范，成为了支配社会运转的主要力量，这便是“市场社会”的形成。
随着市场逻辑的不断扩展，势必招致“社会自我保护”的反弹。在社会不断的抗争之下，政府为民众提供基本的保障，使人的基本生计不再依赖于市场，“福利国家”就此出现（社会自我保护的诉求有时也会不幸地招致民粹主义，如纳粹德国）。当代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然体现着市场扩张和社会防御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波兰尼的理论判断。市场化改革使得劳动力被商品化，原有的社会保护机制被市场逻辑所取代。而九十年代后期劳工维权运动的兴起，可视作社会对市场的反击。在“社会自我保护”的诉求之下，中央政府逐渐呈现倾向劳工的立场，陆续制定了多项保护劳工利益的法律法规。
但波兰尼的理论无法解释的是：中央政府的态度转变既没有真正降低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劳工实际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也没有缓和劳工问题的紧张局面。换句话说，社会对市场的反击，仅取得了纸面上的胜利。
研究者通过重构波兰尼的理论，为中国的劳工问题现状提供了理论解释模型。他指出，社会对市场的反击，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形态：“冲突性反击”和“制度化反击”。
在冲突性反击形态下，劳工的抗争多是自发的、无组织的、碎片化的，不存在跨企业、跨行业的动员、整合机制，工人缺乏制度化的政治力量，无法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保证自身权益不受侵犯。在此情形下，保护劳工的法律法规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工人只能诉诸非常规的、极端性的维权渠道。
在制度化反击形态下，工人拥有制度化的政治权力与政府、雇主讨价还价，维权成为常态化的政治机制，通过有组织的动员、整合，工人的声音可以直接影响政策制定。在制度化的政治权力支撑下，工人可以获得有效的保护，避免自身的基本生计被市场逻辑侵犯。
近些年来，中国一直处在“冲突性反击”阶段徘徊不前，难以完成向“制度化反击”的转变。
阻止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研究者认为，答案是徒有其表的官方工会系统垄断了对劳工民意的代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受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的地方工会和企业工会是工人利益的合法代表。然而，无论是相对于地方政府还是相对于资方，法定工会都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地方工会受同级党委领导，工会干部一般由党委指定而非内部选举产生，在政府面前难获自主权力。企业工会的资金来源为企业所缴纳的税收，而非工人缴纳的会费，工会领导往往就是企业的管理人员，经济和人事上的不独立使工会甚至成为资方利益的代表。虽然中央政府反复表现出倾向劳工的立场，但在“发展之上”的逻辑之下，地方政府依然普遍与资方结盟，使得工会的作用进一步弱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者并未通过系统地经验研究来支持这一结论，故而稍显武断。关于“政治制度安排如何限制劳工运动制度化”这一问题，尚需更严谨详实的经验研究来探索。
通过这一理论重构，研究者说明了被波兰尼所忽视的政治因素的重要性。“社会自我保护”对“市场机制扩张”的反击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一反击的具体政治形态。从基层抗争角度看，劳工维权应努力拜托碎片化、突发性强的特征，转而寻求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建立常态维权机制。从政策制定角度看，仅仅在纸面上保障劳工利益是徒劳的，还必须强化工人的制度性政治权力、改革工会体制。
【参考文献】
Friedman, Eli. (2013). Insurgenc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Polanyian countermovement and Chinese labor politics. Theory and Society. 42: 29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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