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红十字会需要自我革命
芦山发生地震，处境最为艰难的，除震区民众，也许就是中国红十字会了。
现在看来，"郭美美事件"的冲击极为深远，红十字会已深陷严重信任危机。有网络调查甚至称，仅 1 成受访者愿通过官方慈善机构捐款物。
为什么陷入信任危机？因为身份混乱。红十字会向社会公开募捐，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按理，它就该是一个纯粹民间组织。事实上，它却不是。它是一家国家事业单位，它的负责人有政府官员身份，《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第七条说，"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红十字会机关工作人员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正因为此，它可以借助政府体系，组织公务员、文教人员、国有企业系统全员募捐——这种做法已经引起很大反弹。
由于这种身份混乱，中国红十字会的治理结构和日常运作存在相当大问题，比如，财务不够透明，信息不够公开，对捐赠者的意愿不够尊重。最近媒体就报道，红十字会将百余名艺术家在汶川地震后的八千万捐赠，挪用于建设"博爱家园"。对于严重违规的事件，红十字会也不愿进行负责任的调查，比如"郭美美事件"。凡此种种，公众当然失望，难免绝望。
当然，红十字会的身份混乱与信任流失，并非独一无二。在中国，类似的机构与类似的悲剧还有。不少号称具有独立、正式身份的全国性、地方性公益慈善机构，都具有"准官办"性质。它有一个政府部门做主管单位，其负责人通常是官员或退休官员，其运作经常依靠各级政府，其活动同样不公开、不透明。似乎正因为在这种准官方身份中过惯了，中华慈善总会一位副会长竟然提议，要立法强制工资一定额度的人强制捐赠公益慈善事业，就像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样的心态十分可怕。
天道还公，这类准官办公益慈善组织的生存状态并不好。它们很难获得民众的信任，依靠小额捐赠集腋成裘。很多时候，它们只能靠政府关系，从一些企业或地方政府拉来大额资赠。在中国特殊的政商环境中，这些大额捐赠者通常希望通过公益支出，购买一点政治上的安全。然而，公益慈善机构与大资本之间过分紧密的关系，又会损害公益慈善组织的社会形象。
最要命的是，这类准官办性质的公益、慈善组织的存在，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歧视性管制互为表里。在管制者眼里，中国已有很多公益慈善组织啊，所以，对于成立新的、纯粹 NGO 性质的公益慈善组织，毫不积极。它们的注册很困难，大量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 NGO ，不得不以商业性企业的方式存在。在管制过程中，政府也对准官办组织与 NGO 组织区别对待，后者的发育空间受到极大限制。
换言之，准官办组织的存在不仅自身效率低下，也极大地挤压了公益、慈善 NGO 的发育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仁爱之心也就缺乏有效的制度化表达平台。汶川地震、芦山地震清楚地表明，中国，尤其是已经初步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极富仁爱之心。然而，由于公益慈善组织缺乏足够公信力，平时，国民不能有效动员民众的仁爱心，国人内心的正面力量也就无从充分表现，不足以抵消社会中的负面力量，而本来，人性向上力量的释放本来可以大大缓解转型造成的人心焦虑。也就是说，红十字会等机构的准官办身份不仅害了自己，还对整个公益慈善事业、对中国社会的人心再造，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
知耻而后勇，今日中国红十字会需要自我革命，关键是厘清自己的身份。为此，红十字会不妨回顾一下上个世纪上半期自己的存在状态。有朋友已经还原了这段历史，现在，红十字会需要认真地研究一下这段历史，并勇敢地回到那种身份。最近我常说，解决中国诸多问题的方案，就一个字：复。这个药方最适合于红十字会：它需要回去，抛弃准官方身份，成为真正的非政府组织。
这是公众的期待，也是红十字会绝处逢生的唯一出路，更是中国社会变革之大势所趋。决策层已宣布将促进社会建设，为此，决策层恐怕需要做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对 NGO 开放，另一方面对身份混乱的既有准官办公益慈善组织进行彻底改革。红十字会具有标杆意义，也有历史经验可供借鉴，更有其他国家红十字会的国际惯例可循，故完全可以作为改革试点。
针对目前的信任危机，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部分委员提出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这个提议回应了公众的疑惑，但不算好办法。彻查郭美美事件，揭出更多黑幕，只能让公众对红十字会更加不信任。而且，公众对红十字会的不信任已然十分深刻，因此根本不会相信调查结论本身，你负责任地调查，也没有用。要向前看，红十字会的根本出路还是身份的自我革命，求之死地而后新生。
[
秋风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
文章来源：
经济观察报 [天则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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