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官员信息公开的制度进路
一般来讲，理论上的讨论可以让大家把事情看得更清楚，也有利于做出正确的决断，但也有很多理论像陷阱一样，混淆视听、障人耳目。以难以区分"官员信息"和"个人信息"阻挠官员信息公开立即实施的理论，便是许多理论陷阱中的一种。
如今官民之间互不信任：一方面是公民对公权力使用者的不信任，一些真正惠民的政策也往往不能得到公众理解；另一方面是政府对公民的不信任，维稳支出居高不下。
笔者参加过几次高校组织的关于官员信息公开的研讨，讨论的重点多是如何区分"官员信息"与"个人信息"，目的是确定如何在保证官员信息向公众公开的同时，保护官员的个人隐私，并据此认为全面的官员信息公开为时尚早。
而事实上，中国的官员信息公开制度早已十分落后。据了解，瑞典的官员财产透明制度已经实施了 200 多年，近百个国家已经通过了阳光法案，法国正在掀起"透明风暴"，俄罗斯的官员也正在实施财产申报。而中国对官员个人隐私保护的担忧，就好像还没有学会走路，就在担忧跑太快会跌倒一样，不过是不想走路的托辞。
界定清楚哪些是官员必须公开的公共信息，哪些是官员需要被保护的个人隐私，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得到确切回答的问题。官员个人作为个体，生活和工作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信息，一一去界定清楚成本太高。但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已是国际惯例，目前要做的只是把这些已经明确的官员信息予以公开，其他的担心和讨论毫无必要。这不是说保护官员隐私和个人信息是不重要的，而是说官员信息公开与保护个人隐私并非对立。
官员信息公开的意义，不只是出于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只是为了反腐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官员本身，保护那些官员群体内的"正能量"——那些锐意进取，刚正廉洁的官员。黑箱政治只能带来哈耶克笔下的最恶者当政，所有人也将陷于不安全的境地，这故事已经重复了很多遍了。
从操作角度来看，官员的级别越高，其公共性越强，支配的公权力越大，相应的官员信息也应更透明，这也意味着官员信息公开应当是自上而下的。官员的信息公开不同于经济改革试点。经济试点改革可以以点带面逐步推广，而官员信息公开，从横向上看，其出发点是约束权力，其他地方鲜有激励去模仿；从纵向上看，官员层级不同、职能不同，也很难将经验在纵向上推广复制。
至上而下的公开需要高层的政治官员的勇气和智慧，能够用理念战胜阻挠，敢于触动"比触动灵魂还难"的利益。虽然如今广东等地在试行官员信息公开制度，但缺少了上级官员的示范和压力，寄希望于基层的先试先行，恐怕最终会撞上形式主义这面墙。
如果自上而下的改革阻力重重、远离现实，也仍然有可以马上实施的改进方案可供考虑。比如，经济改革当中有"增量改革"的概念，或许也适用于官员信息公开：对于面临升迁的官员，需要首先满足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才能升迁或任职，否则不予以委任或升迁。
在信息传播如此迅捷的当下，官员信息公开是重建官民互信的关键一环，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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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
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
2013 年 6 月 7 日
文章来源：
经济观察报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