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师：张帆

时间：2013 年 7 月 21 日 下午

地点：迷笛音乐学校

整理：钟欣越 & 彭圣傲 & 顾玥

大家好，欢迎立人大学的学生。大家从天南海北来到北京，和老师同学交流。孙健给我简单介绍过立大的光荣历史，虽然只有两年，这是第三年，但是已经引起我们政府和相关公安叔叔的注意。后来我建议孙健，我们还是以交流为主，讲些文化、管理、社会现状，多多沟通，但是表示我们不是反党组织，只是一个学生的沙龙、一个团体。我觉得应该以这种形式来宣传自己，努力发展。就像我们做迷笛音乐节，做了这么多年也坚持了很多东西，但是到现在也是一直在发展，也得到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资金。这就让人觉得摇滚乐不是洪水猛兽，是可以帮助他们建立和谐社会的。我觉得立人大学也应该着眼于这点：以建设性的形式来面对社会，求生存、图发展。然后我希望立人大学以后每年可以多做活动，全国各地青年可以多多聚在一起来推广我们自己的想法，建立我们的自信心，为这个社会做贡献，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目的。

下面欢迎大家来到迷笛音乐学校。我们先放一个今年迷笛音乐节的宣传片，大家看一下就知道我们学校是干什么的，因为在座可能一半学生知道迷笛音乐节，还有一半可能不知道。知道的请举手，这是表示以前就知道，不是说来迷笛然后上网搜资料。好，基本一半；不知道的同学，今天给你们洗个脑。好像立人大学就是要做一个小小的洗脑，当然你们已经有很聪明的头脑，不用洗。今天给你们来点音乐。

我们学校是成立于 1993 年，现在正好 20 周年。当时我大学毕业第三年（1990 年）。最早迷笛学校是演出公司，在北京专门卖乐器，后来他们成立了迷笛音乐学校，教授乐器的使用、合成器、音乐电脑这些，后来就开始教摇滚乐短期班。 93 年时我去这个公司，因为大学时我也很喜欢唱歌，也有自己的作品。93 年中的时候我去这个学校玩，当时公司老板就说你来做这个校长吧。

我的成长经历

我大学毕业后去了一个地方叫中国电影文化发展中心，电影资料馆，负责引进资料片（进口大片、奥斯卡奖等）。那时候国内没有大片放映渠道，而且 93 年时中国社会比现在封闭得多，所以很多片子要通过一系列审批。电影资料馆把片子拿到以后，我们去翻译，翻译后加上字幕，在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放映。那时候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是一个很自信很发达的时代，有互联网，大家可以很轻易地获取资讯。但是 93 年时的资料非常难得，我记得当时拿到这些片子在北京图书馆放映时，大学生都排队来看，比如奥斯卡电影《生于七月四日》、《我的左脚》、《与狼共舞》、pretty woman 等。

真的觉得那时候大学生除了来电影发展中心看电影，没有地方得到这些资讯，每个人都非常渴望。所以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每次放片时我都给大家先讲，我说今天我们放一个片子，讲什么意思，接下来就开始放。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年轻人可以和西方的文化艺术紧密结合，受到很好的影响。除了奥斯卡片子，我们还放其他一些当时在国内放不了的电影、纪录片，当然我们也找一个度，不会让派出所的人叫停。还是一种探讨的方式。后来电影发展中心的资料搞到 93 年初的时候，工商局来找我们，说你这属于非法放映，然后把我们的录像带全拿走了，说是版权问题。当时我们认为是一种干预，但没直说。毕竟那时候从 89 学潮到 93 年没几年，又开始自由化了，就给停止了。于是我就回家，在家待了一年，想搞自己的音乐，又不想去别的单位。于是我每天睡懒觉，很晚才起。

我特别感谢我的父亲，因为他对我的教育就是让你自己想，给你空间。有一次他就说，张帆起床了，太阳照屁股了，你去干点什么。但是那时候年轻人就像你们一样，可能经常有很迷茫的时候，不知道去干什么，觉得有一身的劲儿，但是又得不到谁的认可，又想找到一个发展方向。所以那几年待得真的很辛苦。后来到电影发展中心，突然觉得找到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可以发挥所有的热情来做迷笛学校。虽然刚到迷笛学校时我和同事用了两年时间在家里翻译英文教材。当时还没有电脑排版，没有软件能把中英文体现在一个平面上，我们就把翻译后的教材，先把汉字录入 word，然后打印，之后裁成一条条中文纸条，再贴在英文书上把英文盖上，再去印刷厂照排。最后把这些文字和吉他贝斯鼓和中国文字结合在一起变成教材。后来一些老朋友见面，说那时候你穿着西装系个领带，骑着 28 自行车，每天骑到学校在 6 平米的办公室里工作。当时我 26 岁，和另外一个人组织所有教学安排、课程设计大纲和邀请老师，我就觉得找到了生命的一个支点。

1981 年年初一，父亲从澳大利亚回来，他是科学院心理所的研究员，也是哲学系心理专业北京大学毕业的。他去墨尔本大学作访问，那时候他很多的大学同事（澳大利亚人）把他们黑胶唱片的摇滚歌曲转录到磁带上，给我爸录了两盘（90 分钟一盘）。一年后我爸把珍贵的磁带带回了北京。你想那时候 81 年，81 年的感觉就是什么都没有。你能听到一些港台歌曲，邓丽君啊，还有革命歌曲和国内的流行歌曲。当然也有好听的，比如李谷一的歌曲，王明作曲的，施光南作曲的，但是跟摇滚乐不一样。所以我听这两盘磁带时，我完全被震慑住了：哇，世界上还有这种音乐，这股劲儿！我当时听了印象特深，有一个 Rod Stewart 就是那个英国摇滚公鸡，一个老摇滚老头儿了，那时候可能就 40 多岁吧。81 年时他唱了首 Sailing，大家都知道这首歌。他声音很高亢，嗓音又沙哑，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人是男的是女的。我觉得是一个老太太，经常喝酒抽烟的老太太嗓音。他音特别高，我试图模仿但唱不上去。我就问我爸爸，这唱歌的是男的是女的？我爸爸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爸爸他只是做一个传递者，他是科研那方面的，他对摇滚乐也没有了解。朋友给他拿过来的磁带，没写歌唱家是谁。特别逗。

几年后，可能我上大一，有一盘磁带是中国出版的 Rod Stewart 的金曲，我一听，哎哟，是它呀。所以那时候你就想年轻人获得音乐的资讯如何难。你没有互联网，你知道一首歌很好听，但你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不知道这首歌谁写的谁唱的。你要翻资料，Sailing 谁写的，国内这些英文字典也没有。如果你要写一封信，我记得那时候我给我父亲写一封信，到澳大利亚可能要一个月的时间，特别慢，然后他再回我时间就更长。在你渴望得到知识的时候、渴望得到音乐的时候，那时社会是比较贫瘠的，最起码你的选择是很少的。

但也因为那个时代，当时的人是比较专注的。如果你喜欢个什么东西，就会千方百计的去寻找它。我记得有一本书，莫泊桑的《俊友》。我 67 年文革后期出生，我上小学、初中时，阅读机会是很少的。新华书店一大片都是毛主席语录，或者就是一些连环画、教育革命思想的一些书，还有什么《春苗》电影。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溜达到父亲他们心理所的一个图书馆，现在已经关了，那时候在北三环外，是苏联造的一个建筑，很古老。进去后我发现那是一个宝库，我发现了这本书就开始读。读完我就觉得书里所有的东西跟我接触的完全不一样，好像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虽然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年轻人为了他的利益不择手段地做了很多事，牵扯到法国上流社会很多方面的一些信息，但书里的描绘和文字包括许多细节特别的吸引人。你想当时一个 10 多岁的小孩在文革后期，文革期间中国所有图书馆都被关掉，很多书都要烧掉。那时候正好是 76 年之后毛泽东去世、邓小平上台，已经开始有些开放，所以我父亲心理所的图书馆才得以开放，但也是对大人刚刚开放。我一进去就闻着一股书香味，于是我那一个暑假一直在那儿看各种有意思的书，包括《十字军东征》等，就给你打开了一扇窗。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培养一个阅读习惯特别好，但我的阅读习惯是之前沙漠化的环境导致的一种渴望，可能现在很多孩子包括我儿子就看 iPad、打电脑，好像就缺乏一种阅读的习惯。当然在座的同学都会阅读，毕竟是被立人大学选来的，有很好的基础。

80 年到 86 年，我从初一到高中毕业；86 年到 90 上大学。其实中国社会最有意思的时代就是这段时间，刚刚改革开放，所有的社会面貌都焕然一新。就像施光南写的《祝酒歌》一样，整个社会是意气风发的，都是希望实现四个现代化。那时候年轻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得到更多的机会、接触更多的知识，包括哲学、诗歌、散文还有文学。我们那时候还成立了诗社，后期的校园民谣……基本上都赶上了。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从 80 年到 90 年这段上学的时代，这 10 年真的挺好。到后来我不知道怎么，是不是这个国家越来越走向商业化，包括政府越来越追求 GDP，年轻人好像热情越来越少、对知识的渴望越来越少。前段时间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个武汉大学的学生写他的大学生活，也算是一种揭秘，好像大学生现在都不看书了，很多人在混、打游戏、交网友、考试作弊。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也是因为社会造成的吧，现在就业率这么低，几百万大学生毕业没有归宿，成为蚁族、成为没有工作的人。现在似乎是拼爹的时代，你即使有才华，机会也少。可能这也注定很多大学生失去这方面动力。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叫作：Loser always complains，就是失败者永远是抱怨的。大家知道这个社会是比较操蛋的，但是我希望你应该为父母为朋友为你自己努力一把，得到一个空间。

迷笛音乐学校与迷笛音乐节

从我个人来讲，做了 20 年迷笛音乐学校、14 年迷笛音乐节，其中遇到的困难非常多。很简单的是，从 93 年成立学校，到现在为止搬了 5 次家。我们最早在商场 2 楼，后来 2 楼没有空间了我们搬到 3 楼，所以我们要亲自装修 3 楼一个教室；在 2 楼到 3 楼之间，我们还搬到马路对面的一个电影院里头。这已经搬了 2 次，然后第 3 次是因为那个楼要改造，我们学校的所有教学设备又搬到上地开发区的上地小学，租的三层的一层教室。就像高虎、痛仰、夜叉他们 97 年 3、4 月录取的就在那个地方。过了两年时间，因为上地小学扩招，上地开发区住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被挤走，从上地西路搬到上地东路。那时上地东路一片荒芜，当时我和上地东路的张经理规划，自己盖了这个平房。搬家搬得很辛苦，整个学校搬过去，又要花钱。又只过了两年，你又要被迫搬，因为那个地方要建地铁。于是我和我弟弟开着车，绕着五环转，转到这个地方时，我弟弟说你等着我下去看看，我发现这个果园郁郁葱葱的。当时五环还没有围挡，我弟弟进去问，人家说人家愿意给我们这块地，于是就有了这个地方。当时这个地方只有个果园和一个教学楼，这些全是我们建的。于是 2011 年暑假，我们所有同事老师就到这儿来。先把一些苹果树移走，然后把地铲平，找施工队建房子。

这个房子是我亲自设计的，我画个图然后让工人来建。那个暑假我们所有人都晒得跟黑人似的，光着膀子。远处那个大礼堂有十米高，吊钢梁时谁都不敢上去，我就上去。当时我站在房子 37 厘米厚的墙上，指挥吊车吊钢梁。因为钢梁和底子钢板接壤后要电焊，我就指挥：「好、好，落」。干了好几天，一个一个钢梁就摞起来，然后钢梁再铺彩钢板。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来想、我来咨询价格、我来跟施工队探讨抗力隔热等。包括砖也是我们亲自去砖瓦厂挑的，因为学校有绿树，我特意挑舒缓清幽的灰砖，创造很好的教学感觉。为什么一块泥能生产出红砖，为什么通过水汽蒸发催生出灰色……这些东西特别好玩。反正我这人特别喜欢所有细节。这些瓦是在淄博砖瓦厂买的，我当时坐火车到淄博砖瓦厂挑红瓦。买到后没车，就到运输站找车，让他们把瓦押在车上，我坐在卡车上开回学校。我说：「瓦来了！」

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如果不肯干，没有一种努力、脚踏实地的精神，我觉得真的会一事无成。现在很多年轻人只会说，不会想，付诸实施的能力差，甚至缺乏一种研究、探讨精神，也可能全具备，但你是否愿意去一个大老远的砖瓦厂，是否愿意去便宜的大车店里，为了实现你的梦想，努力做这些事情。

包括音乐节，我们 2000 年举办第一届，最早是校园内音乐节，大家图个乐。当时摇滚乐属于地下音乐，不像现在快男、中国好声音很多人说我是唱摇滚乐的，现在摇滚乐成了香饽饽。港台歌星也说我以前搞摇滚乐队的，后来我唱流行歌现在又搞摇滚乐。那时候摇滚乐在中国只限于一小部分，只限于地下一些喜欢摇滚乐的人，很幸运我是那波人之一。我们组织了这样一个摇滚乐学校，我们又在校园里做了一个小型音乐节。每年音乐节的发展，03 年我们在这儿，2000 年和 2001 年我们是在上地开发区，我们学校的礼堂。2001 搬过来后，2002、2003 年是在这个校园里举办音乐节。当时不买票，所有观众免费，演出乐队无报酬。然后学校还免费发酒，周边所有人都可以来。我们在上地时周边就有工地，很多民工进来还有酒给你喝。那时我们就特别愿意把喜欢的音乐和别人分享，没想到钱，当时的初衷就是大家一起来听，让大家喜欢。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接受艺术的熏陶，都有权利听音乐会，这是一个良性社会的基本认同。不是说你要去看一个花 2000 块的歌剧，但是外面有这么多人没有机会去听好音乐，没有钱接受一个好的艺术教育，这很可悲。提到全国艺术教育问题，比如挪威艺术学会每年有一个计划，让全挪威中小学生每年听两场音乐会，不管你在多偏远的村庄，一个小学生都会得到两次听音乐会的机会。挪威 Concert 会组织挪威音乐家去挪威所有城市、小镇、乡村去给这些孩子演奏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和谐社会，让你的年轻人、让你的国民从小有受艺术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的情商，知道如何去爱，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我们国家的这种教育，现在这些孩子拎着大书包，除了数学就是语文英语。我问儿子你最喜欢上什么课，他居然说是思想品德课。我问为什么，他说只有那个老师才会讲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比如小英雄等健康正统的故事。但是很遗憾这学期被取消，因为数学语文压力太大，全被占用。我还问你们还上体育课吗？他说我当然愿意上体育、美术课，这是我的梦想，如果每天都是体育课和美术课多好。我们去澳大利亚的时候，导游说你看澳大利亚这些满街跑的孩子，他上小学时书包里就两样东西，一个饭盒一个橄榄球。一周可能有四天时间老师会带着他们去画廊，去博物馆，去音乐会接触各种艺术，然后露天组织野餐、远足。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立人大学的概念，年轻人要进入社会、要脚踏实地。他说他们澳大利亚五年级的小孩不会别的，但是身体很棒，接触了大量艺术教育，打了很好的基础。中国有句话不知谁说的，特别欠揍：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为这句话我们所有孩子都输在起跑线上，他们所有的宝贵时间都耗费在所谓奥数、所谓英语班、所谓语文上。他们把这些孩子所有发散思维、所有灵性都给固化，所有幻想都给磨灭，我觉得这种教育就是扼杀。如果教育不改变的话，我们未来的社会就是生产一个个小器械。而且所有孩子都穿着统一校服，甚至小学二年级就穿小学四年级的校服，特别长，晃晃悠悠的。我身边有些孩子特别逗，尤其女生，袖子特别长，手就一直缩在袖子里走路，然后弓着腰、戴着眼镜。我说：我艹，完了我们中国年轻人都这样了，我真的无语了。中国未来应该是像你们这样的，你们不容易，从体制里出来还能保留自己的思想和判断。我的话绕得有点远，就跟大家沟通聊天。

为什么做迷笛音乐节，我们初衷是在这个枯燥的社会里寻找一个愉快的点，让大家在迷笛音乐节里聚会，彼此温暖，找到同类，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审美趋向，不以社会主流为羁绊。我们为这种年轻人提供平台，每年让大家聚在一起。很多乐迷说一句经典的话：生活很无趣，幸亏有迷笛。这是 05 年一个小孩写的，我觉得很感动。我们迷笛的同事和所有乐队这么多年一起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并让这个音乐乌托邦一直延续，让全国年轻人在这个平台上愿意行动起来和乐队沟通、交朋友、录音，我觉得这是一种改变。学校一个同事叫许强，他 02、03 年参加迷笛音乐节，熟了以后他跟我说，他那时候有忧郁症，已经很严重，但是迷笛音乐节把他病治好了。来到迷笛音乐节后他突然发现在这样一个空间，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有这么多人对社会上的一些不满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还有这么多人有共同的俚语、眼神和欢乐。他发现自己找到了组织，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就逐渐好起来了。后来他大学毕业后跟我说想来迷笛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好的事情。摇滚音乐本身提倡一种原创、真实和反抗。当你把体内积郁的东西宣泄出来，当你和同类一起在一个大的音乐环境、热浪滚滚的群里宣泄自己，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治疗。同时也治疗你的同类、感染他们。大家共同建立保护膜，在这个幸福的气场里得到很良性的宣泄。出了汗、流了眼泪，高兴、乐得龇牙咧嘴，音乐节结束后回到全国各地，于是一种叫「迷笛后遗症」的病就产生了。有些网友说：哎，我缓不过来啊。在单位看什么都不顺眼。一到学校对同学说什么我都嗤之以鼻。一两个月后才逐渐平复，又期盼下一次聚会。

我很怀念迷笛里的伙伴。很多笛迷说：哪里有迷笛，哪里就有笛迷。我说这说错了，应该是哪里有笛迷，哪里才有迷笛。其实迷笛音乐节最重要的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缺谁都不行。大家在一起建立起来的一个节日。所以我总说迷笛音乐节是一个节日，像春节一样合家团聚。我上小学的时候，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还非常贫穷，买东西都要凭户口本。然后排很长的队才能得到那些东西。但是当你和父母兄弟坐在家里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幸福，因为你是在过节，全家团聚。后来北京庙会恢复古老文化，我们在天寒地冻中来到庙会时被庙会熙熙攘攘的人群围拢。可能买个糖葫芦或者吃个小吃，很便宜但很高兴，因为你坠入一种节日氛围，被参与的老百姓所感染。所以节日跟钱没关，节日就是所有的快乐因子组合到一起。所以迷笛音乐节一直在坚持这种东西，寻找生活中的愉快，并努力捕捉、与同类分享。这是一个核心。

中国摇滚乐家特别好，有很多素食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我觉得他们自食其力做他们喜欢的音乐，真的应该得到掌声。中国摇滚乐发展到现在，我们迷笛音乐节已经做了 20 届，总共做了 14 年。今年我们还会做两场，首先我们要在 10 月 1 号到 4 号做长江音乐节，希望在长三角附近的同学可以坐高铁直接到上海。我们现场会有 9 个舞台，这是要破一个纪录，做中国目前最大的摇滚乐现场。我希望到时候现场所有年轻人挥洒汗水和青春吧，把你们想说的、想唱的唱出来。年轻嘛，不要去抱怨、不要做 loser，要勇往直前。

思考与感悟

还有几句话我想说，因为立人大学的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说大了就是改变社会，说小的就是改变自己和周边人。但是我想跟同学们沟通的一点就是，在你们满腔热情的时候也需要一种沟通的方式和手段，以及一种耐心。举个例子，迷笛音乐节第一次走到户外是在雕塑公园，那是 2004 年的迷笛音乐节。第一天刚刚演完，警察就说你们不能再演了，必须停。因为舞台边上就是居民楼，扰民，确实给邻居造成很大影响。然后我说我也理解，那我跟观众说一声吧。我上台后就说：各位，迷笛音乐节今年就到此结束了。因为扰民，我们不能再举行了，朋友们晚安！说完底下就有无数个塑料矿泉水瓶子还有笤帚就往舞台上飞了，就像炸弹一样。其实我特别感动，我觉得，哟，靠谱！我们年轻人没问题！真正在关键时刻表现、行动起来了。

后来我就说大家等一等，我去和政府公安去沟通，我们争取继续举办。下面就「啊啊」的沸腾。然后我就到边上去找公安，大型活动的领导，区文化委员会、居委会的领导商量，我们在音乐节边上平房指挥中心屋子外听他们一起唱《国际歌》，坐在地上把笤帚点着了。大家就说：继续继续！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在新浪网视频直播，很多朋友就给摄像打电话，问怎么回事直播断了，因为当时全国很多人在电脑前看直播。其实我们当时应该把唱《国际歌》这段直播出去就好了。已经直播出去了？！我的天！哈哈。后来我们就跟政府领导沟通，你看这么多乐迷，他们把迷笛作为节日，希望把这个节日过得好一点。既然扰民，我们能不能找个折中的办法让音乐节继续举办，同时又让邻居不受太大噪音影响。后来我们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晚上 7:30 结束，下午 1 点多开始。问居委会的大爷大妈，同意；问警察，同意；问文委的领导，同意。于是我就上台了，我说大家好，迷笛通过多方协调，明后天我们继续举办！下面欢呼。但是我们要 7:30 结束，下面就稍微有一点「嗡嗡嗡」。但是我解释了，我说你们看主舞台 50 米外就是一个居民楼，如果我们 7:30 后继续举办的话很多老人孩子没办法得到休息，确实噪音有很大干扰。我问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们要互相理解。大家就同意，特别支持。

于是后两天我们就赶紧跟乐队协调，每个乐队压缩演出时间，每天都准时 7:30 结束。那么居民退让，乐迷也退让；乐队很支持，公安也进行现场督导。通过这次音乐节，我就更意识到「沟通」这个词的重要性，communication。这也是基于 respect，就是「尊重」。这词在西方是最重要的一个词，当一个孩子出生成长的时候，父母会告诉他「放尊重」。我觉得中国社会应该有这两个词，「尊重」和「沟通」，当然还有「理解」。04 迷笛音乐节如果没有理解、沟通，失去尊重，那最后还是失败，音乐节不可能继续发展。05 年的时候因为扰民我们搬到海淀公园大草原做音乐节，当时迷笛音乐节大家都叫摇滚音乐节，公安文委都有很大压力，在审批的过程中真是改了无数次方案。包括预警预案啊、消防预案啊、疏散预案啊，乐队歌词、唱片的审理，当然一步一步在向着审批成功的方向走。最后公安把我叫到公安局谈，因为他知道我们所有手续都很合法，一切是正常审批，文委已经通过，就剩公安。警官就说你们这次可以办，但是不让喝酒。后来我说迷笛音乐节这几年一直在喝酒，我觉得不喝酒不是一个节日，我们应该有啤酒。他们说你们喝啤酒会闹事，坚决不让。后来我说「酒逢知己千杯少」，音乐节是一个节日。在你愉快的时候喝酒你会更愉快，不会去打砸抢。而且音乐节和足球赛不一样，足球赛是两方面的竞争对撞，两方面可能有矛盾，最后产生动荡。但是音乐节是万众一心的活动，是大家都热爱他们的乐队，大家都愿意和这些乐队进行音乐沟通。我觉得酒精在这时只会促进这种欢乐、祥和的气氛，应该没有事情。这点后来逐渐说动了他。

后来他又说音乐节你们都要坐着，现场搬椅子， 5000 把椅子，去租吧。我说首先这不是椅子的问题，您认为坐椅子安全，但我认为做椅子听这种摇滚乐反而不安全。大家一激动站在椅子上，可能椅子腿断人会摔倒受伤；还有最关键的，如果紧急情况发生，5000 把椅子会影响观众疏散。音乐节现场，甚至 8 万人现场，都是一马平川，没有任何阻碍物。这样如果遇到火灾等突发事件，观众可以迅速疏散开。椅子很容易把人绊倒，对疏散不利。我也给他看了很多国外音乐节的照片，说这是人群安保的基本方式，后来他也基本同意这点。但他又说，听说摇滚乐圈都是在吸毒啊。乐队吸毒、乐迷也吸毒，吃摇头丸。我说这基本不可能，在夜店里吃摇头丸的电子音乐持续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吃了摇头丸可以持续跟音乐摇。但是我们摇滚乐的歌曲一般是 4 分钟就停一首，如果你吃摇头丸摇到 4 分钟停了你会非常不爽，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吃摇头丸，即使吃了音乐只摇 4 分钟他会疯掉。警察说，嗯，也有道理。然后我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去沟通。到最后，他说，都行，但还是不能卖酒。我就趴桌子了：必须卖！他说：不行！我说我不办了，但是全国迷笛都来了，会在你海淀公安门口聚集，那时候我可就说不动他们了，那你们就注意安全啊。我说你在审批上签字啊！他说我不签了，这是一种告知，备案形式，但是大型活动的审批许可证不签了。你们就去办吧，注意安全。

后来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怕承担风险，从局长副局长，到大型活动的领导，谁也不敢签。因为谁签了，在这种环境体制下，出了事儿谁负责。像 03 年的时候，密云春节灯会发生踩踏事件，死了 20 多人，就是这边搞灯会，一个弧形桥那边好像放了光，老百姓就趁气氛旺爬墙过去，结果桥很窄，发生了踩踏。那就是大型活动中突发的一件事情，使得人群瞬间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涌动，同时又没有宽敞的疏散空间，导致了踩踏。那时候公安有一点处置得不好，就把当地的派出所所长、副所长全部判刑。就因为这个，后来公安对大型活动非常紧张，甚至密云到现在也没有大型活动，10 年了。所以当时我也理解公安，我觉得都是人吧，公安也有孩子要上学、要医疗，如果出了事儿，什么也没了。

后来 06 年，终于给我们批了，是因为 05 年我们很安全。所以我觉得一个沟通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小插曲，05 年的时候海淀文化委员会先批了我们，委员会的王主任后来在音乐节结束的时候和我们聚了一次，他说张帆你知道当时为什么给你们审批吗。因为 1999 年的时候我们学校搬到上地东路，基建时挖出两个古董，一个是玉如意，一个是珐琅瓶。当时我们刚挖出来我们就通知当时的海淀文物大队，然后我们就把这两样东西交给了政府。王主任说当时我就是考古大队的队长，觉得迷笛挺靠谱的。所以就是拾金不昧有好报。

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包括 08 年时因为奥运我们没能举办音乐节，又有西藏问题、新疆问题还有法国火炬传递时的问题，气氛越来越紧张，实在没办法举办。那时候离音乐节举办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请了 30 支国际乐队还有 100 多支国内乐队，本来想通过迷笛预热，让全世界知道中国还有这种与世界对话的艺术形式。但是因为安全问题，我觉得再沟通也没有用，应该妥协一下。所以那年我们的音乐节在校园举办，主题叫宽容。人到一定时候，沟通解决不了问题，当所有努力付诸东流，你为未来想一想，适当做一些妥协。话说回来我想到 1989 年，很多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当时我们中央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同情学生的，一种是比较强硬的。很多老师、知识分子在现场提到同学们应当从广场撤回，给政府空间去思索。因为我们已经提出反腐畅言，中央也有同情学生的总理级别的领导还有中央委员级别的，同情我们的诉求。但是如果你不撤出去的话，一直停留在广场就形成一种对立的态势，你会把政府逼到一个墙角，你是想通过一种坚决不妥协的反抗或者一种铁血型的革命来达到你的目的。后来我们都得到一个很深的反思，89 年如果我们学会理智的妥协、退让，大家共同建立一种理解、沟通的机制的话，中国社会完全不可能通过坦克和枪支来解决问题。我真觉得特别可惜，其实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全民发展起来了，而且如果找到一个很好的点、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全民都达到一个共识、达到现代人类的思考方式的话，我觉得中国社会从那时候起会有很大的进步。

但很遗憾，通过这种流血、镇压，我们中国倒退了 10 年，所有事情都做不了。紧接着后来的 10 年成为现在的样子：更多的贪官，对百姓更多的压榨。一切事情都往糟糕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老北大校长胡适先生始终提倡的是一种「改良」，是和谐的改良、对话、尊重。我觉得「枪杆子出政权」这话是非常糟糕的，出的政权也是一种暴力性质。我认为现代民主的政权应该是建立在尊重、理解、沟通、人文普世价值的基础上。最近这一个月出了好几档子事儿，微博上也说，前几天有个官被打死，昨天哈尔滨一个城管又把一个商贩给打伤了。当地城管嚣张的气焰和治安的嘴脸通过人民日报的微博给发出来了。我觉得起码全社会都建立了一种共识，社会越来越不允许这种不尊重、藐视人性的行为，用强硬、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未来也会越来越少。

我还想说一些理解和思考。89 那年我也在现场，通过那时候的反思，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建立一种和谐社会。虽然我们想的和谐社会和政府想的「和谐社会」还有巨大的差距，但是现在有微信、微博等互联网工具以及全球国际化的趋势，有资讯的沟通，还有 80、90、00 后的诞生，我想社会会越来越好。只不过我们需要探讨努力的方式，因为中国目前已是这种状况，如果你说共产党 over，权利真空会怎么样，这个社会会多乱？有一次我跟朋友说，如果共产党今天 over，集权组织结束，那中国社会会怎么样？绝对是灾难性。很简单，北京这 3000 万人口城市，他自身没有粮食生产、没有水源供应。如果发生动荡，这 3000 万会立刻机警起来，超市会一抢而空，唯一一条运河会马上被捞干净，自来水厂会停，垃圾堆得哪儿都是。我到现在都不吃煎饼，因为我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吃煎饼的时候，我闻到的是尿骚味混合着垃圾和煎饼的味儿。直到现在我闻到煎饼的味儿我就想起那个恶心的事情。所以如果因为我们造成社会的动荡，最后吃亏的是老百姓。现在的出路我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年轻人彼此沟通教育，达成共同理念，通过强大的互联网来达成全民共识，慢慢进步。现在已经看到端倪。很多高档奢侈品销售在滑坡，因为习主席提出禁止三公消费，使得很多消费品业绩滑坡。我觉得这是好的趋势，所以是不是应该给政府空间，然后再去推他一把。任何社会改良都是一方面自上而下，一方面自下而上，你努力一把表示你的态度，政府知道后会想怎么去面对，也许时间长一点，也许人大展开讨论，但慢慢会越来越好。说实话，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现在社会上很多知识分子、思想家提出很多改良方式，都能看到很多积极意义。大家都希望通过自己努力改变这个社会。还有人说 2013 年是中国律师元年，大家都从法律的角度建立了共识。比如上访机制、互联网的开放和管理方面，都在进步。所以大家要做的是先把自己做好，试着动手做些事情，坐火车来北京建设炎热，大家聚在一起学习一些可贵的东西，进行沟通探讨，然后建立一种共识：共同努力改变我们的社会。

提问

问：今年出了本新书叫《多少次散场 忘记了忧伤》，然后我就看了后对中国流行音乐的观念有点悲观。觉得流行音乐（死了）。它好像是表达这个意思。您觉得呢？

答：反正中国摇滚乐没死。摇滚乐和流行音乐不一样，它死不死我们不管。我不管它的死活。

问：您对当下选秀节目怎么看？

答：我觉得挺好的，我给你举个例子为什么好。有一个叫《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去年我看了两场，我觉得他对中国摇滚乐有很大的贡献。虽然他们唱的不是摇滚乐，但是他们很多的演员，歌手，他们说自己在唱摇滚乐。所以这样通过主流平台让更多的人知道还有摇滚乐这个东西。让民众、政府官员越来越知道摇滚乐不是洪水猛兽。因为十年前那个时代，一提「摇滚」这个词就是流氓、地痞、反社会、西方腐朽文化、吸毒……所以我们当时审批的时候都不能叫摇滚乐，人家问这什么乐队？叫现代音乐乐队。05 年的时候我们迷笛的 LOGO 还是「迷笛现代音乐节」。曾经是被逼于无奈，人家领导给你们提的。去年通过好声音，包括第一名也是一个靠摇滚乐的歌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个好事儿。

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第一次让乐队机制进入了电视节目，而且做得非常好。乐队的编制也好，伴奏也好，录影混音的质量都很好。这在过去，在中央电视台，不管什么电视台，一般演出乐队，一把吉他没有钱。为什么呢，因为中央电视台他们不屑真正做乐队的录像，录制，和录影。他们觉得就这样就完了嘛，什么乐队啊，他们也不懂。但《中国好声音》这个剧组，第一次让乐队和乐手出现在一起。包括后来的《我是歌手》，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进步，这是里程碑的一个性质。可能一些人没有留意，我捕捉到这个感觉，我觉得，以后中国社会的电视节目，各个台的电视节目，会更多的加入乐队的演奏。会越来越多的让乐队编制跟歌手，成为艺术的一个表现主题，一个整体，因为这是很关键的事情。所以像湖南卫视，他们真正起到一个很好地作用。这样的话，也为中国的摇滚乐，中国的乐队文化，奠定了更广阔的群众基础。以后起码妈妈不会在儿子弹吉他的时候说，你弹这玩意儿干嘛啊？这妈妈会说，哟，这儿子能上快男了啊，我喜欢、支持。我觉得这也是个改变吧。挺好的，毕竟他们《中国好声音》，「快男」，这样的节目做得不错，也是鼓励年轻人积极向上，而且评委的点评也到位，乐队也唱得好。我们迷笛学校有个在校生，叫王齐，进了 20 强，就快男，大家可以搜一下。唱的挺逗的，他一个串烧把流行音乐重新编排自己弹吉他唱，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包容吧，就是任何一个形式都可以包容。只要他是发自内心的，出于善良的一种表现，都可以。并不是说摇滚乐和其他的音乐形式就不一样，主要音乐能改变生活让你愉快就行了。

问：以前我看过一个新闻，lady gaga 在韩国演出。韩国电视台的老板说，下一个 lady gaga 将会来自韩国。就是说韩国现在流行娱乐发展得很好，中国就稍微要弱一点，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我觉得这还是跟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推广和支持有关。因为韩国这方面的政策建立了很多年，包括他们「韩流」的电视剧、歌曲之类，政府在资金等方面提供了很大支持。我有朋友去韩国后，说韩国跟电视剧完全不一样，是完全包装出来的。韩国的皇宫围墙很矮，纵身能跳过去。韩国的历史遗存通过 1895 年的战争和韩战已经一片废墟了，但我很佩服他们的一点是，他们在这个弹丸之地上挖掘自己的文化，而且建立一种新的流行文化，而且包装很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值得尊重的工作精神和态度，在什么都没有、漂亮女生并不多的国家中，让所有韩剧里都充斥着美女，让所有亚洲女人都买韩国化妆品、有钱的亚洲女人都去韩国做美容，让鸟叔的作品取得点击量第一的优异成绩。我觉得大韩民族非常好，尤其现在这种状况。也许文化中心在韩国，但也许摇滚的中心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