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者：柳红

速记：高正哲

编辑整理：彭圣傲 & 顾玥

我今天想讲这样一个题目，大概就是在一个时代的洪流中，如何站位，或者说怎么选择的问题。我想通过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一批青年改革经济学家的故事来为大家呈现一个时代的画面，同时也让大家思考，在一个时代中，我们又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我想，我们还是选择一种互动的方式，而不是我一个人单方面的输出，一起来温习这段历史。由于我是过来人，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而你们陌生一些——甚至有些同学可能不太了解，所以更需要互动，把这段历史的课程补起来。

在讲这些改革家的故事之前，需要先回顾一些历史的事件，因为这是基本的背景。我们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开始。

文化大革命之后

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的？对，1976 年。这一年的四月五号，有「天安门事件」，它的起因是纪念周恩来逝世，但其实是民众在表达对党的不满。在「四五事件」中间就涌现出一些年轻的「四五英雄」。这一年的 10 月份发生了「粉碎四人帮」。

到了 77 年就有些变化了，社科院成立了。过去中国按照苏联的建制，只有中国科学院，而其中有一个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里，有文学所、哲学所、历史所等等，像錢鍾書、杨绛先生等人都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另外还有经济所，像大家所知道的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孙冶方、薛暮桥这些老经济学家们，他们都是经济研究所的。文化革命结束后，这个时候要建立社会科学院，要把原来中科院里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从中分出来，以此为基础建立社会科学院，而社科院又慢慢扩大，衍生出好几十个研究所。像原来的经济所就分出了几个所，工业经济研究所（工经所）、农经所、财贸所、数量经济研究所（数经所）等。

1977 年恢复高考，所以第一届高考生叫 77 级，那一年北京的作文考题叫《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多有意思的考题。77 年我也考了，但由于要照顾历届学生（已经 10 年停考了），而我是在校生，所以在校生只是去试了一下，而且要求的分数比社会上的考生要高出几十分，因此我没有录取。78 级是全国第一次统考，所以，从 77 级到 78 级，很多下乡的知识青年以考学的方式回到了北京，当时就在北京形成了一个个的聚会圈子、沙龙。当时社科院成立以后，有一本杂志叫《未定稿》。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这些稿子不是板上钉钉的，是为了让尺度宽一些。当时思想上还是非常封闭，被极左势力笼罩的时期，要冲破思想上的障碍，是需要很多先驱者做多方面的努力的。当时社科院就有这个《未定稿》，发给一些部门和单位，但在当时被不断的传阅，里面有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有对未来中国道路探索的一系列重头文章。

当时有几个年轻人（我主要想讲年轻人的故事），有一个叫李银河，大家都知道的社会学家（我提这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些人，他们年轻的时候在哪），当年她的父亲主持《未定稿》的编辑工作。当时《未定稿》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叫王小鲁，一位叫王小强。而且当时有两位女性非常出色，一位是李银河，一位是林春。她们在 1978 年第三期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叫《要大大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当时她们还办了一本杂志叫《青年文稿》，所以这两位女士在当时的青年中间非常出众。78 年开始恢复招研究生，所以有一些从乡下返城的知识青年就没有考大学，直接考研究生。

西单民主墙

大概在这个时期，北京还有一件事，就是西单民主墙。它主要的诉求就是宪法规定的思想、出版、言论、结社自由等，要求这些自由。在 1978 年 12 月，当时中央工作会议，老帅叶剑英说这次会议体现的是党内的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的是社会上的民主。当时邓小平也说过民主墙的好话。到 1979 年年初有一个理论务虚会，这个会前前后后开了几个月的时间，由此确定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当时把华国峰的「两个凡是」教条给否定了。同时还有一个大讨论，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是 1978 年 10 月入的大学，所以我们入大学听的第一个报告就是关于这个的。这就是时代背景，那么当时的年轻人，他们怎么选择？

我就想，事情总是这样，进步与保守的力量之间总是要有斗争，所以道路非常曲折。在 1979 年的理论务虚会后，即这一年的 3 到 4 月，一位叫魏京生的人被捕，而且被判了 15 年，这一年的 12 月，西单民主墙被取缔。1980 年，曾经有过一次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这次选举，北京有 12 所高校 80 余名学生站出来，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他们中有 9 名当选了区人大代表。比如说北大，北大当时有 16 人参选，由于人数太多，北大还经过了一次预选，投票选出 3 个初步的候选人，最终再选出一个。选出的三个是谁呢？一个叫胡平，一位叫王军涛，一位叫张炜。这三位你们都没有听说过，你们在网上也未必能查到，他们现在都在海外。当时的北大学生都是非常有水平的一批人，都是文化大革命后从基层来的，所以在北大为这几个人参选，搞了 25 次辩论会，累积的问题有 2600 多个，并且所讨论和涉及的面很广。北大最后选出的是胡平，最终当选了海淀区的人大代表。

1980 年人大代表竞选的局面，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当然 2011 年又一次出现过较多的独立参选人，但是高校中却不像 80 年代这样集中。所以也很遗憾，当年的北大有那么多独立参选人，而 2011 年北大却一个独立参选人也没有。

1980 年有非常活跃的思想碰撞、大讨论，集会也特别多。那个时候没有现代的通讯手段，都是口口相传，然后骑个自行车就去了，都是谁也不认识谁，一个人站起来说，大家有争吵，也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并约着下一次的会面。甚至于发展到大礼堂里面，有一千多人——窗台上、楼梯上坐的都是人的局面。所以，那样的一个时代，人们需要思想的碰撞和接受新的东西，保持一个开放的头脑。

农发组成立

这时期，有一些大学生开始组织起来做农村调查，有北大的、人大的、经济学院的。组织在一起调查，比如去安徽。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年轻人分很多小队到农村调查，回来写调查报告，并且被送到了某些政策决策机构和人物的手中。当时有两位部级高官，给这些大学生们给予了支持，一个叫邓力群，一位叫杜润生（2015 年 10 月 9 日逝世）。杜润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这里还要介绍一位人物，叫陈一谘，他比这些大学生要大一些，他是文革前北大的老大学生，学过中文系、物理系，后来又去了河南，然后回到北京。他在这批年轻人中算「领头的」。80 年，他在安徽调查完之后，写了一篇考察报告，叫《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关于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他写了这篇东西，向邓力群作了汇报，从晚上八点一直谈到深夜一点。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第二天告诉陈一谘，说「老头昨天一夜没睡」。后来陈一谘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搞一个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小组，就叫「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这个组在 1981 年 2 月的北大开了成立会。邓力群和杜润生两位都到场，并鼓励年轻人一生为农民服务，研究农村问题，并且也给了很多具体的支持。

那么，改革是不是就是一个坦途，畅通无阻了呢？不是这样的。1981 年 2 月，有这么一个文件下达，叫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被称为「九号文件」，抓了一批人，涉案的有上千人，最重的判了十五年。还把他们说成是「新三种人」。所以，一个社会的进步有很多的阻挡，有很有的礁石，需要在其中穿行。两种力量一直是胶着的。

这个时候「农发组」成立了，而这个组非常值得大家关注。我在《八〇年代: 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里为「农发组」专门写了 一篇文章。特别有意思，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进组呢？他们对人员的要求有三个。

• 第一、要有不谋私利的献身精神；

• 第二、有优良的政治和学术品质；

• 第三，有独立研究和工作能力，积极正派有能力。

包括两个组：一个叫方法组，一个叫战略组。接下来就组织了 30 多个人去安徽涂县作调查。当时，杜润生给他们资助了八千块钱，没花完的钱，回来后还退回了。他们回来的报告就发表在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那个时候农发组的调查非常的兴师动众，各个大学的在校生，很多人在暑期都会参与他们的调查，最大规模有 200 人，全是学生，只能利用暑假时间。小组有自我学习，来自不同地方、不同专业， 希望自己的研究是有质量的研究。他们通过读书会、组内授课，请外部的学者讲课，还有自己内部的学术讨论。读书会一直坚持了好多年。另外有一位叫何维凌的，他过去是北大化学系的老师，给大家讲各种方法论，想用能和国际接轨的最先进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当时中国的「新三论」都是八十年代学生们非常渴望掌握的知识。

1981 年到 1985 年，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进入了轨道。那时，每年的冬天，中央都会有一个农村工作会议，就会邀请「农发组」的这些年轻人参加。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常常是通过文件、通过政策的方式下达。而 1981 年到 1985 年，连续 5 年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是怎么改革的，而这五个一号文件，都是由农发组的年轻人参与写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在历史的关头做了实实在在的事情，顺应了一个时代的潮流，和中共高层有改革意愿、勇气的人就对接了，于是上下结合推动了改革。

农发组参与农村改革，使得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所以，关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存在着一个如何认识的问题。有人说那时只是做了经济改革，可是人民公社的摧毁，实际上也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农发组的年轻人还做了很多其他事情，比如注意到西部贫困地区，去了西藏，像王小强、白南风去了西藏，回来写了一本书叫 《富饶的贫困》。所以，这批年轻人当时真的是风云人物。

此外还有好几个团体，比如说，另外有四个人走在了一起。当时中国遇到了一个国民经济需要调整和改革的问题，如何摆正调整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就相当重要。在中国，我们常常会两分法，即使现在也是这样：只要说改革就是好的。可是究竟什么是改革？对事情不能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仿佛只要是提倡调整，那就是不赞成改革，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变成了激进的口号，不是实事求是的、理性的态度。所以在面临那样一个国民经济失调的情况下，当时曾有一个关于调整和改革的讨论，有四个年轻人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我们对国民经济形势的看法和战略的考虑》，被中央高层看到后，赵紫阳请他们到了中南海。这四个人是：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翁永曦。在这篇文章之后，他们四人还合作过好几篇文章，当时被外界称为「改革四君子」，其中的翁永曦才识显露，很快就被看重提拔，直接就当了副部长，给了很多年轻人激励。因为那时有个叫潘晓的写了篇文章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起了一个很大的讨论。年轻人对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走的问题，存在着相当大的迷惘。所以年轻人通过自己的知识才学勇气所做的工作能够有作用，给了很多年轻人以信心，给了很多人鼓励。还有一批人，比如我之前提到的「四五英雄」，也办了很多组，比如就业组、国情组。如果说 1979——1989 这十年间作一个划分的话，那么以 1984 为分界。刚才我讲的都是 1984 年之前的事。

到了 1982 年，第一批大学生毕业了，因为当时国家分配，而大学生被分配到哪里是不确定的，所以农发组怎么样继续存在呢？为这件事情，杜润生和邓力群在当时做了一些努力，于是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里专门给了他们一个建制。所以，已经毕业了的原来农发组的大学生们，如果他们愿意，就可以来这个所里工作。特别有意思，在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也都想过自己未来的工作选择——当然，当时是没办法选择的，因为都是毕业分配。像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的最后一天，辅导员给大家念谁被分配到哪里，真的是听天由命。这些人当时想去的单位是，单位门口没有站岗的，不能上班就是去念报纸，给老同志打水啊，不愿去这样的地方，他们不想去机关、深门大院，当时和现在年轻人的价值取向与职业选择正好相反。但就是这样的选择让他们有了那样一个辉煌的青年时代。所以选择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家长甚至我们自己，都想进一个保险箱，但是保险箱真的保险吗？生命是你自己的，过完了就没了，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这一生，怎么选择决定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一生是不是精彩？而这些年轻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1984 年经济改革研讨会

时间大概到了 1984，当时北京的年轻人们已经非常活跃，（还有很多圈子我没有跟你们讲，因为要涉及很多的线索，太长）比如说在北京陶然亭，每星期都有聚会。像《经济日报》也有一个团体。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现在常说体制内、体制外，好像体制外就是有很多进步的力量，体制内都是很难突破的保守力量，但是我想，在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那个年代，也存在着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划分，但体制内也有很多进步的力量。当时大学毕业后，很多年轻人选择进入了体制内，但是他们是为了进去一起搞改革的。比如现在你们都熟悉的吴稼祥，当年中宣部理论局的。现在直观印象会觉得中宣部是一个非常僵化的地方，但在当时补充了很多新鲜血液，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去看当时中宣部给大家推荐的书目，就可以看出思想非常解放，无论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甚至艺术上。虽然一切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起步，靠大家老中青三代人努力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但是，争取讲话的机会全靠年轻人自己。

1984 年，有几位年轻人觉得，北京的年轻人已经这么活跃，怎么让全中国的年轻人都能人尽其才，参与到改革的大事业之中。于是策划了一个会议，叫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决定在 1984 年 9 月在莫干山开会。还在报纸上发出了征文启示，决定天下选英才。这些都是民间的年轻人自己做的，没有官方组织，大概征收了一千多篇论文，专门有一个论文评审组，选择了一百多个人参会。因此一些外地偏远地区的年轻人被发现，从此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比如说张维迎，当时是西北大学的研究生，要是没有这个会议，也就不会进入改革圈。再比如有一位叫郭凡生的，当时提出「反梯度理论」。什么叫反梯度理论呢？就是说当时改革开放要讲究梯度的发展，按照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次序。这位来自内蒙的、西部的郭凡生提出要「反梯度」。当时都是年轻人对年轻人，对此有争论，但最终还是选定。

在莫干山上，他们怎么开会呢？什么都想标新立异。他们看见老年人开会读稿子念，就嘱咐参会的人谁都不准带稿子。第一天不开会，互相认识、交朋友。当时分了很多组，比如对外开放组、国企改革组、农村改革组、城市改革组、价格改革组……除了这些组之外，还可以挂牌讲座，比如有某个人有新的思想，觉得有什么问题很重要。那么如果会务组认为值得讨论，就挂牌，然后讨论这个人提出来的问题。所以大家在莫干山上吵了几天几夜，后来非常有名的所谓「双轨制理论」，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碰撞中产生的（在 2008 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曾经在会上的两批人还发生过争论，争发明权。其实，那是一个思想碰撞的时候，很难说是哪一个人提出来的，很多思想是在大家碰撞之中，明确起来的）。莫干山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些报告，比如关于价格双轨制的报告就被批准了，第二年就有相关的政策出台。当时有计划价格和市场的价格，现在要把它合法化，不可能从计划价格一天就变到市场价格，计划内的产品计划价，市场上的产品市场化，如果计划内的物资不够，就高价补充。当时是两个价格，双轨制就是这个意思，最后渐渐的把计划经济的轨道减少，并到市场的轨道上。

84 年农村改革大体有了模样，就要进入城市的改革，在这一年的十月，中共有一场大会确定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商品经济，使得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大致建立了起来。所以这是一个突破，之后这些年轻人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城市改革的领域，于是在 1984 年成立了一个新的单位，叫中国体制改革问题研究所。原来的农发组一分为二，一部分到了体改所，还有一部分留下来，继续研究农村问题。到了 1986 年，农发组也成立了所，叫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所，所长是王歧山。另外一批人成立了国际所，国际所放在了中信集团的下面，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么开放，而中信集团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有便利之处。但是它不是为中信服务的，是为国家服务的。当时还有一个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所以叫「三所一会」，在当时非常著名，被视为赵紫阳的智囊团。1989 年六四之后，三所一会不复存在。这些人有些以个人的方式还活跃在舞台上，有了人进了秦城监狱，有些人离开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如今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到了一九八九年又是一个人生选择的时刻，他们又做出了人生的选择。

体制内外结合

之上所讲的都是以北京为线索的，这里我还想稍带提一下另外两条线。一条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陈子明。顺便提一下，主要可以分为三块：一个是老体制内，一个是新体制，一个是体制外。老体制，就是国家纪委，原来的一些部门，叫老体制；新体制，农发所等就是新体制，这是当时改革主要依赖的力量。另外还有体制外，有一批年轻人始终坚持在体制外，但是这个时候即使体制外，也与体制内是相互沟通互相接纳的。比如当时国务院的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挂帅的是马洪。马洪曾在八十年代组织一个大的课题研究叫「两千年的中国」，因为当时中国提出的口号是到 2000 年国民经济翻两番。那么到那里，我们的钢铁工业、就业状况、人口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就需要研究。

当时就有几十个课题组，其中陈子明一直在研究就业问题，于是他们的研究就纳入了这个课题里，所以当时体制内与外是结合的，而不是对立的关系。80 年代后期，就业组和国情组就发展为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自己办公司，赚了很多钱，把钱再投入研究所。比如他们还办了学，成立了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和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大概招生了 23 万人，在全国有 30 余所分校，数百人的教师队伍，50 余种教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除了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之外，还有社会学部、有政治学部、心理学部……像 86 年做了政治参与和政治制衡，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中国知识分子要有四种意识等大型的研讨会。

此外还有一批人。莫干山会议结束后，地方的领导，比如河南省，思想开明的领导就到北京见这些年轻人，于是组织了一个河南政府咨询考察团，去了河南。做调研，提建议。河南的省长还请一些年轻人去任职。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风貌，大家求贤若渴，希望国家能变好，社会能进步。这时在天津南开大学，有一本杂志叫《中青年经济论坛》，这是民间的杂志，只不过其中几位编委是南开大学的，主编是朱嘉明，就规定编委必须是三十五以下，必须是年轻人。当时经济学界最权威的杂志是经济研究。所有话语权是年轻人自己争取来的。

而我现在常常看到的一种现象就是，年轻人都是追权威，很奇怪，为什么不把目光关注到年轻人？年轻人要自己站起来。再比如当时五道口有一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1984 年的时候有 25 个学生做了一个研究，后来叫《中国金融改革蓝皮书》。这一年开金融界的大会，这些年轻人写了金融改革的东西，就想上这个会，但没办法参加。他们居然坐了火车就去了，在大会附近租了小旅馆住下，要求发言。要求黄达准许发言。这篇东西很快就非常轰动。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大家，年轻人的舞台和发言机会是自己争取的，要有勇气走出去，要不迷信权威。当时还有书叫「走向未来丛书」，是八三年做的。小册子，都是一些启蒙读物，在当时非常轰动，反复的印，大概有几十种上百种。编委会成员来自各个领域、各个学科。那个时代是青年人大联合，一起为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时代。我曾经在自己的书里面写道：那是一个骑自行车，穿军大衣，住陋室的年代，但是大家的精神非常饱满，可惜因为 1989 年「六四」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使得 80 年代的历史就被淹没了，使得人们对这段历史知道的非常少。甚至在国外的汉学界，人们以为改革从 1992 年开始，但其实在 80 年代有非常精彩的改革。

问答

学员：您之前提到体制内体制外的共同的努力，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缺乏共识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凝聚共识？

柳红：怎么样凝聚共识。其实，我想未见得要强求一个最大限度的共识，虽然时代的确不一样了，但即使在那个时代，也不是有一个完全的共识，否则也不会有「反对精神污染」，也就不会有六四的镇压。我的意思是，但是那个时代体制内健康的力量非常明显，和体制外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现在，我想，这样的东西也有，我们应该诉诸于民间社会的发育，要让社会大起来，让政府和国家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限制。包括你们来参加立大的活动，都是你们行动的表现，可以建立你们自己的机构，建立一个个小的生命体，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里，公民之间互助的可以是方方面面，可以是读书的，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我觉得我们要改变一下过去的思路。我们要想这个国家好，首先要改变我们自己。那样的共识可能是求不到的，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学员：我想问一下，您刚才提到了「双轨制」，那么这是否由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过渡的必要环节，而且其中「官倒」现象的出现，是不是一种必然？

柳红：所以我提倡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需要同步，如果政治改革在制度上的保障跟不上，那么经济改革就会被占有优先地位的人给利用。双轨制，确实给了「官倒」一个空间，但出现这种现象，也因为在政治法律制度上不够，所以空间成其为空间。

学员：我想问一下，那个时代的这批青年人，他们各自的最后出路，是否有一个分化？有没有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柳红：当然，分化很大。刚才提到的这几批人里很多是我的朋友，有些人现在在体制内做高官，有些人下海挣了大钱，有些人选择了做隐士读书思考，过着清贫的生活，还有一些人依然在海外流亡。确实八十年代的结束又是一个历史的关头，他们又一次重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很难简单的以世俗来论成败，因为每个人面对的是他自己的内心，你所坚持的价值是不是代表着人类进步的方向的，或者相反。我看到他们的很多面，其中很多人也在一个个的凋零、死去，张少杰当年就是体改所的，去世前的一个月，他在海南，我专门过去跟他谈了两天八十年代的事，一个月后他就去世了，他的太太给我发了短信，说那两天是他这五年生命以来最幸福的两天。他全部的光环与兴趣还是当年的那些事。可是由于后来的命运使然，他没能从事研究，这是一个巨大的浪费，浪费了一个人的才华，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损失。

学员：你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和 80 年代的发展空间相比，对青年的发展空间，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态势？我们这一年青年人缺少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什么物质，或者说，从哪些方面可以为这个时代作出贡献？

柳红：我觉得，很难说哪个时代好或者坏。每个时代都有其好与不好。今天的这个时代，大家生活相对还是丰足的，但那个时代的生活是非常拮据的，物质上是贫困的。但是这样一个贫穷和所谓的富裕，灌注在我们思想和生命里的是什么呢？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呢？这又不一样。可能那样的贫穷激发了当时年轻人的一些思考。他们的表现不是来源于 80 年代，而是来自于文革中，当他们中学时学业就被迫中断，一些有头脑的人已经在思考探索，中国怎么了？中国的道路，我的道路在哪里？正是这些有思考的人，在八十年代汇聚起来，一起上演了精彩的大戏，使生命变得闪光。

我想在这个时代，大家的衣食上没有那样的问题，而且在互联网的时代，知识的获取也会比那时更充分，但是可能反而会变为一个负面的东西，有了惰性，反而不珍惜学习的机会，安于现状。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们这一代人特别有希望，因为你们衣食无忧，会更看重精神追求，尤其在互联网的互通时代，你们又接受了公民教育，所以是非常有机会的。中国还有这么大的空间需要改变，我们处在离现代文明还很远的路上，实际上是大有作为的。

学员：您觉得我们这些年轻人除了读书外，有什么好的方法，唤醒身边的人跟我们一起关注社会的问题，达到启蒙的效果？有什么好的建议？

柳红：这个很难笼统地说，只能就事论事。比如说，如果下一届基层人大选举，你们就应该参选，或者作为一个公民投你们的那一票。当很多人都说那个选举是走过场，都是指定的人，跟我们没关系，所以就放弃了。但是，他让你选，你可以不选，你不一定要选被指定的人，你可以选你想选的人，或者甚至自己站出来。总之大家要投这一票。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人大代表那些人都是橡皮图章，开会都在睡大觉，但是这些睡觉的人可是我们选出来的，每一个 18 岁以上有投票权的人都有责任。你说我没选，是你放弃了你那份权利，使得他被选取上了，如果反对的声音多一些，他就可能选不上。我想即使在现有的空间下，我我们依然有很多可以做的，但我们没有尽到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比如复旦大学就有这样一件事，一个选区选举失败，为什么呢？因为学生选民们选的是陈冠希和苍井空，被指定的人没过半数，于是选举失败。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但这也是一种表达。当你不表达，你就不能说没有你说话的份。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周边的人，我们要关注选举。目前中国只有基层，只有城市里的区、县、乡是普选的，而这个之上的都是间接选举。所以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们要把握和利用起来。如果我们被侵权，我们要勇敢站出来。每一个人正面的力量组合起来，才能有一个社会的进步。因为每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孤单，觉得弱小，其实，当你站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是有同道的。如果每个人都缩在自己的角落里，那每个人心里都是弱小的。所以要想，怎么让大家凝聚起来。

学员：老师，我觉得您是一个生命经历非常丰富的人，我了解到您有参选人大代表的经历，还有跑马拉松，练瑜珈，所以我想问一下，您尝试新鲜事物的动力来源于什么？

柳红：我想，一个是天性里的，我愿意学习、愿意过有趣的生活。比如我从社科院辞职，按理说社科院算是约束比较少的，我都觉得太没劲了。老是有一些课题是我不愿意做的，没有兴趣。因为我不想浪费我的生命，以前我只是出于本能，我现在年轻大了，我越来越知道那种本能真的很重要，因为人们常常放掉你的本能。我希望自己好，虽然我现在五十多岁，但我依然过得像求学一样的生活，但我非常严格要求自己，每天坚持煅炼。在乎每分每秒。我基本上不看电视剧，不太值得花那个时间，那么多好书没有读。现在我们社区搞了一个读书会，坚持了两年。刚才说，我们能做点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能做的。这样大家就可以分享很多东西。可以分享一本书，一个观感，一件事。读书会把许多不同的人凝聚在一起，有收获，这样非常好。你们今天有 20 个人，如果每人组织一个只有五个人的读书会，也就有一百个人。这就是一个民间社会成长的过程。不要怕一件事情小，哪怕小，也坚持做，就可以。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会跑步的人，小时候跑步从不达标，而且腿上总有地方疼，但也坚持跑下来了。跑步带给我的好处太多了。我除了跑步，还素食。我现在五十多岁了还没染头发，也不头昏眼花。我觉得这些跟我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所以特别建议你们过一种健康的生活，因为对现代社会的文明人，过健康的生活，是文明的题中之义。我常常感到遗憾，中国的学者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在美国，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是一个马拉松健将，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一个特别精神的样子，所以这个社会的文明需要一段过程。当然，美有很多美法，有一种是健美，有一种是电视广告引导的美。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户外的人漂亮，跑步的人漂亮。如果年轻人活得不像年轻人，太让我觉得遗憾了。生命没能在应该有朝气的时候显露出来，很遗憾。所以你们这么年轻，有无限的未来，有很多的选择，但因为选择多，可能选择起来更难。所以我常常想，什么样是过得好。等我们快死的时候，是不是按我们年轻时的心愿做的。人是可以在很大程度，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运的。

学员：老师您之前提到很多人在直面自己的内心，现在您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我面前，所以我更想了解您的内心，我观察并觉得您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且细腻的人，比如刚才提到 80 年代的人已经凋零甚至死去的时候，您黯然的低下了头，而刚才提到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时，您也是低着头，但是羞涩的笑了一下，越来越开心。我觉得您是一个内心特别丰富的人。所以，您有没有面对自己内心的事情想跟我们分享的？

柳红：我想，可能作为一个人所能够经历的困难，或者是灾难，我曾经历过。比如我经历过地震，比如家里妈妈被开除党籍，想学文科但不得已学的理工科，再比如我离过婚——我见到很多女性离了婚，经受了很大的打击，有很多夸张的行为，对人生有很不好的影响。但是对我这样一个后来经历过孩子生病和死亡的人来说，我回想起来，总是一步步的走到今天。另外，我的先生又是一位流亡者。如果你们看到的话，我有一篇关于跑步的文章 《跑步对我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意味着两个承诺，一个是对天上的孩子，一个是对远方的丈夫。所以虽然我经历了这么多，但我依然觉得我不是一个悲观的人。当然，我有痛苦，失去儿子的痛苦会让我带一生，但这并不阻碍我去热情的做事情，依然往前走，而不是被痛苦压倒在那里。所以生活中有很多的意义，我都在不断寻找。而且对我来说，生活中存在着一个又一个新的世界，原来我想的是做一个职业女性，一个好的妈妈，但渐渐的我开始帮助身边的人，包括我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因为我开始跑马拉松、开始吃素的。

有一个年轻人，我曾经带她做瑜珈，后来也有过一些接触，最近我看到有一个「发现跑步者」，写到这个女孩子，还把她照片放了进去，我觉得她那么好看。她告诉我是因为我，她才跑马拉松，开始吃素。我也感谢她，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回报。我现在参加了一个马拉松训练营，营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她去年 11 月份读到了《跑步对我意味着什么》这篇文章，她读了好几遍，给全家人都读。后来她就开始跑，现在她就是一跑步健将，50 天里跑过三个全程。很多人因我影响而跑，但是都跑到我前面了。我年纪大了些，而且起步有些晚了，但我想我会一直跑下去，如果我能活到 90 岁，我就跑到 90 岁，慢慢的跑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人生。人生是由自己创造的，想过一个精彩的、不同寻常的人生，就去做自己。关键是，我对我自己是否满意，对自己做的事情满意吗？对自己的身体满意吗？很多人对自己的身体不满意，就去买不同的衣服遮掉自己的缺陷，但我想，为什么要遮掩，而不是改掉自己的缺陷呢？所以要改变自己。

当然，我也有很多困难的事，作为一个失去了孩子的妈妈，这是一个多么痛苦多么难的过程。但也是因为儿子曾经给了我很多东西，使得我现在能够站起来。曾经有一对夫妇，他们失去了孩子，他们的孩子得了抑郁症，然后自杀了。他们在美国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就特别急切的问：柳红，我们就想知道，是什么让你坚持了下来？我的回答是：为了孩子。在他们看来，孩子是自己的希望，如果我的希望没有了，那就没有活的价值和意义了。但我说，正因为孩子是我们的希望，因为我们爱孩子，那就要想，孩子会希望我们怎么样。我就想，孩子走了，但他一定希望爸爸妈妈好。我想，我的儿子一直希望他的妈妈好。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跟我说：妈妈，我是这样的人，我是希望我的妈妈提升的人。所以我给孩子的祭文，就说我一定会好起来。所以我现在会对子尤的好朋友，他当时的小学同学，现在也依然是我的好朋友，我问他，如果子尤在，他对现在的我会满意吗？朋友答复我，会，一定会满意。确实，我走到哪里，都觉得和我的孩子在一起，一个人活两个人的生活，这是多么大的力量啊。

当我打官司的时候，也有人来跟我说，对手太强大。因为牵涉到被看作改革旗手的吴敬琏，不会让他倒，而吴晓波又有很大的资本链，也不会让他倒，所以相对起来我没有力量。但我说，其实我也有力量。一，我独立；第二，我经历过死亡。事实也是这样，正如你们看到的，虽然官司法律一再的枉判，但是也能看到，大家真正的声音是在支持我。大家都知道他确实抄袭，但是是个枉判。但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要往前努力，给更多人希望。因为这个过程中，很多大学生、研究生给我写信，告诉我老师抄袭他的东西了。我就告诉他们要站出来。每个人因为自己的弱小与胆怯，所以希望看到勇敢的人走在前面，激发自己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自己坚持往前走，是有意义的。虽然中国每天都发生很多恶性事件，甚至死人，但我觉得这件事也非常大，因为它深深腐蚀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人心，使得大家都去弄虚作假，也深受其害。从哪开始改变呢？就从我开始。所以说，这些过程，对我而言都有过挣扎，但我都过来了。我现在觉得自己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无畏。

学员：我一直不太了解素食主义者，为什么吃素？

柳红：想问我为什么吃素是吗？我是因为从健康考虑。在我儿子生病的过程中，一直在研究治病的手段，那时接触到素食，但不想在他身上试，于是在我自己身上试，所以就开始吃素，并且一直延续了下来。事实证明，我吃素以后身体比原来好多许多。我想，人们对吃素会有误解，会认为吃素是不吃肉，但对我来说，吃素是指吃新鲜的食物，尽量的少吃食品，要吃食物。我很多年不用冰箱了。我已经多年不吃味精了。所以我的身体已经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秩序。因为人身体的能量是一定的，每天都需要不断的修复自己。如果吃了很多东西在胃里，身体的能量就需要集中在胃里去消化，所以就会觉得累。而且我基本上不吃精粮，吃粗粮。当然，无论从什么角度进入到吃素，它的意义都会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