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一个中国民间机构的“法外”生存
【编者按】：今年是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
周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20
年的发展沉浮与中国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正如天则的创始人、荣誉理事长茅于轼先生所说："天则所的过去二十年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二十年。在这一过程中，天则所并不是旁观者，而且是尽全力在推进这个过程。"同样，天则所在这20
年中经历的种种挑战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个记号。
FT
中文网在《天则横议》专栏推出天则经济研究所几位理事有关天则所20
周年的纪念文章，希望通过他们的回忆来还原这个民间智库20
年的沉浮，也希望通过这些描述为这20
年的改革历史做注。我们已经刊发了茅于轼先生的《天则二十年》一文，以下为张曙光先生为纪念天则二十年撰写的文章。
天则所的成立和活动、命运和遭遇引起人们的很多思考。
首先，民间机构是最有生气和最有活力的。天则所由五个兼职的学者自主创办，自筹资金，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咨询工作，代表了一种独立的民间声音，搭建了一个学界相互沟通和自由交流的平台，提出的很多新颖而有用的观点和主张，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外发生了重要影响。一个完全靠自己赚钱，雇请了近20个人的研究机构，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水平竟超过了体制内百多人的研究所。足见其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和无穷活力。
天则所为什么具有如此的生气和活力？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的非营利性质和民间身份，在于他所秉持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理念。它的组织者和成员不是为了做官当老爷，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了沽名钧誉，而是要干一番事业。他们明明知道，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这样做会有很大风险，包括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也会遭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他们坚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质和远大前途，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才有了前述的业绩。如果看看那些官办的学会和研究机构，难道还不能令人警醒吗？
其次，天则所遭遇到体制的压迫和摧残。这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到目前为止，民间社团没有合法独立生存的权利。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中国只有党政机构和官办的企事业单位可以存在，民间机构一律不准生存，1978年时仅剩下15万个体工商户，还经常受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摧残，那么，1978年以后，外资企业和私人企业有了独立生存的权利，但是，民间社团仍然不能独立生存。你要注册登记，就得找一个"婆婆"，而且"婆婆"还有资格限定，凡以"中国××"命名的民间社团，必须找一个省部级的政府机构作"婆婆"。找不到"婆婆"，你就不能出生，出生了也会夭折。找到了"婆婆"，她就成了监护人，你就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子，一切都得听她的摆布，就得看"婆婆"的脸色。她高兴和需要时，可以把你搂在怀里，爱你亲你；她不需要和不高兴时，可以打你骂你，甚至把你掐死。
经团联是这样的命运，天则所的命运也是这样。
二是政府机构和公办单位对待民间组织的态度和手段是极其不正当的。他们可以信口雌黄，言而无信。天则所作为一家合法的民间机构，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却明目张胆地剥夺它在《经济研究》上的署名权。至于政府部门的作为，更让人百思而不得其解。堂堂中央政府的部级机关，居然敢做而不敢当。既然你认为他有违警章，为什么不能公开惩处和公开取缔？既然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为什么不能正大光明地做事，而要偷偷摸摸地采取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在背后捣鬼，像黑社会那样行事？堂堂公安部长，为什么连老百姓的一封信都拒绝收拆？这样悖谬的事情居然发生在21世纪，发生在泱泱中央之国，发生在首都北京，岂不令人啼笑皆非！
以上发生的事件表明，现有当权者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群众，他们的行为并不像他们口头上高喊的那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他们把民间组织看作异己，看作洪水猛兽，必置死地而后安。虽然这里不能排除个人的因素，但主要是制度使然。
再次，破坏了中国的学术生态。取缔天则所和其他民间机构，官办的研究机构没有了竞争对手，可以随意行动，既可以设租寻租，也可以互相倾轧，恶性竞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岂不成了样子和摆设。学人也冲破了做人为学的底线，造假之风甚烈，抄袭之风更甚，浮躁之风甚嚣尘上，而官办的教学研究机构，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包庇纵容，助纣为虐。因为官办的教学研究机构已经官僚化了。他们不能违背政府的意愿，更不能与政府唱反调。这是由它的机构性质和组织关系决定的。
如果说学在民间，独立学人是社会的良知，可以对政府形成一定的制衡和监督，那么，没有了独立的学界，没有了社会的监督和制衡，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更可以无限扩张，无限政府无所不为和无所不能也就是必然的结果。
（注：此文为作者的《一个民间机构的"法外"生存――天则所的创办、活动和遭遇（上）》中的一节。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 霍默静）
【
张曙光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
2013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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