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者：戴志勇

整理：郑思源、余雅芬、陈玫

主持人：同学们，今天是我们立人大学最后一场演讲，我们有幸请来了南方周末的评论员戴志勇老师，一会戴志勇老师会分享他的学思经历，我就不赘言了，下面有请戴志勇老师，大家掌声欢迎。

戴志勇：大家好，我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来分享自己的经验，当然我很开心能跟这么多年轻的同学一块交流。上次鄢烈山老师过来对《南方周末》有些批评，我想他是《南方周末》评论部的「老人」，他也是秉承着《南方周末》的一个传统，那就是批判的精神。他不光对外批判也对内批判，不光批判他人也自我批判，这就是《南方周末》的一个传统。

跟大家做下自我介绍吧。我 1978 年出生，比大家大 12 到 16 岁吧。我的本科是在中山大学读的哲学，毕业以后本来想去做媒体工作，也就是大半年的时间，觉得做媒体的工作不太适合自己，于是又去北京大学读了哲学的研究生，学的是西方哲学。不知道大家对哲学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有没有同学愿意讲讲你觉得哲学是什么，或者大家谈谈专业选择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选你现在的专业。

学员：我认为哲学对外就是种叩问——世界来自于哪里；对内的话，也是一种叩问——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答：这位同学讲到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了，我选哲学其实是一个很凑巧的机遇，我本来填的志愿是中文系，从湖南考到广东，但是因为考分不够高，被调剂到哲学，而且我们班上大概有 55 个人，其中只有两个人的第一志愿是填的哲学，其他全是调剂过来的。当时我们在好奇哲学是什么，高中时因为我们缺乏哲学的基本学习，我们把当时的哲学叫做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个时候就觉得哲学讲的是世界是物质的，世界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把握的，那个时候哲学大概是这个概念。

刚才这位同学说哲学是提问题，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到点。提问题是向外和向内，向内问我是谁，向外问宇宙从哪里来，世界是什么。可能还要问一个问题，知识如何可能？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个世界有这样一个感知、认知，我们的概念思维是怎么样的？我们分为理性与感知，那么理性是什么？理性跟感知的关系是什么，这大概是哲学要追问的一些问题。大概是到了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开始接触到政治哲学，开始读柏拉图的《理想国》，这就是接下来要讲的主题了。接触了《理想国》之后，我觉得要对中国的现状有所了解，最好的了解现实的办法是做媒体工作。当时的职业选择挺多的，可以选择去政府、企业、媒体，后来选择了一个经济类的媒体，因为大家都觉得哲学是跟经济差得特别远的一个领域。比如经济领域特别讲究资源分配，讲究这个世界的物质生产怎样才能最丰富。可是哲学是要追问人们的精神，我是因为《理想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桥梁的，他告诉我想要去追问一个非常高远的理想理念的时候，你还需要下到非常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之前我们写过一个关于怎么样跟大家交流，怎么样去选择自己的专业。中国现在大概有一千多个专业，而我能在哲学这块坚持下来的原因，是我在高三的时候看《红楼梦》看得很入迷，大概到了五月份，我对高考产生了疑问，我为什么要高考？那个时候有种很强烈的念头，放弃高考。因为高考将我带进去一套已经限定的知识体系。在《红楼梦》里边，大家知道贾宝玉最后的结局是出家，里面还有一首歌叫《好了歌》。太多的经历最后看的是比较虚空的状态。《红楼梦》的基调使用道家与佛家的思想去对照儒家比较入世的思想，比如说四大家族的士大夫的生活，是不太能接受贾宝玉的生活的。当时我受这个影响，觉得难道我要去追寻这样世俗的生活吗？这个想法造成了一个冲击，以前我的想法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的想法是这样的，究竟哪一种才是我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就造成一种疑问，就是说「我是谁」。我们那个时候的高中没有关于哲学的教育，不会追问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世界的最终级的本质。

其实这些后面我会讲到，因为本来就是讲媒体的。我是 2005 年研究生毕业，毕业到《21 世纪经济报道》，做经济方面的评论。大概三年后到了《南方周末》，也是一直做评论。新闻媒体大概分为两块：一个是新闻报道，报道是阐述事实、前因后果、黑幕；还有一块是评论，评论需要对当下发生的一些事情给出你的分析和判断，然后还要给出你的建议，大家究竟应该怎么办。

《南方周末》大概分为四个版，头版是我们的社论部分，包括方舟评论、周末茶座、读者来信，跟读者一起分享以小见大的经历。二版是我们的「自由谈」，自由谈是请一些作者来谈一些人文社科的话题。接下来「大参考」，它是关于一些社会根目录的问题。根目录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领域，我们要给出它的分析和建议，尤其是它的建议，我们提供各种各样思想上的交锋和争论。然后是「评中评」，大概是一周内全国各个媒体最尖锐的评论家的评论。

给大家现场模拟一下我们的选题会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的方舟评论要对上一周最重大的新闻事件作出分析和评论。我想请问几位同学，大家觉得上周给你印象最深、意义最大的新闻是什么。

学员：地震、摔女童事件、吴虹飞事件……

戴：实际做评论就是要这样，你必须关注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件。大家都知道吴虹飞，大家怎么看？她究竟有没有涉嫌犯罪？

学员：我觉得她是不涉嫌犯罪的，因为还是属于言论自由，首先她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如果警方要以犯罪拘捕她的话，必须要造成事实上的一个动荡，比如说生产生活方面的的损失，公共财产的损失，伤害到人民，那才是真的动荡。只是发条微博，大家当凑热闹，并没造成恐慌。另外一个，在我国的法律边界里边，并没有这样的先例，因为在微博发言不当就把你逮捕。所以法律的解释权在于他，这是个私权与公权的博弈对抗，博弈基点就在于法律条文怎么解释，但是我们现在是公权力来解释，吴虹飞是造成了社会危害的。以我的观点来看的话，这其实是看谁来把握这个话语权。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跨时代意义的，如果开了这个先例，那么下次谁在微博上说什么，类似的事情都是有可能被抓走的。

学员：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没真正走到一个司法层面，还没有进入审判环节，过多的评论或舆论导向反而会造成一种误导。这件事情只是警方说可能会被判刑5年，但最终决定权是在法院的，而法院怎么判还是未知的，警方过度放大这件事，说可能被判刑，这个导向不怎么好。

戴：你用「舆论导向」这个词，是说舆论是需要大家去引导的，你是这个意思是吧？这个可能是个话语习惯。

学员：为什么她会引起争论？因为它本身就是值得争论的。如果是一个杀人犯可能引起的争论就会小一点。

学员：在美国的法律体系里，就是言论如果拿出证据证明它确实造成了危害时，他才能去管制这个言论，否则的话他就是自由的。

戴：之所以要问大家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感触，我们开选题会的时候，大概有四五个人，每个人大概会说出一两个题目，比如说吴虹飞这个案子，大家会各抒己见，意见可能不统一，但是没关系，如果觉得做下去有意义，那么我们就会对他作出分析和评论以及建议。当一个言论会造成对当下社会的危险，那么这个言论是该被管制的。那么当下的法律体系，是不是说我在微博上发表言论是不是就该被抓呢？这是值得争议的。然后我们还可以争议背后的程序问题，有个案子是说有个人发了个手机段子，批评当地政府，然后被抓，最后是被判无罪释放，当时舆论压力也是特别大。我们的言论边界在哪里，即使没有边界我们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律是不是足够的独立、公正。

在美国，一个人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发表想去炸毁某个地方的言论，如果这个地方的司法程序是比较公正的，大家不用去寻找自己的正义，这个时候人的情绪会稍微舒缓一点，那么这种极端的言论也会少一点。因为遇到不公正的对待，又没有解决的途径，那么个人的情绪是比较容易极端化的，这也可以做个思考的角度。我们在写评论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写，比如说言论自由、司法程序，分析不同的社会背景，法律的缺陷。在评论部工作大概就是这么个程序。再给大家讲一下向外和向内的案例吧。一个是唐慧案。面对司法时，大家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把它承受下来，就是觉得自己无力改变时。唐慧通过各种方式不屈不挠的上访，如果是你遇到拆迁，你会怎么办？

学员：上法院起诉，但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用。

戴：我想大家第一条路可能会是起诉，说明大家还是有一种对司法的信仰。但是大家还要弄清楚为什么房子是不能被拆迁的。我们的房子妨碍到公共利益时，可以通过司法程序来强拆，我们对房子的权力并不是完全绝对的。当碰到这种情况时，我们会向外去找清楚这个案件的预计规则是怎么样。我们做评论也就是这样的，我们每天会遇到很多事情，因为我们要去寻找世界规则是怎么样的教育里面的规则又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一个高三的学生不能异地参加高考？为什么湖南省与北京市的录取分数线不同？有个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讲的是一个北京考生，一个河南考生，河南考生比北京考生高三分，但北京考生去了北京大学，而河南考生只能去一个二本学校。后来一个成了工程师，一个成了泥瓦匠，两人相遇在一个工地。我们看到教育的不公平，他会给人的命运带来非常大的不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身边最真实的事情开始思考。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高考，然后是就业。让你选择的理由又是什么？评论实际上就是关注这些问题，他不是说去关注正义是什么，思考的过程更加重要。接下来我会给大家推荐五本书，向大家介绍一下向内跟向外的关系。

我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毕业以后会选一个怎么样的工作，为什么?

学员：我觉得我想选一个代表未来20年的工作，因为我在京官呆过一段时间，但我觉得京官都不代表未来10年，我希望找一家有潜力、前景的公司，而不是一个「夕阳」的产业。

戴：你是从职业前景来考虑。那我问你，你问什么要选择媒体？

学员：我不是非要选择媒体，只是就当下而言，媒体能给我了解一个行业提供一个更高的平台，能接触更高端、有深度的食物，认识一些人，见识一些事情，能窥一个行业全貌，看得更深。

学员：因为我是学新闻的，所以想去《南方周末》工作。但是四年后我发现无论从现实的条件还是自我评价来说，我都不够格去一个作为行业榜样的媒体工作，所以会选择再去进修。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最终还是会去媒体工作几年，因为对于年轻人，通过媒体能够了解到其他很多行业不知道的实人和事，无论挣钱多少，这个经历对于年轻人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先做五六年再转行也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个经验，也是一种勇气。

戴：大家现在就是在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职业，要弄清楚你内心的声音。刚刚这位同学说每个学新闻的人都有一种理想主义，我觉得对，至少在《南方周末》这个群体里理想主义是很浓烈的，大家希望大家能读懂中国，也希望能给大家一种温暖，能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往前走，这是我们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一面。但是《南方周末》也是一份党报，他有一套体制内的规则，所以南方周末还有一句话：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我们不能说假话。这是一个底线。有些问题是没有办法报道的，被下了死命令，但我们不能说假话，不能说这件事没有发生、就是好。

上周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新京报》报道有一百多个农民按手印要争回五亩地的权益。这五亩地是40年前集体转让给工交社，当时有规定五亩地拿来做什么，现在工交社要将这地挪作他用，农民觉得侵犯了他的权益，所以要将这五亩地拿回来。说到这个按手印，大家都知道 78 年安徽小岗村 18 户农民按手印去跟国家的土地制对抗，这 18 个人很幸运，得到了中央的认可。所以我们才有后面的改革开放。现在我想问大家一句话：「天下有道则幸，无道则已，邦有道，贫且借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是说，当国家有正义的时候，我可以寻求自己的抱负，如果国家缺少正义的时候，危险的时候，我可以隐居起来，做一个隐士，或者选择移民。当国家有正义的时候，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个富人，不能成为一个有权利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实现理想的人，那么这是可耻的。如果国家是危险的时候，你还能成为一个富人，那么这也是可耻的。我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有正义的吗？大家觉得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当然还可以有第三种答案。

学员：有些时候有些媒体报道的新闻不是真实的，然后公众就会发出自认为公正的声音。其实这就是不公正的。所以，其实有些情况是模糊的。

学员 ：我觉得正义是一直有的，它在我们心里面。但有些时候我们得不到正义，有些时候我们因为被误导而得不到真相，但有些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还是得不到正义。我觉得这种现象是很严重的。比如说城管打小贩，这种现象很多也很久了，但一直没有解决，还有就是矿难，也是没解决的。我们都有一两个偶像，但是当我们深入了解后，都会发现每个偶像都是有灰色地带的，然后也会知道，在这个时代，你不做恶就是一种伟人了。我对评论是相当感兴趣的，但是后来越来越发现，道理讲一次，大家都能明白，但是现实还在那，事情还是一样没得到解决，这样一直重复下去，就会觉得麻木、无力。有些道理很浅显，但是现实依然岿然不动。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大家在利益面前都不会改变。有时候就在想，一个故事是不是能更打动人们。我不知道戴老师会不会有一种疲劳感。

戴：对，很多媒体人转做社会运动，都是觉得言论无力。但是我觉得，不断会有新的事情出现，也会不断有新听众出现，所以很多尝试必须不断的重复，否则大家还是会遗忘很多很浅显的道理，现实的规则往往会冲刷、改变一个人。所以尝试坚守还是需要的。你所说的讲故事是评论的一个写法，怎样能让大家产生更多的共鸣。不同的题材有不同的写法，写故事能让读者去比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写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文风。写唐慧案会有不同的题材、办法。当然也有完全讲故事的，笑蜀曾经在台湾看到小贩的情景后，就写故事说台湾的小贩、城管是怎样的，我们的小贩、城管是怎样的。看了之后都很清楚。这也是一种写法。

学员：刚才我说的写故事是指写特稿。当然，我发现最近《南方周末》的文风愈来愈活泼。我觉得我还达不到能评论的水平。

戴：接下来我讲推荐的第一本书，柏拉图的《理想国——国家篇》。实际上《理想国》里面的设想有些是比较可怕的。首先他设想共产、共栖，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家庭；将人分为金银铜铁四个阶层。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不会认为你跟旁边的人阶层不同吧？这是柏拉图的一个设想。我认为是很荒谬的，但是为什么会成为柏拉图最伟大的对话？他激烈地批评《荷马史诗》，认为那个东西太糟糕，会给人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柏拉图有两个伟大的对话，一个就是《理想国》，还有一个就是《会饮篇》。《会饮篇》是讲爱的，《理想国》是讲正义的。所以我们评价一个国家正不正义的时候需要一个标准，比如刚才我们说司法是寻求公正的判断，我们说这是达到正义的标准。还有别的标准吗？《理想国》将人的灵魂分为三种，一个是去追问是非、世界本质的就是理性；第二个是激情，也可以说是冲动，比如我对知识有种冲动，对经济学有很强烈的冲动；最后一个是欲望，希望有很多的钱，有很多男朋友、女朋友等等对于物质方面的需求。柏拉图认为当三者达到平衡时，这个人的灵魂便是正义的。

他也将国家分为三种：一种是哲人王，讲他对于真善美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他觉得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流动的变动的，也是不够真实的，要通过追问，上升为事物的本质，最后生活在一个纯粹的世界里。所以哲人王是不会被物质世界所诱惑的，我们所说的这些欲望都是可以抵抗的。所以在柏拉图看来，只有哲人王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才会是最好的。

第二个阶层是卫士，卫士也属于黄金、白银家族，这种人非常有激情和勇敢，但是这些人有可能会被诱惑。所以他设计了一些制度，比如说不会让他有私人财产，这就是财产公有的原因。没有私人财产，他就没有那种动力去贪污、腐败。没有家庭，那就不会有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官员有很多情人的状况。从这个角度，就能理解为什么柏拉图会有这个荒谬的构想。

但是里面也有一些危险，因为只有哲人王懂得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什么样的国家是好的，还有很多人是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哲人王有一种巨大的权力，他可以限制自由，规定好别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大家知道重庆有一个薄熙来，上周刚刚被提出要公审公诉，他有一个想法是要共同富裕，他采用的办法，比如说收更多的税，去打击企业家等获得更多的财产。那么大家觉得通过这样的方法达到共同富裕可取吗？

学员：有种「打土豪，分田地」的意思。

戴：对，这个总结很形象。如果说我认为这种共同富裕是对的，让薄熙来这样的哲人王来操作，那么他就认为自己是可以给大家带来公正生活的人，就会用其他一切的方式。自建国来，我们有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化的过程。为什么会有这个过程呢？因为那时认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是一种剥削的关系，所以要把生产资料全部国有化，然后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可是结果却是共同的贫穷。他违背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只有在所有权比较明确的时候，我们才有动力去创造财富。这种体系和哲人王的体系是不太一样的。柏拉图不是让所有的财产公有，工人、商人、农民都可以去追求自己的财富。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区分，来建立国家的正义是什么。如果说一个卫士（保卫国家的人）来追求财富，这是不正义的。但是一个农民或者公民要去为国家服务，他也是觉得不正义的。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正义。这也是一个向外和向内的正义，向外就是国家的正义，向内就是个人灵魂的正义。每个人都有理性、激情、欲望，我们要怎么处理好它？这就是《理想国》所谈论的，既要讨论外部的世界，怎样是好的；也讨论内部的世界怎样是好的。2011 年 7 月 29 日我们写过一篇『方舟评论』 叫做《一号权力的分配，实现不了共同富裕》。我们在关注特别的现实的时候需要一个知识背景，需要知道什么是正义。靠权力分配其实是二次分配，我们每个人都要交税；还有一些慈善，属于三次分配（社会分配）；一次分配就是大家有自己的土地、知识，都有工作、收入。按照种类会有各种分配，而权力分配是二次分配。如果说我们第一次分配没有做好，土地、投资没有得到保障，这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二次分配时，是没办法达到共同富裕的，就像 49 年到 78 年这个阶段。

接下来谈论密尔的《论自由》，这本书跟柏拉图的《理想国》是非常不一样的，在《理想国》里把人分为金银铜铁四类；在《论自由》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有一样的权利、义务。它的核心是「真理是不是确定的」。就像刚才那位同学说他不确定现在是一个正义的时代。我没办法判断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但是要保证我们言论的自由。为什么是正义的，为什么是不正义的，为什么我们办法判断。这就是密尔的《论自由》里讲的第一个话题：大家要有思想自由，思想没有边界，必须要去想。比如我们现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虽然在公开场合不能谈论两党制，但在脑袋里要有这样的思想自由，要能够去想，一党制适合中国还是两党制适合中国？不要给我们的思想一个铜墙铁壁。

第二点是我们表达的自由。想了之后是不是要说出来，如果要，那我们表达思想需要有一个怎么样的制度、条件的保障。我们现在不能讲两党制，但 80 年代末在深圳有份报纸公开讨论过究竟是一党制适合中国还是两党制适合中国。这就是表达的自由、出版自由。网络媒体还是相对自由的，而传统媒体还是有禁区的。

第三部分讲的是个性的自由。就是我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实际上在柏拉图那里，你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是比较明确的，要成为政治的哲人王还是保卫国家的卫士，还是军商，都有确定的限制。但在《论自由》里是没有的。可能大家觉得自由是很好的，那么大家觉得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学员：不能侵犯他人合法的权利和自由。

学员：:我认为自由的边界在不同环境中不同。比如我在吸毒，那这是我的自由，没侵犯别人的合法权利、自由，那别人就不能限制我吸毒。还有就是一个人在家里和在外面，自由是不同的。

戴：2001 年德国有一个人发帖子招聘做游戏：你让我把你杀死，然后用任何方式吃掉。随后真有几个人去了，就有一个人跟他达成协议，但是这个发帖者还没将人吃完就被发现，抓了起来。那么按照你的说法，在不侵犯别人自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那么大家觉得有这种达成协议后吃人的自由吗？

学员：不可以。

戴：恩，我们要考虑，当你没有强迫别人时，不一定就是自由的。还有一个案例，A 同意做 B 的奴隶，供 B 驱使。也就是说，在一个现代社会里人有没有卖身为奴的自由？

学员：没有。

戴：还有一个，大家觉得你有自杀的权利吗？在《论自由》、《政府论》里，认为没有毁灭自己的权利的。如果在基督教传统里，你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有神意在里面的，你的生命不仅仅是你的，他可能是你的理性、你的良知，乃至你的身体，甚至可能是更伟大的出处。儒家文明里有一句话「身体发肤授之父母」，就是不能有一点损伤，更不要说有自杀。在儒家里，也不认为有自杀的权利。因为你的自杀可能会给他人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现代人都很重视权利，我的权利父母不能侵犯，政府不能侵犯，他人不能侵犯，是一个权利论者。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存在方式，对家庭的存在，对父母有责任、义务。举这些例子，我想说明的一点是，当我们谈论自由，追求自由的时候要小心，我们要考虑到他人。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觉得自己最重要的权利是什么？

学员：爱别人的权利。生存的权利。吃饭的权利。思考的权利。

戴：其实这些和下面要说的洛克的《政府论》有关。洛克认为最重要的权利是财产权。有了财产权，财产得到保障，你才有权利吃饭、生存，获取思考资料，和古今对话。当然洛克认为财产权利也不是唯一的，也包括言论自由的权利、出版的权利。大家要想最重要的权利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说生存权，59 年到 61 年中国大饥荒，据官方报道当时死了 1000 多万，按照杨继绳的《墓碑》统计是 4000 多万。为什么大家会失去这种最基本的生存权？还有一个说法是中国在文革时，只有一个人在思考——顾准。思考的权利、生存的权利没有了。我认为最基本的爱的权利是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爱。但是文革时候有很多子女检举父母有什么样的历史问题，说过怎样的话，这时候爱的权利也没有了。

如果我们做媒体，做评论，要有三种视角。一种是要有 35 年的视角，也就是从 1978 年以来社会发生了什么。77 年以前大家都不可以读大学、参加高考。我们要把自己的视角往前推，这个时候就到了 1949 年以后，这是 64 年的视角，1949 年以后中国发生了什么，49 年以后的正义。我们现在的英雄是商业英雄马云、柳传志、马化腾，我们都用 QQ、微信，光缆一断，可能几十万人受影响。这个时候的正义在柏拉图那里就是财富，这个是不重要的。回到 49 年，那个时候大家想要公平，不能有资本家，不能有特别穷、特别富的人，但实际的结果是大家都特别的贫穷。可是 49 年那时候的正义是所谓的平等。再往前推，到了 1911 年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最基本的价值是立宪和救亡。那时候的正义是君主立宪到后来的民主立宪，有两党政治或者多党，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是《政府论》里的的正义，对内保障公民权益，对外保障国家安全。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这点呢？他认为首先要保证财产权，然后是人身自由。而财产权又该如何保障呢？这个时候需要由人民自己选出来的立法机关——代议机构，比如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设置上是这样的，但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选的。《南方周末》的方舟评论里写过好几篇这样的评论，2011 年 9 月 2 日地方做选举，我们写过《莫轻视一张选票的分量》。大家有投过票吗？

学员：班级选班干部投票。

戴：有各种选举，我们可以选小区大妈，选小区人大代表，选市长。这些也是政治选择。但我们只能选择小的选举，不能选择省长、国家主席。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选票。我在 2009 年去选举我们小区的人大代表，流程是先登记选民，我当时是自荐选民，但受到一种力量，就决定我们这些自荐选民是不是来捣乱的，最终我被调到南方报系。如果你要关心你的权利、自由，那么你要搞清楚你有没有这个选举权、选举自由，然后又该怎么去实现。这也是《政府论》最核心的想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政府，我应该怎么做。比如你是大学生，那么有没有关心过校区选人大代表这事，有没有查过资料、问别人自己怎样才能成为一个选民。弃权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大家都知道要选的人很可能是选不上的，然后把大家鼓动起来做这样一个选择。但是你不关心这件事，那么你想要的权利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最近在争论柳传志的「在商言商」，他们有一个企业俱乐部，他们觉得商人就应该做好商人自己的事，不要讨论政治，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没有那样的能力的吗，实际上我们觉得马云的能力是很大了，如果我们跟着柳传志选择，媒体人这样选择，大学生这样选择，那我们的基本权利怎么来呢？可能是永远得不到的，必须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刚才说到自由，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国家通过立法剥夺大家的土地权利？

学员：有可能。

戴：洛克的书里限制了政府的权利，有些领域政府是不能参与的，不管是多数人同意，政府都不能去立法干预。比如说大家都在一起上课读书，有个长得不好看的学生，大家都不想和他一起上课，投票要把他赶出学校，那些学生是没有这样的权利的。大多数的权利和个人的自由之间有个紧张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民主与自由的冲突。我们老是说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更多的事自己做主；也总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自由，可是这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也相互冲突。其中一个最突出的冲突就是大家都还没有工作，没有交税，我已经工作了，每个月要交一笔税款给政府。这笔税款到底多大，实际上需要一套制度来决定。所谓的征税权就是财产权，政府想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拿走工作所得的一部分财产，这就需要大家来确定。

接下来分享第四本书《大学》。我们现在一般觉得个体是最基础的单元，所以个体的权利是最重要的。但在《大学》里不完全认同这个观点，《大学》讲的是「三纲理，八条目」。「三纲理」讲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里不会把个人的权利作为最核心的要素，它最核心的可能是「德、明德」。大家认为的「德性」是什么？

学员：内在的道德约束。

戴：这是从个体的范围来讲，如果将它向外实现的时候，《大学》里讲父子之间，父慈子孝；「君义臣忠」。这个在我们看来可能是比较保守的说法，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统治者要正义，下面的大臣、公务员要忠于职守。朋友之间讲究「信」，讲的话要算数；夫妇之间要「义」。这就是《大学》讲的德性。这种德性需要有方法去实现，就是「格物、致知、诚心、正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与柏拉图的文本有一种内在的结构相像。

《理想国》追求两种正义：国家和灵魂。而《大学》从「诚心正义」到「治国平天下」，实际上也是从内和外来讲。但柏拉图认为家庭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家庭让个人局限于自己的私利，可能就会置城邦的公共利益不顾。所以在希腊时代希望有个体主义式、原子体式的人。而在《大学》里，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个人的德性，包括治理国家的技巧都是从家庭得来的。家庭最重要的就是修身，就是说对自己的父母不要不孝不恭。还有比如说曾子的父亲打曾子时，曾子觉得自己应该很孝顺，不应该躲。孔子就批评曾子，如果你不躲，你父亲把你打死了怎么办？这是不是一种非常大的不孝顺，这是置父亲于不义，这样将来就没有人来养父亲。所以说孝顺不是说我们什么话都要听从父母，是有自己的权衡在里面。还有，父母做错了事，我们是应该义正言辞的指责还是找机会委婉的劝说？这就是儒家讲「孝」的时候最重要的地方。 《理想国》里设定了一种哲人王，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可以拒绝、俯视人的，不怕被俯视。《大学》认为圣人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孔子可能可以被称为「圣人」，那么颜回就不算，只能是「亚圣」。如果按照这样认识人的话，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国家实现正义的话，需要一个制度去权衡这些有可能会被俯视的人。在《理想国》用的是「财产公有」这种不给统治者贪腐的机会的办法。而在《大学》里，是诉诸于德性，一种内在的修养。实际上也是一种哲人王的模式。我们考虑中西方思想时可以做一下对比，《大学》这种思想治国实际强调的是「德治」。

最近 30 年来最讲究「德治」和「法治」的是江泽民。讲法治的时候，我们要讨论司法是否足够独立；讲德治的时候，要看政府讲的是什么。今天分享的书中，《理想国》讲德治法治，《大学》讲德治，《政府论》讲法治。我们做评论时，很多时候在谈论如何实现我们的法治，如何让我们的权利受到法律约束。另一面，我们也要讲德治，如果我们大学生没有追求在课堂上自由发言的权利，在网络上自由发言的权利，那么这时候法治是建立不起来的。法治需要德治作为基础，我们需要一拨有理想主义的人，第一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有了足够的权利，进而维护我们周围人的权益。可是有这样的负面案例，小悦悦事件。

小悦悦事件大家都知道的。两辆车碾过，当时有人想去救她，旁边就有人劝他不要惹麻烦。这就击穿了我们最基本的所谓爱的能力、爱的本性。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五本书《中庸》，3400 多字，讲了一个道理「天命之谓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德行。在基督教里，可能会解释为神意。在中国传统儒家里会解释成为什么要爱。就是说上天在造我们的时候就有这种能力在里面，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此时我们就需要反躬自问，自己的心里有没有善的能力？大家有吗？

学员：人心里都有「恻隐之心，怜悯之心」。

戴：可是为什么小悦悦这样的事会发生？摔女童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这是不是非常不仁、无爱？大家可以继续思考，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评论媒体人，我们要去追问这样的社会问题。不光向外追问制度，还要向内追问自己的人心。 我们总想改变这个制度，改变这个社会，建立民主的政治，可是最后要追问到我们的内心，当然这种内心不是天生不变的，「人性本善」的「善」不是说被随便摧残、压制还是那样，有可能慢慢地没有了，变小了，甚至非常残忍。我觉得能把小孩摔在地上摔死，这已经超出「人之为人」的底线了。可是我们的社会里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我在《南方周末》做评论的两个方向，向外追问我们的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司法制度、投票制度、高考填报志愿等等；向内追问自己的内心、社会其他人的内心、整个社会的精神状况、宗教。

我跟大家分享的五本书，是想探讨怎样将书中的理论与身边的现实相联系，当我们去思考现实的时候能找到一种怎样的理论资源。分享中西方不同的思想，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传统里，他们的答案不一定适合我们自己，我们还需要有更多思考的角度。如果做媒体，这些是需要的；如果去选择一个具体的职业，也需要结合中西方去考虑。

当要做决定的时候，要回到自己的内心，想想自己要过怎样的生活。

好的，就这些，谢谢大家。（鼓掌）

学员：老师您觉得2000年到现在，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状态怎样？

戴：从我参加工作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在传统媒体的领域，一直是比较紧张的状态，还好我们有网络，网络给我们相对自由的空间。虽然还没有合适的体制来管制，但相对是较好的。

学员：《南方周末》与日报有什么区别？

戴：他跟日报是有区别的，相对来说，思考的深度会较深。同样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角度。日报会更加及时，周报会更深入。

学员：您认为《南方周末》有没有绝对客观、理性的报道？

戴：我觉得，完全的客观理性只能在《理想国》里。我更认同的是在《论自由》里没有一个确定的真理摆在那里，下一步就是怀疑有没有确定的真相在里面。媒体的功能，就是在不同的角度去叙述，可能不会达到百分之九十的叙述，但我们希望达到百分之八十。比如说在这个场合拍了一下桌子，那为什么要拍桌子就要追朔到刚才你提问、我今天到这来。我们去看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层面，《南方周末》希望把这个层面往下更深一点。

学员：做一篇评论会不会要花很长时间？

戴：做评论是一个长期准备，今天会发生什么是我们不知道，但之后会去讨论，第一个你需要不断寻找信息，不出错；第二个你要有足够的角度、分析工具。其实找资料的过程，是一个记者最基本的素质，你必须要动用所有的资源。

学员：我想知道评论被撤掉一般有哪些原因？

戴：被撤掉的评论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因为禁令，还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作者的原因。讨论无禁区，新闻有纪律。媒体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但是能思考，能在网络上发表。

学员：能分享下新年献词的事情吗？

戴：新年献词是很偶然的，包括选择「中国梦 宪政梦」。只是因为当初我们的书记讲了依宪执政，要落实宪法，又讲了中国梦。当时我们的理解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最基本的保障就是宪政，要保障每个人是自由的，才有足够的创造力，自由的保障就是法制治，法治的根本就是宪政。所以我们选择那个题目。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这个事出来后会有这么多的人讨论宪政，我觉得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新年献词事情，而是后面有很多人写文章批判宪政，因为批判太违反常识、基本道理，使得大家对差不多快忘记的事情又产生激情，甚至成为社会运动，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大家可能对政治无兴趣，第二像柳传志这样说「在商言商」，也可能觉得做好自己就行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做好作为公众的责任，我不赞成更激进的方式，但我们还是需要再向前走。公共讨论是风险相对较小，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不讨论，我们还不知道有那么多宪政想法——宪政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宪政、西方宪政、儒家宪政。

学员：做评论和当初您的专业哲学是否有关系呢？

戴：哲学实际上还有一个定义，哲学是讲最根本道理的学问，不是打架的，不是投票的。做评论我觉得是满足一个人好奇心的最好的方式，它类似于从事哲学，哲学是一种静观，观察我们的工作、思想，评论也是在观察每周中国、世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在观察里找到应该采取的态度、解决的方向，这个实际上与哲学相互契合。我喜欢这个工作的原因就是在这里。至于说怎么写评论，一般都是瞎写，没有人告诉你要怎么写。把心里的话写出来，再经过指点，刊登得了奖，激励自己，然后就觉得自己可以做这个事，就关注社会现实，不断充实，便一直写下去。在 05 年之前可能我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比大家还要少，因为那时对现实不关心，直到《理想国》，慢慢开始关注社会现实、经济。

学员：您觉得报考志愿进入媒体好吗？

戴：因为是自己切身的经验，我同样是高考迷茫过来的。只有当你写的东西是从内心迸发，这个时候会印象较深。我做了这么多年评论，评论过我们的教育、司法、城管问题，所有这些评论最后都指向宪政，这些问题是可以找到根源的，大致归为宪政的缺乏。

主持人：我觉得我们在中国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作为读者、受众，我们应该警惕媒体。我现在和大家分享两件事情。我先说两个前提，我们很少在媒体上看到有关阿里巴巴的负面报道，而对腾讯的负面报道更多，为什么？因为阿里巴巴是在中国，无论在互联网企业还是中国传统企业中，它的公关做的都是非常好的，跟几乎所有媒体的关系非常好。这次阿里巴巴马云谈六四事件，还有一个前提是据网传阿里巴巴在今年年底很有可能股指登录在港上市，股指千亿美元。中国内地一家中型企业如果想从 A 股上市，媒体公关费一般在 600 万到 800 万之间，一般付给中介公安公司、媒体。我不敢断言这一定是个阴谋，但我觉得马云这句话能够被爆出来至少是一件很蹊跷的事情。媒体很容易标签化，《南方周末》说「在这里读懂中国」其实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经济观察报》说「理性、建设性」也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因为这样一句话没有上文、下文，我们理解一件事一定要有上文、下文，媒体没有办法是局限于篇幅有限，不能像一本书一样阐述一个问题，它只能提供一千字、两千字，但作为读者，我看到两千字可能都烦了，这就是为什么微博、微信大行其道，这就是这个时代。马云说：「一个人在有些时候做的决定往往不是最正确的，但是是最必要的」。他提到六四，很多媒体把这句话抛出来，但没有说上文、下文。马云说了个类比：「我为什么要把支付宝从阿里巴巴拆分出来，我为什么要离职？」这些或许我们都不知道，近万字的访谈我们媒体都不知道，我们这些读者知道的只是媒体告诉我们，好像马云要向右，也要像柳传志一样不谈政治，做好自己的就行。但我觉得作为读者，不要被媒体误导。

再谈下吴虹飞的事情，我觉得媒体需要给我们展现一个多媒体、多元化、多视角的角度，而不要健谈，给我们一种吴虹飞在微博上发说说因言获罪，很不自由的感觉。那么我想问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吴虹飞在微博上说了什么。我们先剖析下吴虹飞这个人，她毕业于清华大学双学位，是一个有高等学历的人，她是一个在新浪微博有 13 万粉丝的小公众人物。那我们再分析她在微博上说的：「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居委会，还有 MB 的建委。我不知道建委是个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的，但我相信建委里的一定都是傻逼，凡是建委里的人我一律拉黑。我想嫁的人是一个完全无节操的所谓好人，我才不会那么傻告诉你他的名字，等它炸没了你们就知道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小公众人物，在网络上发表这样的言论至少是不恰当的。我再分享一个案例，美国一个人在 facebook 上发表一条信息：我打算枪杀学校的儿童，然后吃掉他们——击中心脏。结果是从三月份到现在，这个人一直被监禁到监狱里。我们觉得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那大家对这件事又怎样看呢？我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吴虹飞说这样的话合适吗？

学员：我想知道加拿大监禁那个人是否是合法程序？这都是被忽视的。至于吴虹飞说什么，在边界以内都是可以的。你可以对她做一个道德的批判，但绝不能用法律制裁她。你觉得她不应该那样说，那只是你个人的价值判断，个人的价值判断是无法判断对与错的。

学员：首先我想问，如果我是有关部门的人，知道有人发这样的信息，我是否要做出相应的行动呢？这不仅关系到言论，而且关系到我们公众的安危。第二，我也赞成要时刻警惕媒体，但我觉得我们在看媒体报道时总是先入为主，很容易认同媒体所说的，《不分东西》这本书里说的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偏见。我们应该经过思考。

主持人：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感谢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讲座后我们可以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