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为何被边缘化?

2013-08-27 作者: 宿亮 原文 #政見 的其它文章

中国研究为何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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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学研究的主流分支,通过对不同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比较分析,对政治现象的发展有较强的解释力。不过,在美国比较政治学教学和研究中,大多数时候却难见中国问题的踪影。

事实上,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1986年就曾撰文指出,中国研究并没有在政治科学的发展进程中产生显著影响。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讨论世界历史中宏观、实质性问题。在当代比较政治学中,拉丁美洲、非洲和一些亚洲国家发展进程都成为重要的研究案例,这种现象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不断增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形成鲜明的对比。

多伦多大学学者玛丽—伊芙·瑞内(Marie-Eve Reny)的研究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佐证。她搜集了美国排名前50的大学和学院比较政治学学科的42份课程大纲,分析了课程的参考文献——这些参考文献集中了比较政治学授课者认定的该学科重要研究成果,其课程章节设置也体现了授课者对这一学科的理解。分析这些参考文献中涉及中国问题的条目,能够反映中国问题在主流比较政治学教学和研究中的地位。

在全部42份大纲中,19份有与中国有关的参考文献,总计35篇。多数资料仅出现在一份大纲里,而不是重复出现在多份大纲中,这说明这些文献对学科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相比之下,32份大纲中有136篇关于拉美的研究资料;28份大纲中有110篇关于非洲的研究资料;29份大纲中使用了98篇关于原苏联的研究资料;18份大纲中有关于中东的50篇资料;28份大纲中有21篇关于中国以外亚洲国家的研究资料。

就35篇涉及中国的文献而言,它们多数取自比较政治学教科书,而不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著作或学术文章。

就课程章节来说,在全部42份大纲中,只有5个有专门涉及中国的部分。

一些学者认为,比较政治学过于“欧洲中心主义”或关注美国霸权,但拉美、非洲、原苏联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频频出现否定了这样的说法。

瑞内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内政外交,中国研究在比较政治学的低“曝光率”并不正常。

至于原因。瑞内分析,这种现象首先与中国问题学者的研究方式有关。一方面,中国问题学者主要在政治学科下专注中国研究的“次领域”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这些文章集中在几本中国研究期刊上,如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Journal, 以及Modern China。瑞内分析的8名中国问题专家的文章,多数刊登在次区域研究刊物上。这与拉美和非洲问题专家把很多重要的结论刊发在政治学综合学术刊物上的状况完全相反。

另一方面,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和分析主要在中国政治理论框架下讨论,而不是在比较政治学基础理论框架,无法对学科下更宏观的问题进行研究。

最后,由中国问题研究所形成具备延展性解释力的理论分析屈指可数。比较著名的例子包括——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蔡欣怡2006年的研究强调:政治因果机制和中国政府机构在变革中展现弹性,认定中国政府机构在改革中具备一种非正式的适应机制。该项研究证明非正式机制能够保证特殊形态的资本主义存在,从而确保政权稳定。

美国学者季礼2011年针对中国的研究结论挑战亨廷顿的看法,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多年后,国家仍是最具理解力的研究单位,质疑亨廷顿提出的国家权力在新形势下弱化的结论。一些量化研究学者也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为比较政治学做出贡献。如梅拉尼·马尼恩2006年通过对草根选举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拉美政治案例研究的结论。

不过,除了这几项能够运用在比较政治学理论扩展的研究之外,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分析并不多,这也是比较政治学中难以纳入更多中国案例的原因。

另外,主流比较政治学过于强调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很难把中国崛起和发展的经验性研究纳入学科框架内。

瑞内认为,比较政治学对非西方式民主制度的研究存在偏见。主流政治学学者相信,中国研究在政治学中被边缘化是因为非民主机制难以用科学研究标准来分析,因为它们的决策机制并不透明。不过,对于不少中国问题专家来说,这种研究中面临“政策黑箱”的问题尽管存在,但与针对其他地区的研究区别不大。

作为西方主流政治学研究,中国问题在比较政治学中的“缺席”属不正常现象。随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理应成为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瑞内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学科发展特点的梳理,还为专注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参考文献】 Marie-Eve Reny, Review Essay: What Happened to the Study of China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1 (2011), 10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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