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科斯的遗产：开放思想市场 发展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最长寿的经济学家
全球最长寿的经济学家当数英籍经济学巨匠、新制度经济学之父、 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 Ronald Coase ）教授。他于美国时间 2013 年 9 月 2 日 因病去世，享年 102 岁。科斯教授于 1910 年出生在英国伦敦， 1932 年大学毕业，后赴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利物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任教。 1950 年，科斯移民到美国，先后于布法罗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任教，之后一直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和《法律与经济学杂志》主编，直至 1982 年退休。其后，他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荣誉教授及法律与经济学资深研究员。
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产权理论的奠基人。他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后续研究，把制度和企业引入了此前偏重诠释市场价格体系如何发挥作用的主流经济学，论证了企业、产权、契约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探讨了企业的边界，界定产权的交易成本以及效率，生产的制度结构。科斯的理论影响了张五常、茅于轼、吴敬琏、钱颖一、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樊纲、张曙光、盛洪、唐寿宁、韦森等在内的一大批富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著名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更是以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为立所之本。今年该所最新出炉的著作为张曙光和盛洪主编《科斯与中国》文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与此相应，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研究发挥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有关经济改革的话语体系和实践。科斯逝世之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第一时间甚至提出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学习科斯理论。
科斯的仙逝不仅是学术界的巨大损失，而是整个世界的巨大损失。就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仅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深远广阔的政策意蕴。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老制度经济学鼓舞了中国的革命走向"成功"，那么科斯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中国的改革走向成功的当然指导之一。科斯对于中国学界的最后正式勉励可能就是他 2013 年 5 月 6 日 祝贺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 20 周年庆典的亲笔祝贺："天则所无疑将在开放思想市场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一样，科斯年轻时信仰社会主义，但后来都成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但据说当他思考企业为什么存在时，他对列宁的"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工厂"的说法产生了怀疑，最后走上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
科斯还是个谦谦君子。他在 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典礼上致词时开门见山地承认，在他生命的漫长岁月中，他虽然结识过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从未指望自己能是他们中的一员，或走在他们的行列中。他认为，自己不曾有高深的理论创新，对经济学的贡献是促使我们的分析将经济体系的特征包容进来。他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同在Ｇ•Ｋ•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传说《看不见的人》中的邮递员那样，这些特征是如此的显然，以致很容易被忽略掉。他所作的事情就是指出，对于经济体系的运转来说，生产的制度结构是重要的。
贡
献
科斯因为对生产的制度结构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荣获 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杰出贡献是发现并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科斯的代表作是两篇著名的论文，其一是 1937 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该文以演绎推理的方法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这一重要概念来予以解释。这里，交易成本是指"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其二是 1962 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文结合简单的案例分析，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为零时合约行为的特征，批评了庇古关于"外部性"问题的补偿原则（政府干预），并论证了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市场交易即使在出现社会成本（即外部性）的场合也同样有效。科斯发现，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指财产使用权，即运行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换言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斯蒂格勒（ 198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科斯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
科斯教授上述短短的两篇论文，催生了此后巨量的跟进研究文献。这也为其在晚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奠定了基础。对于科斯的理论，并不是没有意见分歧。几乎科斯提出的每一种理论，都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比如，如果我们把企业视为"契约的连接"或者或者"契约的网络"，那么企业的边界存在模糊性。但是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的边界应该是明晰的，而实际上企业的边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不过进一步精准定义契约或者合约，就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科斯思想的方式来解决与此相关的企业边界问题分歧。理查德森就对市场交易做了较为精确的规定：在买方和卖方不接受其未来行为上的任何义务（无论这种义务是多么松散和含糊）的情况下，合作就不会发生，这种交易可称为"纯市场交易"。由此来看，很多合约属于企业合约和市场合约的混合。
有关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虽然存在意见分歧，讨论交易成本概念的问题也是有意义的，但是解决方法仍然是继续发展科斯的交易成本思想，甚至提出替代理论。但是，从真实生活中看，基于交易成本的科斯定理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最简单就是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养牛者的牛吃掉农夫的谷物的案例。单纯否认交易成本反而是经济学研究的倒退。
追求发展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科斯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把主流经济学从黑板经济学带回到"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 2013 年 1 月接受网易意见中国栏目采访时，科斯指出，原本由西方经济学家所垄断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是一个抽象并且不存在的世界，而他强调经济学应该分析、讨论真实的世界。他认为，这就是他的经济学理论和传统理论的区别。根据王宁 2010 年底对科斯的采访记录，科斯教授称"科斯经济学"或者"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为"正确的经济学"。而科斯自己则并不喜欢"科斯经济学"这一名称。科斯认为，"正确的经济学"应当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且如果加以适当运用，经济学应当能够阐明经济系统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当系统运行出现问题时该如何解决。
科斯和张五常强调自己的经济理论属于"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根据国内学者圈的一般理解，在其强调过程中，他们更强调基于案例研究抽象出一般概念和理论的研究。不过，这只是科斯方法论的一半。科斯方法论的另一半应该是演绎推理的方法。比如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就运用此种方法。奥地利学派的研究基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不是基于案例，而是基于演绎分析，由此建构概念和理论，得出一些普遍的经济学规律和定理，也属于后一种意义上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此外，一般的新制度经济学教科书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均衡框架，实际上有所背离了"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本人秉承英国普通法理念，其方法论有着较大的演化论特征。根据科斯的看法，经济学有很多方面要多向生物学和医学学习。这两个学科从细胞层次逐步上升到器官层次来研究人体的总体运转，不同器官之间相互协调方式，以及当某个地方出现问题需要修复时该怎样做。因此，科斯的演化视角不同于一般新制度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均衡范式，与哈耶克的认识论有着同源之处。
对中国的兴趣
科斯对中国的长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生而俱来的强烈好奇心有关。在科斯孜孜不倦的研究生涯里，推动他钻研的基本力量是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早在学生时代阅读马可•波罗游记的时候，科斯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科斯教授在 2010 年接受王宁采访时自述道，马克•波罗游记对自己印象深刻。他觉得，几百年前，早在西方世界崛起之前，中国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就，这个印象一直留在自己的脑海之中。
与张五常教授的交往增进了科斯对中国的了解和兴趣。科斯接受王宁采访时承认，很多年前，张五常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呆了两年，两人经常一起聊天，并很快成为了好朋友。科斯自觉这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这段生活对两人都获益匪浅。
张五常教授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阐释和拓展，不仅反过来影响了科斯，也影响了道格拉斯 • 诺斯，约拉姆•巴泽尔和威廉姆森。这样一大批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外加中国众多经济学家对之引接、阐释和应用，最终对中国的改革研究形成了重要的影响。在此，张五常教授在中国对阐述、传播和发展科斯的思想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
科斯与华人经济学家有着较多的交往。其中张五常教授自然当属首位。在 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科斯多次提及张五常教授的贡献。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科斯就极力建议张五常去香港大学任教，因为他认为香港大学是当时对中国最新的经济改革进行研究的最好去处。 1993 年，科斯邀请盛洪教授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作访问学者。近年来，科斯还通过科斯基金会组织并资助了 2008 年芝加哥国际会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30 年"，以及 2010 年芝加哥研讨会"工业的生产结构"。实际上科斯等于用他自己获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独自资助了会议。据科斯的助理王宁的介绍，在 2008 年芝加哥国际会议上，学者（包括来自中国和北美地区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历史学家，以及法学家等），中国的政府官员，以及企业家们共聚一堂，对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进行了深入探讨。
科斯教授对中国的偏爱，似乎也造成他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评估有些过高。从他与助手王宁的新作《变革中国》中可以看出，他似乎被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视作市场经济。科斯教授自然有其自身的衡量尺度。但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标准：一是要有大量独立自主的个体，二是要有较好的个人基本权利保护，尤其是私人产权保护。如果考虑到这两条，我国肯定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且过早肯定中国属于市场经济，不利于我国的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是当前 18 大 3 中全会最重要的议事日程。
批评中国缺乏开放的思想市场
科斯很早之前就希望开创一种开放的思想市场。早在 1974 年的一篇名为《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的论文中，科斯引用英国诗人弥尔顿 (John Milton) 在 1644 年富于洞察力的演讲词表达对言论管控和思想钳制的反感——"我们不能想象，将地球上的所有知识做成商品，像细毛制品和羊毛打包布那样做上标记，发放许可证……" 正如科斯在财经演讲中所言，"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也许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压抑思想市场只会遭至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能够培育宽容，这正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他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担忧中国缺乏一种开放的"思想市场"。 2010 年接受王宁采访时，科斯反对持不同观点者之间拼打得你死我活，认为：观点可以相互竞争，但持不同观点者是不需要互相杀戮的。 2011 年的 12 月 14 日 ，科斯出现在《财经》年会开幕式的大荧幕上，向与会者致辞。他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惊人成绩，包括经济开放之初中共领导人的"顺势而为"与来自民间充满生命力的"边缘革命"（也就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改革）。同时也坦率而忧虑地指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 ——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并指出，"中国现在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它是偏狭与自负的最好的解毒药，有助于培育宽容开放的社会"。科斯认为，如果政府试图管制思想市场，要么动机不良，要么根本无效，因而即使政府实现了预期的管制目标，也并不受人们欢迎。即使思想市场的管制者本身是知识分子（作为"思想生产者"），也于事无补。经济学上的解释是自利和自尊往往使那些来自知识分子的思想市场管制者"夸大他本人所在市场中的重要性"，更容易自以为除了他们自己别人都应该受到管制"。
在 2013 年初接受网易意见中国栏目采访时，科斯承认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就，改变非常巨大。但科斯认为，人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开放的"思想市场"，但是这终将会到来。从科斯看来，"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有着显著的区别。他认为：在商品交换市场中，任何一个人都能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对其他一部分人产生影响，他们只占到总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却非常重要。科斯指出：中国缺乏这样的思想市场，不过未来会出现；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将会受益于思想的讨论，并产生巨大的变化。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思想市场在我国虽然缺乏，但不是没有。这种市场目前其实很受社会各界欢迎，科斯与助理王宁合著的中文版《变革中国》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就是一例。它不仅激起了学界对科斯在书中所提中国需要"思想市场"的热议，而且销售量惊人。该书的英文原版 "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一书在 2012 年由帕尔格雷夫 - 麦克米兰（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公司和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共同出版。估计其销售不一定能够与中文版相媲美。在书中，科斯写道，"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与无知和偏执的无尽无限的斗争中，真理才会展现其面目；并且，没有真理可以一劳永逸地赢得胜利，也没有权威能够作为真理的决策者。"
寄希望于中国学人创建"中国经济学派"
1988 年，科斯曾给天则所盛洪教授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说，"我坚信对中国经济现在正在发生的，和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有深入的了解，会极大提高和丰富我们对制度结构对经济系统运行影响的分析。"在接受王宁采访时，科斯表示，他现在仍然坚信这一点，并且这个信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端正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这也正是他们所应该做的。
科斯认为，在中国，新的"好经济学"和新的"坏经济学"都有很大的机会。我们想要看到"好经济学"流行起来取得成功。这里，"好经济学"就是科斯所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或"正确的经济学"。科斯之所以坚持这一点，是因为他认为这跟中国现在对新的思想接受度很高的事实有关。旧的思维方式已经被抛弃，但新的方式还没有发展起来。他指出，如果他头脑中的"正确的经济学"首先在中国发展起来，那么就应该被未来的历史学家叫做"中国经济学派"。
2008 年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讨论会"闭幕’上，科斯闭幕辞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这也足见其对中国学人未来研究寄予厚望。
2010 年 12 月 29 日 ，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迎来 100 岁生日。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国内十余家学术机构将召开"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为科斯教授祝寿。在会议上，科斯发表了现场电视讲话。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在这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有很好的便利条件。他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将会研究整个系统，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体系中，研究就是老的产品的生产体系和新的产品生产体系。他宣告"科斯中国学会"即日已告成立，并寄厚望于这一新建机构。
科斯认为，新成立的这个机构能由学者组成，他们不是仅用一种方法，而是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找到适合他们的学术路径，给人们带来新的洞见和智慧。他非常期待能够对中国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学者所的研究工作。在王宁的采访记录中，科斯认为，该学会的主要作用应该是促进中国经济学家独立思想的发展。学会不是要发展成一个大的组织，而是要成为一个由很多学者群组成的网络。每个学者都应该竭尽全力对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每个学者群形成一个小团体，就中国经济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地区进行研究。我们要鼓励各种类型的研究，包括历史的，统计的，或者分析性的研究，只要这些研究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或变革提供了新的认识。这是得到全面的观点的唯一路径。学会应推动中国的"正确的经济学"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学家进行"正确的工作"的一个方法是创办自己的期刊。
在 2013 年 5 月 6 日 ，科斯向天则所茅于轼教授和盛洪教授致以亲笔贺信，祝贺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肯定天则所在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回归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正如文首所述，指出随着中国不断地发展，天则所无疑将在开放思想市场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天则所未来的努力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科斯教授曾对他的助手王宁博士说过，说自己有生之年没有到过中国，看来再也没有可能去中国了，是终生莫大遗憾。最近一段时间，科斯教授在筹备今年 10 月份访问上海的旅程，但是他的仙逝最终中断了他访问"东土大唐"本土的"中国梦"。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中国进行真实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科斯教授这方面的"中国梦"仍在这些晚辈身上继续。对于追随科斯思想的广大中国经济学者来说，诚如孙中山先生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相信终有一天，中国的学者能够拥抱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成就"中国经济学派"，实现科斯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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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兴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 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东西方文商研究中心研究员 ]
2013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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