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稳定增长，香港人为什么不满？
经济稳定增长，香港人为什么不满？
#香港
□“政见”观察员 杨鸣宇
近年来，香港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磨擦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发生了诸如皇后码头、菜园村高铁争议、反国教运动和最近的香港电视免费牌照等一系列事件。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和决定屡屡引起社会的不满，不过，单纯从统计数字来看，香港的整体经济自回归后事实上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社会不满？香港城市大学学者 方志恒 最近在学术期刊《Asian Survey》上撰文，认为关键原因在于：港英政府时期建立并有效运作的政商联盟(state-business alliance)在回归后的作用大不如前。
港英政府时期，主要权力都集中在港督手上，普通市民没有选举长官的权利。换言之，政府和市民之间并没有制度上的联系。因此，港英政府要对社会实现有效管治，必须借助一些中间媒介来完成。这个中间媒介就是企业家群体(business sector)。这些企业家不单对香港的经济有着重要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时亦是社会上的意见领袖。一方面，通过他们的居中调停，政府可以获得社会的反馈；另一方面，借助企业家的社会声望，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矛盾往往能够得以平息。
九七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事实上延续了和港英政府相同的管治策略。然而，企业家的社会中介作用却在不断减弱，作者认为原因有三点：
其一，新进入政府管治联盟的企业家缺乏足够的社会威望，并且和新生的公民社会和团体之间缺乏联系。
其二，一系列社会事件（例如数码港、西九龙艺术区等）使社会日益怀疑政府和企业家之间存在利益输送，造成社会对这个群体广泛的负面印象。
其三，香港的结构性贫富差距日益严重，而企业家群体提倡的“政府积极不干预市场”主义并不能回应社会的要求。
因此，简单而言，今天香港面对的管治危机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一方面，贫富差距引发社会日益不满，而基本生活物质的满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又促使更多的社会群体（由传统的社会精英如律师、医生转向普通市民）更积极地向政府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且议题的类型越发多元，除了传统的房屋、医疗和社会保险政策，亦包括环保、文化、保育和城市规划等新型议题。另一方面，企业家群体的中介作用减弱，降低了政府回应社会要求的能力和效率。
【参考文献】
Brian C. H. Fong.(2013). State-Society Conflicts under Hong Kong’s Hybrid Regime: Governing Coalition Building and Civil Society Challenges. Asian Survey, 53(5), 854-882.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