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行、学”是扩大内需的重点
“住、行、学”是扩大内需的重点
□“政见”观察员 王韬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在学界和政策界已获得广泛共识：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相比之下，国内消费则增长乏力。作为应对，近年来中国政府已采取种种刺激内需的措施，新一届领导层也将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多项改革举措也都指向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
但是，围绕这一议题仍有许多关键的问题有待厘清：中国国内消费真的如同主流观点所说增长乏力么？经济结构转型只是意味着抑制投资、增加消费么？刺激国内消费的政策重心应该在何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王国刚教授的论文《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该论文在今年7月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通过将消费内容分为“吃、穿、用、住、行、学”六部分，文章指出，中国国内消费率不断降低的主要原因是“住、行、学”方面的支出占比增速过慢。虽然从长远来看，扩大消费占GDP的比重是扩大内需的重心，但是在现阶段，要想提高消费率，就必须提高消费性投资，通过消费性投资增加“住、行、学”方面的供给。
所谓“住”指的是住房以及与居住相关的消费，“行”指的是医疗保健、道路和通讯等方面的消费；“学”指的是各类教育、文化、体育、娱乐方面的消费。
文章指出，在1994-2008十五年间，居民消费和居民储蓄大多数年份的增速都快于GDP，消费率下降的真实原因并非有效需要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在十五年间，“吃、穿、用”的各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与经济发展理论的预测是相一致的。相比之下，居民消费在“住、行、学”方面的占比则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增速在大多数年份却低于GDP增长。这些领域的支出比重上升速度无法抵消“吃、穿、用”所占比重下降，共同导致了消费率整体的下降。
因此，文章认为，“住、行、学” 是消费结构改善的主要内容。但是，“住、行、学”三个领域恰恰处于消费对象的相对短缺，供不应求，因此，要有效扩大居民消费，就必须首先增加供给。中国经济长期以生产性投资为重心，消费性投资则相对不足。具体而言，2004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一直比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卫生保障、公共事业等领域的投资高出5-20个百分点。
文章认为，通过扩大消费性投资的路径解决“住、行、学”消费不足的过程，同时就是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以此为基础，作者将新一轮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总结为：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要推动力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以城镇经济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衡量经济结构转型是否到位？最佳的标准是消费结构的调整、升级和优化。在温饱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对“住、行、学”领域消费日益增长的需求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那么该如何满足诸如教育、文化、媒体、医疗、保健、住房、体育等领域的消费需求？这些产品和服务是公共品还是私人品？文章认为，虽然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更多地赋予这些产品服务福利性质，但是发挥市场机制也至关重要。关键在于针对不同层次的供给区别对待。以教育为例，义务教育和部分公立大学应该是公共品，但是其他大学、职业教育等教育服务则应该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在所有这些领域，产业化和机制创新都大有可为，需要突破现有体制，深化体制创新。
围绕扩大内需、城镇化战略和经济结构转型等政策热点，这篇文章提出了许多有趣而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同于较为常见的观点，本文认为消费不足的原因并非需求不足，而是在“住、行、学”等领域的有效投资不足。但是，完全否认需求不足对内需不足的作用是值得存疑的。有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国居民对医疗、教育等领域的预防性开销是居民储蓄逐年增高的原因，这一部分预防性储蓄之所以无法转变为有效的消费，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花费过高有关。此外，我国居民收入虽然稳步增长，但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这些需求方面的因素同样不该忽略。
事实上，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非相互独立。按文章所指出，如果政府在“住、行、学”增加投资，提升必要的公共服务，这也有助于释放消费潜力，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仅靠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本。一面是对政府投资的仍然很大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居民收入提升的客观需要，如何平衡二者，须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问题上更多有意义的探讨。
【参考文献】
王国刚. “城镇化: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 经济研究 12 (2010): 72-83. </br>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