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军和游击队：民间反腐网站在中国和印度的迥异命运
正规军和游击队：民间反腐网站在中国和印度的迥异命运
□“政见”观察员 邵立
印度的民间反腐网站“我行贿了”（I-Paid-A-Bribe，IPAB）成立于2008年，用以搜集网民的各种行贿故事。截至2012年5月，该网站已经搜集了超过17000份行贿报告。到2013年1月，超过160万人访问了这个网站。IPAB在印度的影响力引发其他国家争相模仿。中国的此类网站也在2011年夏天出现并迅速发展，但它们大都很短命，不久就都消失在网民的视野里（详情可参见 《南方周末》 的报道）。
为什么民间反腐网站在印度可以坚持下来，在中国却有截然不同的命运？有学者认为，中国民间反腐网站的短命是由于言论环境的限制。但密歇根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 洪源远（Yuen Yuen Ang） 在学术期刊 《比较政治学》 上反驳了这一观点。她引用了前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讲话，认为中央政府还是肯定了反腐网站的监督作用。但地方政府由于直接受到监督，自然感觉到反腐网站的威胁。因为政府内部的态度本身矛盾不一，言论管控并不见得是中国民间反腐网站失败的主要原因。
洪源远的文章聚焦于中印反腐网站在组织上的差异。她认为，中印反腐网站在几个方面存在不同：
第一，印度的IPAB网站是由专业的非营利组织“贾纳格拉哈”公民民主中心（Janaagraha Centre）建立的。这个中心的目标是集中公民的力量来解决腐败问题，其运作相当专业，两位创始人均拥有美国的研究生学历——一位是耶鲁大学的MBA，另一位也曾活跃在美国著名的国际交流组织亚洲会社（Asia Society），被评选为“年轻亚洲领导者”。该中心有两个明确的任务：一方面，推动政府管理程序的改革，即研究公共服务中腐败频出的制度设置，并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例如他们曾向交通部门提交了将近四十页的研究报告；另一方面，他们致力于对公民进行法治教育，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并告诉他们如何避免和抵制行贿。
IPAB网站的建立，不是为了惩处某个受贿官员，而是为了反映腐败产生的系统性问题，从而改善政府治理。洪评论说，这个网站存续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印度允许这样的民间组织存在，也是因为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愿意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与此相反，中国政府不允许非政府组织拥有自主权去监督政府，也不允许没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介入行政改革的研究进程。中国民间反腐网站并没有一个强大而专业的组织作为依靠，因此大部分都是个人自己管理。很多网站管理者因为政治风险都选择了隐藏身份，他们建立网站的初衷是满足个人兴趣，有的甚至是为了赚钱。
第二，洪源远通过分析网站上行贿报告的内容发现，中国网站的目标比印度网站狭隘得多，仅仅将反腐视为惩罚“坏官”，甚至夹杂了泄愤和个人报复的内容。因为缺乏有效的管理，中国网站的目标和愿景都不清晰，尽管他们在“山寨”印度的IPAB网站，但既没有继承IPAB改革制度的志向，也没有达成公共教育的意愿。作者评论道，这种对惩罚贪官的沉迷实际反映了中国更宏观的政治环境：中国政府正是通过周期性的运动清洗贪官，从而有意避开了对孕育腐败的制度性原因的讨论。
第三，由于印度IPAB网站有明确的目标，他们给网民设置了严格的报告模版。他们严格区分了信息公开的范围。例如，所在城市、日期、贿赂的金额和贿赂过程是可以公开的，但因为这个网站不针对个人，涉及到个人的名字等信息就会被软件自动过滤。他们还聘请了网站管理员去删除诋毁诽谤信息。而在中国网站，行贿报告并没有固定的模版，网站管理员没有计划去搜集贿赂信息来调查腐败的规律，而是仅仅提供了一个平台给网民讲故事。结果，网站的报告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夸张和挑衅性的语言被大量使用。另外，由于缺乏严格的版规，这些网站并不能保护个人隐私，被举报人的手机号和名字经常被曝光在网上。
第四，印度的IPAB有专业而稳定的资金来源，他们接受个人和机构捐款，资助机构包括慈善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有像戴尔和谷歌这样的企业。他们的年度财政预算都公布在网上供公众和捐款者查询。而中国的网站则大都是网站管理员自己掏腰包。由于预算吃紧，中国的民间反腐网站还提供“增值服务”：网民可以承担网站管理者的食宿差旅费，让他们去所在地进行调查，并对官员的所作所为进行“爆料”，提高公众的关注度。更糟糕的是，有的网站管理者还接受“有偿删帖”，接受被举报人的贿赂删除举报信息。
作者认为，印度的IPAB网站在一个专业组织管理之下，像一支正规军，而中国的民间反腐网站则像缺乏组织和目标的游击队。她提出，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的限制，让民众无法进行专业的自我组织，缺乏“自我治理”（self-govern）的培育。互联网貌似降低了民众参与的门槛，却由于匿名制度，降低了人们履行公共责任的信念，恶化了公民社会的建设。网民反腐的逻辑，反映出执政党“运动式反腐”的“坏官”思维和话语。
相应地，作者认为要谨慎对待“网络反腐”的乐观情绪。首先，这种举报方式可能成功打击了几个不走运的贪官，但不能提出防止官员“前腐后继”的制度方案。其次，由于官员的职权范围模糊不清，他们很有可能被“错打”，这会导致地方官员在施政时畏手畏脚，反而损害了地方治理。 </br>
作者最后总结道，新媒体的“革命性潜力“不应该被高估。新媒体可能降低了政治参与的壁垒，但一个孱弱的公民社会，在新媒体的环境里，依然会弱不禁风。
【参考文献】
Ang, Yuen Yuen. 2013. Authoritarian Restraints on Online Activism Revisited: Why “I-Paid-A-Bribe” Worked in India but Failed in China. Rochester, N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SSRN Scholarly Paper. http://papers.ssrn.com/abstract=2244661 (December 16, 2013).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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