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会见中国网民与“回旋镖”理论
克里会见中国网民与“回旋镖”理论
前些天美国国务卿克里来中国访问，离开北京前和四名活跃在社交网络的媒体人见面，被要求关注中国的网络管制问题。这些媒体人的做法被《环球时报》社论评为“好萌的表演”。
其实，在国际政治研究里，这种“表演”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早在1998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玛格丽特·科克（Margaret E.Keck）和明尼苏达大学的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就出版了专著《无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探讨国际NGO如何通过跨国交流，来影响政府之间的政治。
她们把NGO的跨国交流分成三类。在这里只介绍和克里访华相关的一类：回旋镖模式（boomerang patterns）。回旋镖是这样一个略带弯度的棒状物体。你也许猜到了，它的特点有点像飞盘，扔出去之后会自己飞回来：
两位学者发现，假设有一个国家叫A国，里面的人民群众对政府不满意，但因为沟（gou）通（jian）渠（he）道（xie）缺（she）失（hui），这种不满便很难通过国内途径向领导人反映。因此，A国的NGO便行动起来，将相应信息传达给B国的NGO。而在B国，官民沟通渠道相对通畅，B国NGO能直接跟自己的政府沟通：你看A国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你居然还跟他们政府称兄道弟？
于是B国政府受国内压力影响，便会对A国政府说，哥们收敛点，要不然家里鸡犬不宁，到时候别说做生意，搞不好我总统都做不成。A国受制于国际压力，回应了A国人民的诉求。于是，A国人的不满，经历“出口再进口”的方式回到A政府的办公桌上，就好像一只回旋镖飞出去又飞回来，因此被称为“回旋镖模式”。
回旋镖模式在什么条件之下容易成功呢？首先跟A国社会反映的问题有关系。两位学者发现，如果这个问题涉及到某弱势群体受到人身伤害，或者是跟机会平等相关的话题（例如奴隶制或妇女平等），更容易激起B国人民的同情。另外，A国人民诉求成功与否还和“回旋镖飞行”中各方的实力有关系：A国的NGO要能和B国取得联系；B国NGO要有能力沟通政府和媒体；B国政府要承诺过保护相应的权利，认同A国NGO所提出的诉求；最后，A国政府的自主性也很重要，他们受不受B国的压力或者其他国际组织的制约，也决定了回旋镖能不能起作用。
《无国界的活动家》出版于1998年，那时NGO之间的国际交流比个人交流更频繁和有效。在克里访华的这件事之上，我们能看到回旋镖理论在互联网时代的进化：社交网络已拥有了跨国的属性，个人“自媒体”能具备与非政府组织相似的影响力。B国政府和A国社会之间已经不再需要B国的NGO作为中介，而仅仅依靠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就能激活彼此的联系。正如书中所说，国际倡议网络的核心是信息的散布和传播。那么，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也就改变了国际社会的行为模式。
但是回旋镖的基本路径还是不变：一国民间人士向另一国政府倾诉不满，然后希望另一国政府向自己政府施压。《环球时报》社论的态度也反映了理论的推演：中国不会轻易受到美国的施压，所以回旋镖模式效果很有限。
其实，国内有一个专门的词汇来描述这种行为：“告洋状”。例如，在外媒实习工作过的童鞋们都清楚，每天都有操着各地口音的人打电话来反映各种不公。这时往往只能边安慰边委婉拒绝。记者们虽然号称无冕之王，但对大多数埋怨往往无能为力，搞不好还会（bei）引（tui）火（xia）上（di）身（tie）。也就是说，民众大多数的回旋镖都未能起飞。
而且，去使馆区“告洋状”被许多地方政府视为“非正常”信访活动，是违法行为。例如：
- 河南省政法委书记:可以上访 但不能告”洋状” （河南）
- 中共哈尔滨市委办公厅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哈尔滨市重大紧急信息报送标准和时限的规定（修订稿）》的通知 （黑龙江）
- 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无理访 （河北）
- 《信访条例》宣传提纲 （吉林）
当然，最著名的例子来自某市前副市长，结局大家都懂得。
另：要想看成功的案例，请收看《纸牌屋》第二季有关哥伦比亚的剧情。
参考文献
- Keck, M. E., & Sikkink, K. (1998).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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