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改革必将具有日益明确的中国性
中国政治，曾经严重偏离道统
新浪网：
你始终在强调一个“道”的概念，那到底什么是“道”？
秋风：
每个文明 - 政治共同体都从某个时间点上出发，逶迤而行，身后留下一条路，身子就在这条路上，并且，必定沿着这条路继续向前走。道就是对这条漫长而没有终点的路的形而上表达。每个文明 - 政治共同体都有其道。政治在道上，则社会秩序稳定，人心安宁。不在道上，必定社会动荡，人心焦虑。英国保守主义之精髓就在于董仲舒所说的改制而不易道。
中国之道，凝定于尧舜禹，经过商汤、文武周公，至孔子，删述六经，中国之道可道、可传、可学。儒家守护、传承之经学，就是道学。孔子之后，守道必定尊孔、重儒。秦汉以来，不断有一些政治力量偏离道统，但明智的统治者最终会通过尊儒，回归道统，从而奠定长治久安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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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每一次社会变革其实都与文化有关？
秋风：
现代中国政治，曾经严重偏离道统。
理解中国现代政治，关键在理解文化立场。如同张之洞《劝学篇》所展示的，现代中国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学、西学，或者更准确地说，如何处理中体、西学的关系，由此而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之分。政治激进主义贯穿二十世纪，其根源则在文化激进主义。
这种激进主义初现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尽管后来康梁皆有保守化转向），成熟于新文化运动，大规模实践于二十世纪中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其巅峰。二十世纪中期政治之根本宗旨是建立一个乌托邦，为此，不能不首先清场。因而，现实的政治就呈现为以各种形态展开的摧毁中国文化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命名就清楚指出了其用意：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彻底的大革命。其中有一个议题：“评法批儒”。
彼时，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一切领域之制度与政策，皆由此立场所决定。由此所塑造的中国，与此前的中国截然断裂。
因此也难以持续，而有七十年年代之深重危机。危机逼退了激进主义，中国开始保守化转向。其具体表现是，逐渐调整了对传统、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态度。
中国正在归向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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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激进思潮从何时起开始逐步转型？
秋风：
文化政治转型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步由邓小平迈出。邓小平在 70 年代末提出“小康社会”目标，一直沿用至今。“小康”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这一用语具有极大文化象征意义，它用一个中国式平实的社会理想，替代了外来激进意识形态描绘的乌托邦。它表明，中国人将追求自己的传统理想，则其道路当然也将是中国的。
接下来值得注意的是八二宪法序言的重大调整，在此之前的 1949 年共同纲领、 1954 年宪法、 1975 和 1978 年宪法，第一段都是革命和继续革命的叙事，八二宪法序言却这样开篇：“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宪法中，历史和文化率先登场，此序言以历史消解权力，以文化消解革命。它承认了中国文明相对于革命之优先性，宪法开始顺承生活。正是宪法序言这一调整，开放出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之巨变。
至江泽民，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目标，政治之中国性不断强化，且日益聚焦于中国文化。胡锦涛、温家宝提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观念，都立足于传统中国政治理念。过去时间大规模兴办于各国的汉语教育机构，被命名为“孔子学院”。 2011 年底，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对党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予以了全新的界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不是描述历史，而是宣示执政党关于中国文化之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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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从文化复兴的角度理解“中国梦”？
秋风：
习近平当选为总书记后，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共的责任，并将其概括为“中国梦”。在“ 8 • 19 讲话”中，习近平论述了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将要走的政治道路之间的关系：“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历史传统、文化积淀成为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11 月 26 日 ，习近平来到曲阜孔府考察，并表示，要仔细看看《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习近平在于专家座谈后发表讲话，首先坦率承认二十世纪中期错误文化政策的错误：“传统文化受到了破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严重，批判一切，老祖宗好的东西也批掉了，如批师道尊严等，内伤是很大的。直到现在仍有负面影响，在造反有理的旗帜下，什么都可以破坏。”另一方面，又指出，及时到今天，“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是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传承”。而习近平在讲话前后说了意思大体相近的话：“我这次来曲阜就是要发出一个信息：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李克强的人生中，最可注意的是六十年代后期跟随桐城派后学李诚先生学习国学五年的奇特经历。有其文化熏陶，他才会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有这样的表白：“在我个人的经历中，从读书、做事、文化熏陶当中，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这九个字，具有深邃的中国文化内涵。坊间流传一个说法，李克强就任总理签署的第一份文件是，批准建设中国国学中心。
这种文化立场已经开始渗透到政策中。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教师法》修订意见，教师节日期调整到孔子诞辰日。中小学教科书也将大幅度增加中国文化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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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种转变意味着什么？
秋风：
由此可以看出，过去三十年间，中共领导人对中国文化的立场在持续变化，从最初的全盘反传统，到今天大体肯认儒家，而具有文明复兴之自觉。七十年代开始、但尚不自觉的保守化过程，到现在，已跃上政治自觉的层面。中国正在归向道统。
政治领导人文化立场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必定复兴。文化复兴，也即另一种形态的文化创造性，归根到底取决于精英的保守主义的创造性，尤其是价值、思想、知识、宗教、教育等领域中的精英。但是，政治环境的大转折，可带动文化资源配置结构之大调整，为文化精英之创造性努力拓展更为有利的空间。
文明复兴，全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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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文化复兴与社会转型的关系？
秋风：
领导人文化立场之大转折，已推动中国政治的大变化。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与国民价值、法律与生活、权力与文化之间的紧张、冲突正在逐渐缓解，政治的极端性正在缓和。一种更为开放的、包容性的政治是有可能出现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应当置于这样一个文化框架中理解。也就是说，当下中国政治的主线，可用八个字概括：文明复兴，全面改革。全面改革是政治的显性线索，文明复兴是政治的隐性线索。两者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正是文明复兴的自觉，让中国政治正在艰难地走出意识形态时代。必然还有反复，但趋势是相当明显的。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日益强化。也正是文明复兴，催生了全面改革。若无文明复兴维度，就不可能有这么一个自觉而全面的改革方案：正是实现文明复兴的目标，要求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反过来，文明复兴目标也将全面改革纳入一个确定的中国轨道：本轮改革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两轮改革最大的不同，在于文明自觉。全面改革并不是全盘引进外国既成制度，本轮改革中陆续出台的新制度，必将具有日益明确的中国性。在关于城镇化的诸多描述中，已可见端倪。 2014 年及其以后，中国轨道上的制度创新将会陆续展开。
【 秋风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
2014 年 03 月 12 日
文章来源： 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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