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支持草根非政府组织?

2014-04-18 作者: 刘冉 原文 #政見 的其它文章

谁在支持草根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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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观察员 刘冉

近年来,中国草根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急剧上升,它们对公民社会的动员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顾名思义,草根组织是生长于民间、独立于政府之外运作的非营利机构,那么它们的发展资源从何而来?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三位学者安子杰、陶林与陈健民通过对位于北京、广东和云南的263个草根组织进行了调查与访谈。他们发现:这些机构能够动员的人力资源包括志愿者、理事会,以及非正式的政府关系。而在资金支持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和议题差异。

研究者选择北京、广东和云南作为研究区域,是因为此三地草根组织活跃,且工作领域有一定区分。其中,首都北京集中了大批注册和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工作领域涵盖本地和全国范围内的多种议题。云南省经济发展滞后且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因而哺育了关注环保和扶贫的草根组织;由于艾滋病感染问题较为严重,这里也聚集了一批艾滋病关怀与防治机构。广东因其繁荣的经济和相对开放的政策环境,受全球市场和国际组织影响较大,因此民间志愿组织发展早于其他省份;此外,因省内聚集大量外地农民工,也由此哺育了较多关注劳工权益的机构。在其后的问卷调查和访谈中,研究者也印证了草根组织的工作领域与地域具有一定相关性。

接受调查的263家草根组织中,70%并未在国内注册为社会团体——这其中包括了不同的状态:未注册、注册为商业公司、挂靠其他机构,或在香港注册等。北京是注册社会团体比例最低的地区,但与此同时彻底未注册的团体比例也最低,这是因为大批机构选择注册为商业公司(55.4%;广东为19%,云南为8.7%)。研究者指出,这可能是由于首都的特殊政治环境导致政策管理较为严格,而广东与云南的气氛较为宽松,对非正式组织文化和个人关系网开一面。

研究者发现,虽然缺乏政府支持,但草根组织具有较强的社会人力资源支持。首先,28%的机构没有全职雇员,工作全部靠志愿者完成;另外45%的机构雇员少于六人,在项目运转时需动员大批志愿者;所有机构中,超过92%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志愿者。研究者认为,全职员工的缺失体现了草根机构在资金和吸引力上的劣势,但志愿者的支持体现了一定的社会认可。

其次,除志愿者动员的社会能量之外,理事会也为草根组织带来了资金和政治保护。尽管中国的民间组织注册程序并不要求成立理事会,但近年来愈来愈多由国外基金会组织的NGO培训项目令理事会渐渐成为NGO标配。总体来看,58%受访机构有理事会,其中北京比例最高,达73%;而在所有设立理事会的机构中,74%的理事是无薪的。尽管理事会的工作效果仍有争议,但其存在本身能够增强草根组织在国外基金会中的认可度。

草根组织所动员的第三类社会资源是与政府的非正式关系。尽管70%的受访机构处于不完全合法的“灰色地带”,但却有近半数机构(46%)至少有一个关系紧密的政府机构或人员;这种联系可能开始于机构成立之后,也可能植根于机构成员此前的个人社交网络。这一点在北京和云南尤为明显(分别为54%和52%),在广东则比例稍低(34%)。这可能是由于政治资本在北京更为重要,而云南的HIV关怀组织更需要从卫生部和相关部门申请资金。

在资金来源方面,研究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地域、议题、成立时间和注册身份对机构获得的资金支持有显著影响。其中,位于北京的组织在争取国内外基金会资助和商业公司捐款上具有明显优势,因此资金来源也最为多元;拥有合法注册身份的组织更受基金会偏爱;艾滋防治议题则在吸引国外基金会上最为成功。然而,值得警惕的是,有23%的机构八成以上的资金都来源于基金会,这种过于单一的资金结构意味着较弱的应变性。例如,2013年全球基金(Global Fund)宣布撤出中国,这可能对HIV关怀机构造成严重打击。

在政府支援方面,HIV议题明显最受政府部门关注,其他议题则有很少几率能够获得政府支持;有明确章程的机构、注册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团体的机构更容易获得政府支持。此外,成立时间较长的组织更容易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事实上,成立于1990年代的许多组织,其领导者自身就拥有广泛的人际关系网。

此外,尽管未注册机构不能公开募款,但半数机构曾接受个人捐款,且个人捐款者更偏爱未正式注册的组织。然而与助学机构和劳工机构相比,个人捐款者对HIV关怀机构似乎不感兴趣,这可能说明此类机构在获取社会支持方面存在先天的道德劣势。

研究者总结并指出,在支援草根组织方面,基金会和政府机构的偏好较为一致,而个人捐款者的偏好与之明显不同;这一差异可能会随国内基金会的增长而愈发显著。因此,处于灰色地带和致力于非HIV议题的草根组织需要继续滋养和依赖其社会土壤,志愿者和个人捐赠者将对草根组织的多元发展起到核心作用。

【参考文献】
Spires, A. J., Tao, L., & Chan, K. M. (2014). Societal Support for China’s Grass-Roots NGOs: Evidence from Yunnan, Guangdong and Beijing. China Journal, (71), 65-90.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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