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从货币垄断走向货币竞争
古代的货币是私人货币。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历史并不长，但却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想当然的标准做法，也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各国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但它们不仅不能保持币值稳定，而且是通过增发货币推行通货膨胀的罪魁。需要反思中央银行体制和政府垄断货币体制的弊端，告别货币垄断，走向货币竞争。
哈耶克的货币去国家化方案
哈耶克在其 1976 年问世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在一般产品与服务市场上自由竞争最有效率，那为什么不能在货币领域引入自由竞争？他的核心论点是：只有废除各国政府对其货币创造的垄断才能实现价格水平的稳定。他提出并论证了一个革命性建议：废除中央银行制度，允许私人发行货币，并由其展开自由竞争，这个竞争过程将是发现最佳货币的程序。在此哈耶克运用了他此前提出的“作为发现程序的竞争”。 这意味着，竞争是发现更稳健货币的程序。哈耶克认为：如果政府控制货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金本位制好于任何其他制度；如果打破政府的货币垄断，那么就连黄金也不如竞争性货币那么可信赖，因为竞争性纸币的发行者有着强烈的动机限制其数量。
哈耶克由此提出货币的去国家化方案，为颠覆由国家垄断货币发行的主流货币制度观念做出了一次重大的尝试。 但是，长期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去实践哈耶克的货币去国家化方案，当然也没有带来相应的政策效果。不过，并不是说不存在货币的去国家化做法：香港的货币体制就是三家商业银行发行港币的成功体制。
现实世界的哈耶克方案实践
目前全世界正在进入互联网金融时代，这为各国放弃货币垄断体制、走向货币竞争体制提供了契机。比如中本聪于 2009 年首度开创的比特币就作为私人货币对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提供了挑战，成为实践哈耶克货币去国家化的最成功推手。
比特币以分布式的去中心化的发行机制，对各国政府的单中心货币发行结构构成了挑战。它通过依赖一种开源软件、建构其上的点对点 (P2P) 网络和特定加密算法通过大量的计算产生，相当于通过一种线上采矿发掘的方式产生，类似于现实世界挖掘黄金。它的交换也类似于现实世界交换黄金。它也是一种不会贬值的货币，这是因为他的最后总数量将被永久限制在 2100 万个，具有很大的稀缺性。而且它作为支付手段总有发挥其作用的地方：使用者可以用比特币购买一些虚拟物品，比如网络游戏当中的衣服、帽子、装备等，只要有人接受，也可以使用比特币购买现实生活当中的物品。从进一步看，比特币的交换优于黄金的交换。比特币使用整个点对点网络中众多节点构成的分布式数据库来确认并记录所有的交易行为，并使用密码学的设计来确保货币流通各个环节的安全性。点对点网络的去中心化特性与算法本身可以确保无法通过大量制造比特币来人为操控币值。基于密码学的设计可以使比特币只能被真实的拥有者（拥有密钥者）转移或支付，这也确保了货币所有权与流通交易的匿名性。
当然，比特币交易平台仍然比较脆弱。今年 2 月份，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日本 Mt. Gox 比特币交易所就因为遭受黑客攻击而损失 85 万枚比特币，市价近 5 亿美元。该交易所已于当月宣布申请破产。这就是例证。这说明比特币的交易平台安全仍需增强，也需要防范平台管理者自编自导比特币失窃案的可能性。
上述最新的比特币危机给交易者增添了种种担忧。不过，虚拟货币制度的安全性也必然会在演化中增强。而且，货币的去国家化并非一定要仅仅依托比特币之类的虚拟货币。哈耶克在其大作中虽然提到了历史上苏格兰等地实践竞争性货币的例证，但并没有提到香港的经验。
其实，香港恰恰是一种货币去国家化的体制。香港长期以来实行这种私人货币竞争体制。三家商业银行为发行港币提供足额的美元准备，也就是 100% 的美元准备。实际上足额准备有相当好处。目前所谓的法定货币，即“ fiat money ”，也就是现代中央银行依法发行的纸币，准备不足。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包括美国，欧元区，日本和中国的中央银行，大量滥发这类法定货币，导致货币不断贬值，无一不陷于败德行为。
除了根据足额的等值第三方货币准备发行货币之外，还可以引入德国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瓦尔特•欧肯所倡导的商品准备货币。它们即可以由中央银行发型，也不排除由商业银行发行。央行周小川行长曾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提出过商品准备货币。
进一步而言，除了足额准备之外，还有一种足值或者超值“信用准备”的货币，那就是类似比特币这样的货币。随着今后比特币交易安全性的提升，其足值或者超级“信用准备”的强处甚至超过以第三方货币或者商品进行足额准备的货币：只有这种足值或者超值“信用准备”的货币才是不贬值、甚至升值的货币。
货币数量论意味着内化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
虽然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且是多年的好友，均坚信个人自由至高无上，在很多方面有着共同的理念，但是两者在货币领域恰恰是个例外：两者互不看好对方的货币理论。 弗里德曼最初对哈耶克提出的货币的去国家化设想不以为然，而热衷于自己的货币数量论。 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人们对于货币的需求是相对稳定的，至少是可预测的。因此，货币数量的变化必定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重大影响。货币数量较大幅度的变化，尤其是货币数量大幅度的增加，相应地将必定带来商品价格的大幅度变化或通货膨胀，而商品价格的大幅度变化特别是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的典型货币政策应用是德国联邦银行的长期货币政策实践：首先把以维护币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影响变量设定为物价稳定，然后确定下一期间年度预期物价总水平的增长率上限，再确定预期 GDP 的实际年增长率；在此基础上，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确定为预期物价总水平增长率上限与预期 GDP 的实际年增长率之和，外加上下浮动幅度，由此形成货币供应量“走廊”。这种典型货币政策应用的问题是把通货膨胀作为经济系统中不可避免的给定因素加以处理。可以说，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把通货膨胀视为不可避免的因素而内部化于其货币政策之中。
德国联邦银行实践货币数量论基本上是成功的，属于西方国家中的典范。但其结果仍然是温和的通货膨胀，只是相对于其他主要国家而言在维护币值稳定目标上表现较好。其立足基础包括：第一，经济体是一个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第二，由中央银行来垄断货币发行；第三，中央银行要保持独立性。更为重要的是，还需要对政府权力实行有效制衡，有效限制政府的货币发行权力。第四，中央银行需要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而其他目标，比如促进经济增长目标，需要让位于这一首要目标。
中央银行悖论：币值捍卫者制造通货膨胀
即便参照联邦德国过去的货币数量论实践，也要考虑到其缺陷。而且，无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选择货币数量目标法，通货膨胀目标法还是两者的结合，中央银行均面临一个悖论：它们作为币值的捍卫者制造者通货膨胀。
第一，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均从来不是真正成熟的经济，货币化在不断进行中。而发展中国家则更甚：这些国家的一大块经济往往还没有货币化，每年发生或多或少的经济货币化，同时存在两种经济货币化，即广度上的和深度上的经济货币化。经济货币化的程度，中央银行很难把握，也很难确定某种所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增量。再加上货币流通速度变动不居，而且总量意义上的货币流通速度只是一个概念，只有各单个微观主体层面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真正可以测算。确定最优货币供应量区间谈何容易！
第二，中央银行也无力真正垄断货币发行。虽然号称中央银行垄断货币，但是私人部门创造的货币或者准货币仍然层出不穷。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央银行垄断货币的“绝对命令”已经失灵。市场自己创造力众多的货币。比如，比特币，莱特币，支票，商业票据，其他商业信用， Q 币，都是货币或者准货币。此外，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也是货币创造的过程。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垄断银行业的时代，中央银行行长和银监会主席的级别是正部级，国有商业银行行长的级别是副部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归财政部管理，但行长级干部归中组部管理。国有商业银行的“独立性”并不差，其系统可以创造大量存款货币，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中央银行，甚至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形成倒逼机制，单单这一问题就足以让中央银行失灵。
第三，东西方主要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或多或少受到政治的影响甚至主导，很难得到保障。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维护币值稳定的首要目标虽然或多或少通过法律有所规定，也大同小异，但是往往由于政府的经济增长和其他目标而牺牲币值稳定的首要目标。更有甚者，无论是宪政国家还是非宪政国家，主要国家的政府权力在货币政策上并没有得到有效制衡。在这个方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较之于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差强人意。
第四，中央银行为维护币值稳定，一般采取三种方法：货币数量目标法，通货膨胀目标法和综合目标法。正如上文所述，联邦银行在引入欧元之前的做法为货币数量目标法。与联邦银行不同，英格兰银行采取通货膨胀目标法，欧洲中央银行采取综合目标法，综合了货币数量目标法和通货膨胀目标法。所有这些方法都没能挡住政府通过增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的步伐。比如，从 1978 年到 1990 年，英国的生活成本已经上涨了 230% 。
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联邦银行式货币数量目标法和英国式通货膨胀目标两者的综合。但是两者均把通货膨胀内部化于政策当中，视每年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为当然。这样一来，通货膨胀就成为中央银行垄断货币的可悲恶果。
主要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形成恶劣的败德样板。比如，中国“量化宽松”政策一直存在。普通百姓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货币增发、物价上涨。据统计，从 1998 年至 2013 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保持了 2-4% 的增长水平。若按此速度测算，物价在 25 年左右会翻一倍。而在西方国家中，正式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始作俑者是日本银行。 2001 年 3 月 19 日 ，日本银行正式宣布推出“量的金融缓和”政策，这就是“量化宽松”政策。日本银行此前也曾多年认为量化宽松无效而拒绝推行。 2007 以来，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的中央银行先后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以牺牲币值稳定为代价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败德行为为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立下了十分恶劣的败德样板。
货币的未来
无论如何，哈耶克的如下看法是正确的：历史基本上就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过程。当然，他指的是近代以来的历史。
虽然弗里德曼长期不看好哈耶克的货币去国家化设想，但是他在晚年，也就是在 1987 年与施瓦茨（ Anna J. Schwartz ）合作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表现出自己对哈耶克货币去国家化设想的兴趣和赏识。
货币的去国家化，尤其是货币竞争体制，仍然有待市场继续发力推进，单靠政府的回心转意是遥不可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得好：“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份量，次第削减”。哈耶克也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的序言之开首引用了这段话。时过境迁，政府形式在变化，一些国家的臣民现在叫公民，但是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仍然通过制造通货膨胀证明其货币政策的不公。以货币竞争取代货币垄断是不二选择。
今后的国家的货币秩序将会有大的变局，随着移动互联日益深刻改变个人的生活、事业和政府治理，即便中央银行仍然存在，也可能只是作为货币主发行银行。即便中央银行仍然叫中央银行，它也不是真正发挥垄断发行货币的作用。多种货币竞争将会长期存在。即便现在的中央银行在将来仍然可以作为主发行银行存在，也不排商业银行或者一种软件平台发行货币。重要的是要提供足额的第三方货币准备或商品准备，或者一种足值的信用准备（如一种进一步强化安全之后的比特币）。
2014 年 4 月 22 日 于颐源居
[ 冯兴元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天则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主任 ]
2014 年 05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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