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今天下午是天则所第 501 次双周。上一次双周是 500 次，我们开了一个回顾和展望的讨论会。 501 次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今天有幸请到卢锋教授来做主讲。虽然大家都认识卢锋，但是我还想作几点介绍，我这个介绍主要是讲卢锋学术上的，卢锋最近送给我他出的五本书，这是其中的一本，书名是《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汇集了卢锋这几年研究的一些成果。我之所以在开会以前要讲这个，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像卢锋这样认认真真教书，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并不太多，据我的观察，卢锋在咱们学界是出类拔萃。我之所以讲这个话，大家可以想想，有这么多的成果，这些成果很多过去我看过，比如说关于汇率问题，关于就业问题，关于资本效率问题，都是从基础资料整理和文献综述做起，把各个方面基础搞扎实，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突破和创造，确实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不仅如此，卢锋做学问，并不是像有些人那么高调，而是相对低调，和同仁之间的讨论是平等对话和相互交流，可以批评，可以商榷，不像有些人批评不得，甚至把自己说得多么了不起，似乎打遍天下无敌手。卢锋所做的研究都是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而且是用最前沿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从而来推进经济理论的发展，也不像有些人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你根本不知道他讲些什么。有人甚至对他人摆出一副命令式的态度，似乎你只能听他的神侃。我觉得与卢锋的讨论，确实是学者之间平等的、自由的交流。这一点也很重要，在我们学术界，大家都是平等的，不同的观点都可以交流，当然我觉得不应该怀疑对方的智力和对方的道德。不管同意不同意，大家都是可以讨论问题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卢锋也是做的很出色的，对于各种各样的人，他都能够以尊重别人的态度与之交往，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今天讲这些问题也是有感而发，我还是提倡这一点，咱们应该去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认认真真地做人。所以，我们应该向卢锋学习。在开会以前我想做这么一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讨论。

卢锋： 感谢张老师勉励，很不敢当。首先祝贺天则在过去 20 年举办 500 次双周研讨会。一个机构把一个学术活动，有板有眼地持续做 20 年，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以张老师、茅老师、盛洪老师等天则人持之以恒重视前沿学术研究的努力。天则在客观条件并不宽松条件下做到这一点，尤其令人尊敬和佩服。

张老师提到的《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 2003-2013 ）》一书，是我过去十余年研究开放宏观经济方面论文集，分上下册在上个月出版。该书一些内容，如产品内分工分析框架，从巴拉萨效应角度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产能过剩及治理政策等研究结果，都有幸在天则双周研讨会汇报讨论，所得反馈对我思考这些问题多有帮助。今天所讲题目是从一个侧面简略汇报该书内容。具体是以近年宏观经济走势调整特点为观察切入点，依据早先十年开放宏观经济与宏调政策现实经验，分析构成调整背景的宏观失衡形成机制，讨论近年调整展开逻辑和未来演变趋势。

我的基本看法是，早先十年我国经济成长与追赶取得巨大成就，这些成就根源深植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改革开放重大突破和企业微观主体的市场历练和学习效应积累，当然也得益于胡温坚持改革开放基本方针并务实实施短期政策。然而由于转型特定阶段某些半市场化体制特征和扭曲作用迁延持续，宏调政策认知、判断和实施存在有待探讨的问题，开放宏观经济运行积累形成系统性深层矛盾和结构失衡，决定了近年宏观调整难以回避。对目前调整的逻辑和前景，对当下短期宏观经济形势特点，需要从早先失衡机制上寻求理解。

围绕这一思路讲三方面问题。一是近年新一轮调整主要表现。这里涉及很多短期宏观形势资料信息，我这里简略介绍，并将其概括为新一轮宏观调整。二是分析调整发生的背景和根源。早先十年中国经济经历前所未有大国追赶历程，经济发展取得很多成就，然而由于关键领域市场化改革迟缓滞后，加上宏调政策存在一些值得探讨问题，形成新的失衡格局，我从五个层次分析探讨失衡形成机制与根源。三是依据对失衡逻辑理解，梳理这一轮宏观调整演变阶段，展望下一步调整趋势。

对新一轮调整表现可从以下几方面观察。一是经济增速走缓。过去八个季度经济增速在 7.5 上下企稳波动，两年的年经济增速低于 8% 。今年 1 季度增速 7.4% ，少数资源生产和加工密集型省份如黑龙江、河北、山西，今年 1 季度增速降到 4%-5% 上下。

二是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压力增加。计划短缺经济产能利用率过高，受体制转型大背景制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部门闲置利用率呈下降趋势， 2012 年 77.2% 整体产能利用率，低于该指标线性趋势值大约 3 个百分点。

三是房地产市场面临下行压力。房地产销售面积和投资增速显著下降，整体价格面临增速下行压力，一些城市和地区经历不同程度价格下调，房地产销售额下降。出现个别房地产商倒闭事件，最近杭州著名房地产开发企业绿城部分重组显示行业调整深化。

四是财政收入增速回落，少数地区面临财政困难。 2013 年全国财政收入多年来第一次降低到约 10% 较低水平，今年预算数据显示将进一步下降到 7% 。少数资源性地区和城市财政收入增速跌幅更大。笔者不久前考察某个中部资源性城市，财政收入从早先十年平均 25% 以上下跌到去年 2% 左右。

五是在目前稳健中性货币和宏观政策环境下，早先累积的高杠杆和高债务风险显露和释放。如今年发生多起信托产品和债券兑付困难案例。 ST 超日无法对 11 超日债债民全额支付 3 月 7 日到期的 8989 万元债权利息，打破公募债券“隐性刚性兑付”预期。

六是政策取向和方针调整。经济政策更加重视力推改革，宏调政策以下几方面内容组合体现调整取向。（ 1 ）宏观要稳的基本原则， 2013 年 4 月份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微观要活，宏观要稳，社会政策要托底方针，此后再三重申和强调，传达避免过度刺激，避免竭泽而渔，避免频繁变动等内涵。（ 2 ）三期叠加的形势判断，从换挡期、阵痛期、消化期方面理解目前经济形势特点的现实与客观基础。（ 3 ）区间管理的宏调思路，确定通胀上限与增长下限，不刻意追求过高增长，同时采取务实措施稳增长。（ 4 ）谨慎务实的应对策略。实施稳健中性货币与金融政策，通过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证足够流动性，同时避免货币扩张刺激并利用市场出清机制和财经纪律挤水分、减杠杆与控风险。另一方面实施“民生基建投资”和“发债信贷融资”“双定向”政策稳增长，为增长方式向自主和内生机制转变赢得时间。

上述宏观形势与政策方针与早先时期比较呈现出清晰可辨的演进调整，学界与官方对此提出各种解释。有观点认为这是外部环境演变导致外需不振结果，也有观点把问题归结为早期高投资导致产能过剩，“三期叠加论”对目前形势提供重要解释。这些观点都有道理并有互补性。我想从新世纪宏调史视角入手，通过分析早先快速追赶期宏观失衡格局形成机制，理解目前宏观调整形势并展望其未来走势。

新世纪初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一轮前所未有开放景气增长，实际汇率升值趋势展开派生名义追赶速度第一次超过实际追赶速度，不仅使得国内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同时也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影响力前所未有增强。然而高速增长和追赶也派生很多新矛盾新问题，逐步形成一个新的宏观失衡格局。下面首先简单观察新世纪初年经济成长表现及其基本面支撑条件，然后着重考察全新宏观失衡形成的五个环节逻辑链条。

首先应肯定新世纪初年我国开放经济成长巨大成就。宏观经济在走出世纪之交通货紧缩后， 2003-2007 年持续五年以超过两位数增速扩张，年均增速达到 11.7% 高位。更为独特之处在于，我国宏观经济一反早先时期高增长周期阶段通常伴随本币面临持续贬值压力的扩张形态，稳定呈现出经济高增长伴随实际汇率升值的新格局。中国经济成长第一次出现以美元衡量增速大大快于本币增速、名义追赶增速超过实际追赶增速的形势。

数据显示， 1979-2002 年本币 GDP 实际年均增速约为 9.6% ，考虑 GDP 平减指数后名义年均增速约为 15.7% ，然而由于同期人民币汇率从 1 美元 1.58 元人民币贬值到 8.28 元人民币，美元衡量经济总量年均增速约为 7.97% 。 2003-2013 年发生实质性转变：本币 GDP 实际年均增速 10.5%% ，本币名义 GDP 年均增速为 15.4% ，同期美元衡量 GDP 年均增速达到 18.89% ，是早先时期同一增速指标的 2.36 倍。现价美元衡量 GDP 总量从 1978 年 0.23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02 年 1.45 万亿美元， 24 年增量为 1.22 万亿美元。 2003-2013 年现价美元 GDP 从 1.64 万亿美元增加到 9.25 万亿美元， 10 年增量为 7.61 万亿。

经济发展取得成就当然是因为中国做对很多事情：上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改革全面突破并围绕入世实施扩大开放战略，胡温时期坚持改革开放和谋求发展方针提供基本制度和政策保障；企业微观主体在竞争开放环境中学习成长以及劳动者人力资本逐步提升，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根本动力源。我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追赶、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提升、十余年 1 亿多农民工转移和 1.5 亿非农就业岗位创造等方面经验证据都显示，中国经济追赶具有基本面条件支持，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合乎规律而非违背规律。

然而新时期经济运行也存在多方面问题：体制扭曲、权力经济、贫富差距、改革滞后、政策不完善等，都对持续增长和追赶带来挑战。从开放宏观经济运行可持续角度观察，受五个环节因素作用形成一种特殊失衡格局并对后续发展带来调整压力。五个环节联系可大体表述为：要素价格没搞对是起点条件，货币总量难管好是关键因素，通货膨胀摁不住是直接后果，宏观调控宽泛化是政策效应，深层改革难推动是深层影响。需分析早先时期特殊宏观失衡机制，才能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意义上认识十八大以后推进改革紧迫性和调整必然性。

首先看价格没搞对。价格对市场配置具有信号引导作用，市场机制相当程度归结为价格机制，价格没搞对与市场改革不到位具有类似含义。一是汇率这个开放经济基本相对价格没搞对。数据显示， 2000-2013 年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 3.9 倍， 2000-2011 年相对 OECD 国家平均水平增长 2.14 倍，由于制造业最基本最重要的可贸易部门，在制造业生产率快速大幅追赶背景下，人为维系盯住汇率体制，或过于强调稳定汇率目标，会引入本币动态低估失衡。由于汇率涉及与贸易伙伴国关系，也涉及如何看待汇率调节外需对经济增速和就业影响等复杂敏感问题，汇率政策市场化改革滞后并引入汇率动态低估因素。汇率价格没搞对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成为助推国际收支顺差失衡一度快速加剧的关键原因。经过十多年讨论和检验，目前这一问题敏感度有所下降，汇率市场化 + 改革共识度提升，然而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二是利率这个宏观经济的基本价格没搞对。过去十余年，虽然有关政策方针要求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然而在改革存贷款不对称特殊利率管制体制方面一直迈不开实质性步子。“存款下不设底管上限，贷款上不封顶管下限”的特色管制，虽然给银行系统稳定提供大尺度利差和垄断利润，却付出利率价格长期扭曲代价。 2003 年元月到 2012 年 12 月共 120 个月中，共有 72 个月份或六成月份用 CPI 衡量是负利率，简单把各月实际利率相加，存款实际累计利率大约是 15% 负收益，显示利率价格存在明显问题。利率不均衡与金融准入管制相互支持，形成半市场体制格局固化倾向。值得注意的是，生产率快速追赶背景下汇率动态低估失衡，客观上增加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困难和阻力，显示不同宏观价格失衡之间具有内在联系。

三是土地这个关键要素价格没搞对。在我国特殊发展环境下演变出极为特殊的土地制度。城市土地在法律上都归国有，其长期使用权可在二级土地市场交易并实现自由流转配置功能。农业用地在法律上归集体所有，不过这个所有权直接经济含义在法律上归结为被动地长期承包给农户使用方，法定农地承包权在农业利用范围内可相当自由地转包流转。然而在农业用地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时，农地首先要通过代表国家的政府之手“变性”为国有土地，然后才能通过政府垄断性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入市并流通转让。在征地过程中，法律上名义所有者——农村集体这个特定主体被重新激活并发挥重要职能。

上述制度下，法律肯定的农民地权是农业用地权属，失去土地理论上只应得到补偿农业用地机会成本，在很多场合这样计算的农地价格只有几万元一亩，与很多城市商业开发用地每亩百万甚至更高价格相差悬殊。这一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可能低价获取土地然后高价出售，构成地方土地财政的制度条件。地方政府给工业企业供地时压低价格，供应房地产等商业用地人为抬高价格，体制性干预作用使得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受到较大限制，土地价格持续存在扭曲。政府在低价获取土地过程中与农民作为农地实际占有方之间发生博弈，构成层出不穷的征地矛盾甚至个别场合冲突的体制根源。土地占用和流转过程中非市场因素和透明度较低特点，为从一些村干部到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甚至贪污腐败提供制度性温床。

汇率、利率、土地等要素配置体制局限导致其价格不同程度扭曲和低估，加上经济增长基本面本身动力强劲，使得开放宏观经济过快扩张与经济运行易热难冷的阶段性特征。

其次看货币难管好。新世纪初十余年中国开放宏观经济运行提供一个完整案例，显示价格没搞对如何派生出货币难管好局面。数据显示， 2003-2012 年不变价衡量的实际经济总量从 13.6 万亿元增长到 33.3 万亿， 2012 年是十年前的 2.45 倍；但是 2003-2012 年广义货币从 22.1 万亿元增长到 97.3 万亿， 2012 年是十年前的 4.4 倍； 2003-2012 年央行资产规模从 6.2 万亿增长到 29.2 万亿， 2012 年是十年前的 4.7 倍；剔除股票融资的社会融资总额增长更快， 2012 年是十年前的 6 倍以上。

这个时期，广义货币扩张速度以及广义负债扩张幅度，是实际经济增长幅度的 2-3 倍，显示货币扩张明显过度。货币过度扩张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央行资产负债表变化情况看，外汇储备资产占央行资产比例从 2003 年 54% 上升到 2012 年 71.7% ，大约 77% 央行资产规模扩大可由储备资产扩大解释。外汇储备规模超过合意水平扩大，成为货币过度扩张背后的重要推手，提示与汇率价格没搞对相联系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失衡是货币扩张的关键原因。据报道，李克强总理 2014 年 5 月中旬访问肯尼亚时指出：“从中国来说，如果整体上贸易不平衡，会给我们宏观经济调控带来极大的压力，我这里也坦率的说，比较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是我们很大的负担，因为它要变成本国的基础货币，会影响通货膨胀。”这一公开坦诚表述显示高层已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再次是通胀压力难消除。货币偏快扩张必然带来通胀压力和物价上涨，然而货币扩张通胀派生的物价表现具有结构特点。也就是说，通胀环境下不同部门商品和资产物价上涨不会是“十个指头一般齐”，而是涨速快慢不一和涨幅高低不等。从货币学说史看，无论是费雪教授对货币学派的经典表达，还是剑桥学派的货币余额学说，或是到弗里德曼教授对货币学说现代形式阐述，都包含这样认识：即货币过度扩张后货币流向物品对象及其价格变动程度具有不对称与不均匀分布特点。例如费雪曾比喻：“正如一条河流一半放置障碍，会使得另外一半流量增多，一些商品价格变动不充分会造成另外商品价格的过量调整。”因而教科书所言通货膨胀表现为一般物价上涨，现实生活中会通过不同商品和资产不同程度价格上涨表现出来。

如果说通胀环境下不同部门物价涨幅不一是个规律，我国新世纪初十年宏调史则为这个规律提供了一段大国实践的典型案例。这个时期常规宏观流量物价指数（如 CPI 或 GDP 平减指数等）上涨，同时资产价格（如房地产价格等）也间歇性飙升。数据显示，月度 CPI 同比增长率 2008 年 1 季度曾超过 8% ， 2002-2012 年间一半年份 GDP 平减指数增幅在 6.7%-7.8% 较高位波动。然而通胀压力更大程度表现为资产价格飙升。例如上证指数曾经从 2006 年初 1300 点飙升到 2007 年 10 月 6250 点，商品房平均价格则在近十年增长好几倍。

物价上涨结构特点与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有关：由于生产率追赶在工业制造部门表现得最为突出，该部门产出品供给较高弹性会抑制流量产出价格上涨，使得某些供给弹性较小部门（如农产品）特别是资产价格承受更大上涨压力。在货币过度扩张的通胀环境下，不同流量和存量物品价格上涨幅度与各自供给弹性大小成反比。房地产价格弹性小助推其价格涨幅较高。房地产供给弹性较小可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受到房地产开发通常需要一两年建设周期因素限制，二是我国独特土地制度下房地产供地机制使然。我国股票市场价格虽曾短期飙升，然而难以持续大幅上涨，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部分解释。在我国上市发审制度下， IPO 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监管部门可以操控的政策变量，由此派生的 IPO 供给弹性较大抑制股票价格飙升。可见在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快速追赶阶段，货币过度扩张更容易引发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泡沫与相应金融风险。

又次是宏调宽泛化。在不兑换信用纸币制度下，各国政府管好货币和抑制通胀都会面临困难。新中国经济政策史提示一个特点：一旦出现明显通货膨胀，中国决策层在治理通胀方面有较高共识度并能比较果断遏制。为什么？历史上国民党统治区恶性通胀加速其崩溃，对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应有殷鉴之效，重视遏制通胀的理念传承有潜移默化影响。另外改革时代曾经历严重通胀，带来特定时期经济、政治与社会稳定方面困难，也留下相应经验教训。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高层主政者虽由个人所处形势和认知取向不同，在通胀未起时对管好货币问题重视程度或有差异，然而一旦真得发生明显通胀通常都会相当重视并务实治理。这方面施政特点对保证中国改革时代基本财经与货币纪律有效性，对维持宏观经济大体稳定环境，具有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在应对和治理新时期货币扩张偏多、经济扩张偏快、通胀压力偏低、物价上升偏高的宏观失衡问题时，十年宏调政策实践呈现宏调主体部门多样化、宏调实施工具宽泛化等方面特点。我梳理过这方面情况，发现可能有十来个部门被赋予、或自称为宏观调控部门，有几十种政策工具手段作为是宏调措施采用。宏调手段既有像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发行国债等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会采用的政策工具，也包括信贷数量控制、银行窗口指导、投资审批核准、特定行业投资资本金要求等更为接近产业政策的调控手段，有时还会出台冻结建设用地供应、暂时价格管制、重大案例查处等力度更大的行政干预措施。这些政策工具在设计原理、目标对象、使用频率上多有差异，不过都与宏观偏热压力存在明显联系，不同程度作为紧缩总需求和治理通胀手段加以运用。

上述宏调特点体现了求实务实和不受教条约束取向，对宏观经济环境大体稳定也实际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宏调工具过于多样化也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在上述宏调架构下，与市场经济原则兼容度较高的参数性、总量性、间接性调节工具利用受到限制，集中地表现为汇率弹性不足和利率相对呆滞。开放的经济大国追赶阶段需要增加本币汇率弹性，但由于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推进比较滞后，汇率弹性不足使得我们难以充分利用价格手段调节国际收支失衡。利率调节相对呆滞。 2000-2012 年消费物价变动幅度为 10.2 个百分点，存款利率仅变动 2.16 个百分点。同期美国消费物价变动 6.33 个百分点，基准利率变动 6.41 个百分点。中国利率调节相对灵敏度只有美国的大约五分之一，与更多国家比较也显示类似结果。

又如准入性、数量性、行政性手段采用偏多，不同程度带来“宏观调控微观化”问题。例如依托产能过剩概念，超越环保和安全管制标准限制和禁止特定部门投资，其合理性和有效性也有待探讨。把环保、土地、 IPO 审批、金融监管等职能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会面临宏观政策周期变动的必要性与功能性监管长期相对稳定性之间的矛盾。至于采用冻结土地或查处大案进行调控，或直接干预微观价格调节机制，即使是迫于某种特殊形势不得已为之，相信为政者也深知存在明显副作用。

最后是体改攻坚突破难。应对新时期宏观失衡问题存在两种思路和政策选择。一是通过深化改革、搞对价格、管好货币，主要利用市场出清与货币财经纪律的约束倒逼机制推动对失衡调整。上世纪 90 年代前中期治理通胀失衡，同时实施力推结构性改革，在金融、财政、国企体制等关键领域初步建成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并通过实施入世战略提升经济开放度。虽然经历体制转轨和世纪之交通货紧缩阵痛，最终为新世纪开放宏观景气奠定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改革仍取得进步，如取消农业税等惠农改革取得突破，医疗卫生、社保体制、资本市场等领域改革仍在继续并取得进展。不过改革总体推进态势与十六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有明显差距。改革乏力表现为，有的重要改革议题尚未引起实质性重视，在一些关键领域改革进展相对缓慢，有的场合甚至出现不进则退情况。不仅改革实际着力有所不足，在官方短期甚至长期政策目标表述上深化改革也明显退居次要地位。在“以发展替代改革”的妥协性认识影响下，改革疲劳症与改革动力不足交互影响，伴随经济社会深层矛盾难解，一段时期改革共识也面临质疑。

在结构性改革受阻背景下，实际较多采用的另一种应对思路，便是借助宽泛化宏调手段调控失衡，这类方法也能收到一定短期效果，对维持宏观经济整体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却无法针对失衡机制加以根治。例如房地产价格间歇式飙升是新时期通胀表现之一，在货币难管好的宏观环境下，政府有关部门虽然采用了包括限售、限价、限购等层出不穷管制措施，仍无法阻挡房价飙升和泡沫因素积累。更要紧的是，宏调过于宽泛化、产业化、微观化延续时间过长，反转对半市场化格局固化提供支撑。十年宏调提示了一条重要经验：特定时期宏观政策属于总需求管理范畴下相机抉择的短期问题，然而利用何种机制、采用什么工具调节总需求，涉及如何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作用范围，属于长期体制安排问题。短期频繁宏调甚至有时重手干预微观，与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制目标具有内在矛盾。

可用一个示意图概括上述分析观点。示意图包含三个板块内容。一是右上角这块内容，描述早先十年宏观经济失衡机制和政策调控方式特点，关键是外部失衡导致内部失衡，由此形成通胀和结构性物价上涨，宏观调控较多采用数量化的产业政策型工具，甚至采用直接行政干预手段。第二块内容是分析造成上述形势的两方面条件和根源：首先是由于中国经济基本面条件挺好，本身具有较快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条件；其次是体制扭曲因素，使得本来就存在较大冲力的经济，受扭曲性因素作用后冲到偏快偏热偏高程度，造成新世纪初年新一轮宏观失衡格局。第三块内容提示宏调架构与体制扭曲关系：过于宽泛的宏调干预是体制改革不完善结果，同时又会强化体制不完善，二者具有双向互动关系，共同加强半市场化体制和利益格局固化倾向。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议涵盖诸多领域结构性改革要求，同时包含宏调科学化改革任务，是完全正确的。经验表明，如何在宏调科学化与结构性改革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无论在认识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难题，对系统改革成功具有重要影响。

繁荣期宏观流量失衡播下后续存量调整的种子，“繁荣—失衡 - 调整”是现代经济面临的持久挑战，构成企业主体大浪淘沙筛选机制的重要环境背景。前面讨论了新一轮调整六个方面表现，并从五个层次分析了宏观失衡格局的背景和根源，下面谈第三个问题：新一轮调整演讲阶段及前景问题。初步看法是，这轮失衡调整本应从 2007 年通胀高峰开始，然而四万亿刺激计划改变调整轨迹。真正调整大体从 2011 年开始，目前已经历两个阶段，正在酝酿向下个阶段过渡。我们首先看实施四万亿计划之前调整预演以及刺激政策客观加剧失衡，然后分阶段观察调整进程。

2007 年经济增长率 14.2% ，达到新世纪初年的峰值，显示经济处于明显过热和通货膨胀环境下。当时官方政策表述是要防止经济增速过快变成过热，防止物价过快上涨变成通胀，可以看作是我国特色政策修辞学对当时形势的严肃而委婉的描述。如果经济增速 14.2% 还不算过热，我国 30 多年改革时期可能也就没有发生经济过热了。不过政府还是务实实施了遏制过热通胀的紧缩措施，这些措施至少在逻辑上有可能发展成为对几年经济扩张偏快的阶段性调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2008 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对我国外贸带来严重冲击，与国内紧缩周期政策效应相互叠加，对国内经济增长引入较大下行压力。虽然当时也有观点主张利用外部冲击环境顺势力推改革调整，然而实际决策选择是推出一揽子刺激计划。四万亿计划是一次天然试验，显示在本身具有内在扩张冲动的中国现有体制环境和发展阶段，如果政策上不仅放松管制，甚至还重手刺激经济，会带来怎样令人惊叹的效果。

超常刺激政策在不少方面取得重要成效。首先是推动总需求很快 V 型回升。其次是有助于稳定当时就业形势。再次是带动投资、消费两个内需轮子加快转动，推动我国工业增加值、资本形成等在 2009 年前后第一次跃居世界第一，这些指标赶超美国时间或许提早两三年。美国危机与全球经济动荡环境下，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对全球经济较快复苏做出显著贡献，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好评，彰显中国经济国际影响力。

不过实施超强刺激政策代价不菲。一是货币信贷扩张过度。刺激高潮阶段政府三个多月连发三份文件改变信贷政策配合刺激计划，执行过程出现信贷大扩张短暂盛宴。 2009 年信贷增速高达 31.7% ，超过上世纪 90 年代初信贷增速，在改革 35 年间仅次于 1984 年 33.1% 增速。 2009 年广义货币增速 28.4% ，在改革时期也很罕见。同年社会融资总额增速为 32.5% ，是 2002-2012 年公布该统计指标时期除 2009 年外其余九年均值 1.76 倍。

二是通胀压力加大和资产泡沫化因素加剧。消费物价指数上涨滞后性较明显，该指标到 2009 年 6 月反弹并一路增长到 2011 年 7 月 6.4% 。资产价格飙升更引人注目。上证指数从 2008 年 10 月 1816 点急升到 2009 年 7 月 3582 点， IPO 重启后受多个大盘股上市打压回落。受土地制度和建造周期制约因而供给弹性更低的房地产承受更大涨价压力，刺激政策推出后不到一年半期间，官方统计全国房价均值竟飙升近 50% 。

三是推高地方债务率和杠杆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从 2007 年底约 4.6 万亿飙升到 2010 年底 10.9 万亿，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占 GDP 比率从 2007 年底 17.3% 上升到 2010 年底 27.3% ，该占比指标过去几年仍以每年两个百分点速度增长。

四是急速推出的产业振兴计划使此前几年持续高涨后一些行业对产能偏快扩张的调整过程戛然而止，其中既包括像钢铁、电解铝、房地产这类产业政策多年抑制的传统部门，也包括风能、光伏等政策强力支持的新兴行业。这些行业目前困难有多方面原因，与刺激药方作用也不无关系。

五是对市场预期产生不利影响。应对危机冲击时政府强调信心具有必要性并有积极意义，不过在早先通胀紧缩调整关键阶段实施超强刺激措施，客观上强化市场广泛存在“政策是跌出来的”“救市”预期。服药不规则有增加机体抗药性风险，救市预期强化不利于产能过剩与过高杠杆行业根据市场原则适时主动调整，不利于确立市场硬预算约束和必要财金纪律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失衡调整具有规律性与客观性。虽然外部特殊环境下推出四万亿刺激暂时延缓这一规律发生作用，刺激加剧早先某些失衡因素使得随后调整来得更加紧迫与难以回避。调整进程在上届政府最后两年已开始，直接刺激因素是一度得到遏制的通货膨胀随着大规模刺激计划实施卷土重来。 2010 年年底，时任总理温家宝在一次网络媒体互动场合回答网友“为什么到处都在涨价”时说：你的一番话刺痛了我的心，并表达政府遏制物价上涨决心。就过度扩张内生调整的常识逻辑而言，这个细节报道从特定角度提供一个具象生动注脚。

2010 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停止采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官方政策表述，标志宏调政策全面退出一揽子刺激计划。在我国特定形势下，刺激政策带来过度扩张与通胀，退出刺激不同于回到某种平衡状态，而是在客观上意味着不得不对累积失衡格局开始调整。最初调整不仅包括治理通胀措施，还包括对刺激时期政府债务急剧飙升的初步关注，以及对影子银行等表外业务不规范行为初步治理。随着退出措施实施和初步调整政策执行，一些在 2003-2008 年以及随后四万亿刺激时期扩张最为过度的行业和地区，最先感受到调整政策以及市场纪律压力，钢贸行业、光伏行业等部门这类最初承压部门的典型，鄂尔多斯、温州等地则是最初个别承压地区的典型。虽然采取了初步调整措施，然而当时还来不及也缺少必要条件对调整根源、任务、困难、目标给以必要而深入的反思，调整必要性尚未上升到经济运行特定阶段的宏调方针层面加以认知。当时实施措施具有初步性和某种被动性，通过再度刺激摆脱困境的观点诉求仍有相当影响力。

十八大以后进入到自觉和主动调整阶段，在经济形势和政策内容上演进与展现为我们一开始描述的几个方面特点。新一届领导层在审时度势和谋划全局基础上，对经济政策与宏调政策目标优先度以及具体方针进行重新定位，既反应了直面失衡调整规律客观要求的科学务实态度，又为调整进程持续与稳健推进提供了关键的政策保障。虽然面临经济增速减缓带来的多方面困难，目前在利用市场机制力量调整早先宏观失衡方面已取得多方面阶段性成果。一是“挤水分”即调减早先扩张时期带来的虚高产能，二是“去泡沫”即降低早先扩张时期产生的虚高价格，三是“控杠杆”即通过规范监管影子银行及地方债务过度扩张控制金融风险，四是“调预期”即改变政府必然救市预期并重建硬预算约束和宏观财经纪律。

调整好比扎针灸，在关键阶段如何把握扎针深度以求在较好疗效与避免副作用之间取得适当平衡，需要在动态评估形势基础上斟酌选择。中共中央政治局 2014 年 4 月 25 日会议指出：“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坚持现有政策基调，创造良好发展预期和透明宏观政策环境。”同时要“要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合理调节流动性水平，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和社会事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周小川 5 月 10 日在一个公开演讲中指出：从目前经济状况看，短期数据还需要观察，不一定真正说明问题。国务院也明确提出，宏观调控要有定力，不会轻易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现在确实出现一些经济方面变化，但得出结论需要慎重一些。有时候短期的数据出来，可能不一定真正说明问题。央行逆周期调整始终在进行，这种逆周期调整绝大多数是微调。”

从当下情况看，这轮调整正经历向下一个阶段转变。周小川在上述演讲中提到：“政策工具是以迈台阶的方式在调整。”迈台阶与过渡到新阶段有类似含义。存准率、利息率、存贷比等货币金融政策工具变化，将成为调整阶段性变化的关键标志。考虑我国存准率高企是早期宏观失衡机制的标志性遗产，也考虑到逐步稳健降低存准率与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放松准入管制这两项金融改革基本任务具有内在联系，估计下调存准率将是调整进入新阶段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的重要看点。出于种种考量，近来央行调节存准率采用针对扶持农业和小微企业的定向方法，不过货币政策毕竟属于总量性政策工具，上述操作应是普遍存准率下降之前的“暖场”。

需讨论的是，即便货币和金融监管当局决定动用降低存准率、利率和存贷比等工具，依据本文分析逻辑这仍应是宏观失衡调整新阶段的政策内涵，而不是通常宏观周期意义上扩张政策，更不是穷尽常规政策手段之后的刺激举措。推进这类政策调整的适当宏观经济环境，应是随着经济增速持续较低位盘整与挤水分去泡沫过程推进，与 7.0%-7.5% 区间增速相联系的宏观经济基本变量难以支持中性宏观政策环境所要求的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增速，届时普遍降准能较好兼顾稳增长和促调整双重目标。央行眼下出手审慎，可看作仍在对现实形势是否满足上述条件斟酌拿捏。

普遍性降准或许是调整新阶段的指标性政策工具，但不应是重回刺激老路的标志，原因在于超高存准率是早先失衡的政策遗产，下调存准率是调整深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轮调整需解决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通过一段时期持续降准给央行自身减杠杆，从而为推进金融改革创造配套条件，同时也使央行从超高存准率退出后轻装上阵，迎接下一轮自主景气增长到来，并在未来全新内外环境中发挥一个大国央行的应有历史作用。而要通过逐步降准平顺实现央行资产负债表相对或绝对瘦身目标，关键是要避免货币与经济增速过高和通胀卷土重来。坚持远离刺激立场和稳健为先方针，对成功完成本轮调整后续任务具有前提保障作用。

如果我们愿意接受预测未来所必然具有的“知识的冒险”，或可对下一阶段调整轨迹提出一点展望，进一步推测今后两三年可能是这一轮调整最后阶段。如果能坚持目前改革调整方针，在比较平顺实施调整基准假设下，未来一段时期较低经济增速调节将有效缓解长线部门过剩产能压力，房地产行业通过中度调整一定程度化解早先过度扩张积累的泡沫性因素，地方政府过度债务有望得到控制并使其财政状态修复与巩固，市场纪律约束强化与市场出清规则生效将修正政府必然救市的危险预期。另一方面，十八大以来改革措施成效将进一步显现，金融改革全面展开有望给经济运行创造比较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如果把早先时期中国经济面临体改僵局与宏观失衡对增长制约比作困难重围，力推改革好比远处借兵，坚持调整好比就地突围，坚持目前改革调整方针，一段时期以后有望迎来“远方援兵”和“突围队伍”成功会师局面。有理由相信，经过十八大以来改革调整大潮洗礼的中国经济，届时将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展开其进一步追赶和崛起的历史进程。

或许可用“李克强菲利普斯线”来示意描述上述形势演变特点。在纵轴横轴分别表示一般物价和经济增速的常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向右上方倾斜的菲利普斯线描述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速之间的此消彼长关系，结构性变量或超预期因素冲击则会移动菲利普斯线。目前李克强政府以经济增速 7.5% 上下和物价上涨 3.5% 作为宏调目标区间关键阈值，调整关键时期所面临的特殊棘手形势，表现为菲利普斯线比较陡直和政策选择空间比较逼仄。坚持改革调整策略如能取得预期成效，则意味着菲利普斯线向右下方移动，或使菲利普斯线变得比较平缓和弹性增加，届时宏调选择区间将得以拓宽，政策操作也会更为主动从容。

未来两三年可大体完成本轮调整，是一个审慎乐观的推测，也是一个很可能实现的推测。不过也无法排除小概率事件，不能排除由于外部或 / 和内部经济形势发生超预期不利变化，实际调整进程会偏离上面讨论的比较平顺推进的轨迹。这类小概率事件在上述菲利普斯线框架下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在现实菲利普斯线上实际经济对应点沿曲线急剧移动，滑落到经济增速低于 5%-67% 水平的状态。二是菲利普斯线本身向左上方移动，使得维持目前通胀水平的经济增速下降到低于 5%-67% 水平。万一出现这样小概率事件是否一定要重回大规模刺激？分析这个纯属推测性问题不是今天讨论主题。我的理解是，假如坚持近年中性、温和宏观货币政策立场，不大可能出现上述情况。万一发生小概率情况，说明早先刺激带来失衡比我们意识到的要更复杂与严重，再来一次大规模刺激顶多只能再次暂时把灰尘扫进地毯下。总之，失衡调整具有规律性，近年改革调整方针是必要的，目前是调整困难与关键时期，也是不久有望看到成功转折时候，重要的是坚持正确方针不动摇。我已有点超时，就此打住。谢谢大家！

张曙光：

感谢卢锋做的内容非常丰富的报告。我觉得十年宏调史是可以很好回忆和认真讨论的，它建立在总结过去宏观调控经验的基础上，可以说从各个方面来讨论了这样的问题，我想大家都是走过来的，但是经过并不见得你对问题理解那么深，如果把这个历史梳理的清楚，在这个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思考，提出一套理论上的解释，我想可能更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角度，我们现在一般的宏观分析都是热衷于当前怎么样，而他是要从历史发展来看当前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请几位评议人评论，几位都是研究宏观问题的专家。首先请石小敏评论。

石小敏：

谢谢卢锋教授，受益匪浅。我觉得卢教授他的演讲自成逻辑和体系，他讲的很多东西都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是分析有他自己的视角。从他的视角，对他讲的很多东西我都赞成，我不反对，我觉得跟经验的感觉也吻合。只是从我自己的经验角度来讲，我给卢教授提两个建议：

第一，他是讲十年，十年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就增长模式和增长体制来说，我个人觉得这十年，可以分为两个独立的单元，即 2009 年到 2013 年和 2003 年到 2008 年。 2009 年刺激计划出来以后，实际上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增长模式， 2003 年到 2008 年的增长模式，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招商引资、制造出口为主导的发展战略。 2009 年到 2013 年，我们是以投资拉动、城镇化投资为主导的，这两个概括有很大区别。其中所谓基础设施加上房地产这块投资，占投资的比重大大增加，我们后两年，就是 2009 年到 2013 年在国内跟出口关联不大的，靠国内市场消化的这些基础设施加房地产。应该是 2003-2008 年，大致上有四倍左右。

我讲的什么意思呢？我讲这两个战略发生根本的变化，而这里头政府起主导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 2008 年以前，我们的总基调，整个社会的总基调是全球化、市场化、法制化， 2007 、 2008 年出了两个重要法律，一个是反垄断法、一个是物权法，这都是市场中带有基础性的法律。 2003 年到 2008 年的惯性是 1992 年邓公南巡， 2001 年 WTO 签约下来，朱镕基 90 年代改革开始发力，我们有一个黄金增长。 2009 年是危机之后是开始往后退，往政府干预大幅度后退。这时候我们的主基调是国进民退。所以，这两个单元放在一个连续过程分析，从体制和发展模式内在特质来看，实际上应该分两个部分分析比较好。卢博士很多分析，就会避免连续分析带来的困难，这样做出的结论可能更加深刻。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这样。

第二，这个分析有很多不解说的前提。这个前提就像卢博士开始讲的，我们有一个建设中的市场，一个没有调整到位的体制，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是，我的感觉，实际上从 2008 年以后，我们执政层面，在高层至少某些形式人对改革开始持消极态度或者是不改革，或者就这样了，维持现状。集中体现在一句话上，就是 2008 年，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周年，在大会堂开的会，胡锦涛讲得一句话，他加一个“不折腾”，“不懈怠”、“不折腾”，这是大家感觉非常奇怪的文件用语，这本身是一个土话，怎么写在文件里面。“不折腾”，后来被证明就是维持现有格局。而这个现有格局，后来的状况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现在领导人面对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特殊利益集团，权贵集团的发展过程。信鸽官僚化跟权贵越来越密切结合地迅速发展。现在成了习近平反腐，他要冲过去，面临的一个巨大困难。后来这种冲突越演越烈，宏观的问题激烈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失衡，以至于自身难以为继。领导人最后到 2010 年以后开始说体制本身不可持续，他对改革是采取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取了一种停滞的态度，实际上是取了维持现状的态度，任由现在的状态自我发展。我觉得这个正好是现任领导，十八大之后的领导，特别是习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他个人的实践。我觉得这一年中习近平在经济政策上也显示了他个人特色，他对国务院有很大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的改革，我们很多问题不是以前没有解决在继续解决过程中，而是这段时间有很大发展，有很多主动的东西，就是以前做的那些主动的东西，比如官二代接班，这些东西发酵，家族利益集团和官僚的密切发展，使得我们的腐败行为。包括发改委最近抓的几个事，一个司长家里面有一亿人民币，这都是笑话，这个笑话大家都不奇怪，就是这个时候膨胀起来的。这个体制上有很多恶化的东西。

第三，卢博士提的，他自己也问自己的问题，就是对现在调整的预期。我觉得卢博士是比较倾向于乐观，大概认为两三年调过去。我感觉可能还是困难想的多一些好，我们有可能在这个调整中遇到很多困难，其中包括系统性金融危机，我感觉我们这一轮金融方面遇到的危机非常大，整个银行系统的资金，按照存量来说，简单匡算大概七成左右是在这个链条上，就是 2009 年以后发起的所谓城镇化建设链条上，上游的钢铁、水泥、设备制造供应链，中间是各种融资平台，包括中央像铁道部这样的中央融资平台，包括很多央企融资平台，就是政府融资平台，下面是房地产商。上游已经在调整了，很困难，已经两三年了。中间这块在捂着，下游房地产现在已经开始不行了。这个占了我们全部存量资金的 75% 。现在新增的贷款，大概够他们还本付息，包括还高利贷。现在他们也遇到很大困难。现在要维持这个不破，不出问题，还能调整过去，政治上还能把反腐从重点反腐到制度化建设，还能走出去，我们会遇到很多挑战，不是很容易过去的。我认为我们的土地系统，各个方面的系统，到现在为止在分析问题的深刻程度和暴露问题上面，其实还是严重不够的。而决策，最高层，我认为他的危机感比前任已经提了一个数量级，但是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说避免危机的爆发，我觉得可能也不够。尤其这种危机的爆发，实际上跟看空中国，看空人民币，联系在一块的。如果人民币持续贬值势头开始加快，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因为人民币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因为我们进口量太大了。会带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家庭、我们各级政府资产负债状况更加快速恶化。我一直说一句话，这是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这个要掉下去，再爬上来，这个时间比我们想象要长。哪怕就要掉下去，我们也要准备爬出来，这个困难比我们预想的大。

我就想提这么三点建议。（未经本人修订）

郑超愚：

以前参加过卢老师的双周论坛。我想说的是，来之前没有看到讲座提纲，今天讲座的很多内容是卢老师的探索性研究成果，集中其中精华。有些经验性的事实和规律，是卢老师首次描述的。学习和吸收的时间太短，我只能就自己的初步理解，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参加相关问题的讨论。

卢老师一直跟踪宏观经济前沿。比如 1990 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加入 WTO ，卢老师关注国际贸易问题。后来 2005 年人民币开始汇率改革和升值，卢老师研究 HBS 效应。前几年次贷危机刚发生后，卢老师的双周论坛讲座，是关于产能过剩问题。我记得其中两个要点：第一是市场经济一定有产能过剩，第二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产能过剩不会很严重。卢老师从理论和经验上说明，中国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和地方有产能过剩，但是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现在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转折点。我们已经积累多年的经验，构建许多的理论，这些东西需要消化、鉴别和吸收，从中发现什么在当时是前瞻性的、现在被证明是正确的、未来需要坚守的。中国经济学应该是在学习中进步，干中学，而不应该是低水平循环，没有传承，只有一代又一代的重新发明。

卢老师研究国际经济学，或者开放宏观经济学。我是国内读书，学计划专业出身，从宏观经济进入开放。卢老师是从外面，从开放进入宏观经济，有自己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别聚焦和切入点。我想就讲座的具体内容作若干评论。首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模式，卢老师给予积极的评价。其次是 HBS 效应，人民币的升值趋势是挡不住的。

我理解，卢老师从 HBS 效应出发，论证人民币升值趋势。不愿意升值，就会导致各种扭曲，包括利率政策问题，最后积累庞大的外汇储备。学计划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老师讲课和领导讲话总是说到牛鼻子。卢老师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流程图，从左上角的人民币升值问题起始，可以理解为中国宏观经济的牛鼻子。在中国经济的类型化事实中，卢老师看到新的事实。 HBS 效应一直是单线条的，预测一个国家只要经济增长、生产率上升，汇率一直单调升值。中国经济却明显看到汇率升值过程是 U 型曲线，第一个阶段降，第二个阶段降，第三个阶段升。我自己尝试扩展原来的 PPP （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静态理论的基础上，纳入国内和国际经济结构因素，可以叫动态 PPP 理论。因为参数空间扩大了，就能够容纳各种汇率演化规律，能够解释和预测发展中国家汇率非单调升值的 U 型路径。可以援引日本的所谓视差现象。日本经济发展绩效，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样。开始用本币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换算成美元却没有经济增长了。后来用本币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怎么高了，换算成美元，经济增长却非常快。日本借用物理学名词，称之为视差。最直观就是游泳的经验，从水上看和水下看，同样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样，第一阶段，以本币衡量赶超非常快，以外币衡量赶超很缓慢，第二阶段正好相反。

卢老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持积极看法。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制造业的进步确实，非常迅速，特别以美元度量，应该超过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晚近历史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应该如何认识？称之为三高，三高对人体有害，对国家呢？我觉得中国经济过去是三高，将来仍然是三高。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是能够保持的，当然前提条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应该承认和发挥嵌入型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新技术就在新的投资品里，也只能在新的投资品里。没有高投资，就没有快速技术进步。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作为统一整体，是自我维持、内在稳定和相互激励过程，但不是中国经济理所当然享受的自然现象，就像 30 年的成功和快速经济赶超一样。低储蓄、地投资、低增长，无论时间上和空间上才是大数定理。经济发展史上，没有高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有陷阱，低等收入才是真正的更大陷阱。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少数国家从低水平国民收入循环中走出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在未来五年、十年、更长远时期能够持续，但敏感依赖于经济增长前景的乐观前瞻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操作。从总量国民收入到人均国民收入再到人均资本，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赶超的路程漫长，只可拼搏而不可懈怠。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有不确定性。尤其到危机时期和经济景气转换阶段，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多高，谁也讲不清楚，算不准确。但是，回顾历史，有些趋势和经验是清楚的，应该深刻汲取。卢老师讲的中国宏观调控三个阶段，也大致划分了中国经济的三个周期。 25 年前，出现极低的增长速度，可以说是断崖垂降。 15 年前，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增长速度下跌。当然，还有这次危机，增长速度掉下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危机，直接原因都是外部输入，不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了，不是高速增长必然回调了。至少就现象而言，可以定义为输入性经济萧条。同时，中国经济周期是增长型经济周期，是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波动，应该依据实际国民收入相对于潜在国民收入的缺口来定位经济周期的相位。卢老师讲，有的外国人说中国经济怎么会有危机呢？ 7% 速度怎么会是萧条呢？他们还是古典型经济周期思维。从增长型经济周期看，当前就是经济周期的收缩阶段和经济景气的萧条状态。和国外的 2-3% 速度比，确实很高，但达不到潜在增长速度。况且，在经济危机以后，如果潜在增长速度是 10% ，实际增长速度即使到了 10% ，经济复苏也没有到位，并没有弥合国民收入缺口。经济增长速度的区间管理模式，碰到上面折下来，碰到下面折上去，也必须解决从哪里来（当前的经济周期位置）和往哪里去（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的分析和预测问题，否则会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停停走走（ stop-go ）波动模式。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判断问题，第一个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是输入性经济萧条。各种各样的宏观经济问题，有自身原因，但主要还是次贷危机的外部输入，以前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第二是不理解增长型经济周期，将经济增长速度的正常化等同于总体经济景气的正常化。一段时间判断是率先复苏，导致刺激政策的提前退出，现在看来已经二次触底。普通投资人都有这样的概念，就是股票指数下跌后，必须稳住，必须反弹，必须补缺口。次贷危机后，中国经济必须有补偿性质的快速增长阶段。不能因为速度稳住了，就认为反危机基本成功了。对当前形势的过分满足，是因为对经济增长前景的过分悲观。我们当老师的经验，如果你对学生期望高，要求高，会认为考试 80 分是低分。如果对学生期望低，会觉得 70 分的成绩就很好。对于中国经济现状，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长期经济增长前景悲观，对于当前经济形势就满足。刚才卢老师讲的宏观经济要稳。在高的时候稳，结果是高水平循环；差的时候稳，结果就是低水平循环。在萧条的时候稳，隐含地认同当前经济萧条状态就是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和正常状态，反认他乡是故乡、地狱是天堂。

对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对于危机后的长期增长速度预测， 1980 年代末也好， 1990 年代末也好，现在也好，包括十二五规划，都认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历史阶段已经结束。然而，以前每次危机后经济增长速度都会反弹、恢复和远超预期。我想，这次危机也不会例外吧，人穷固志短。经济学家和普通人一样，情绪和预期是顺周期的，预测也是顺周期。重复基数与速度、结构与速度甚至福利与速度的种种理由，说什么基数大了，什么水平高了，就不会增长了。讲中国经济增长有不可持续问题，看来只有宏观调控理论是历史持续、万古不变的，十年前、二十年前不也是这些类似的东西。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多高？我也看不清楚，算不准确，更不知道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何时结束。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快，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日本高速增长之谜；西欧国家就业率那么高，失业率非常低，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欧洲高就业之谜。美国很羡慕，宏观经济学着力研究。然而一夜之间，奇迹消失了。中国奇迹也属于经济增长之谜，实际上是经济理论无法解答的。非常幸运，也倏忽不定，也必然在某一天、某一事后告别高速增长。天佑中华的机会要珍惜，也许这是唯一的时间窗口。中国经济增长成就怎么来的？抓住了三百年未有之大机遇，人民勤俭而努力，政策积极而乐观，应该警惕红利思维。

卢老师对政策持同情式理解的态度，这也是张老师提倡的。我是学宏观经济学的，针对我国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现实取向，想以否定的方式从界定宏观经济学，即宏观经济学不是什么：宏观经济学不是规范的经济学，不是革命的经济学，不是政治的经济学。首先，宏观经济学是实用主义的，而我们的宏观经济学太多理想，把教科书当作现实，缺乏市场经济尤其是经济危机的实际经验。因为没有领会原理，所以不能运用原理。教条到什么程度？次贷危机发生了，有人说美国经济终结了，因为他认为市场经济不可能有那么严重的经济危机。更荒谬的是，反对反危机的需求刺激政策，要让市场自动调整和校正而不能刺激有效需求。嘲讽小布什，嘲讽奥巴马，嘲讽伯南克。美国也有这样的著名经济学家，他们是微观经济学家，是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者。中国教条主义的传统，可以回溯到 1960 年代、 1970 年代。社会主义是苏联传来的，批判苏联，认为苏联是修正主义，背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科书是美国传来的，而新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就是不干预，没有危机教育。只要价格正确，就没有宏观经济问题；只有资本破产和劳动失业的清算主义（ liquidationism ）政策，才能够走出危机。所以，我们反对需求管理，包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赤字财政、金融救助等，批判美国，认为背叛离资本主义，觉得自己对资本主义理解更深刻、更本质、更长远。

其次，熊彼得讲经济只有演化没有革命，宏观经济学本质上是修正主义的。广义宏观经济学的对象包括短期稳定和长期稳定，狭义的对象就是经济稳定，真正的宏观经济学产生于大萧条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开辟出大萧条的第三条道路。在凯恩斯革命前，如何走出大萧条，第一条道路是苏维埃道路。学习苏联，在作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和最后一次危机的大萧条时期，化私有制为公有制，从此只会有短缺，不再有生产过剩。第二条道路是法西斯道路。学习德国，变民主为专制，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调节社会投资和市场秩序。凯恩斯说，政治民主可以保留，经济民主也可以保留，只要实行需求管理，就可以走出大萧条。凯恩斯革命，一方面是激进的政策，另一方面是保守的哲学。国内宏观经济辩论时，倾向于说你是短期而我是长期，你是治标而我是治本，你是需求而我是供给，你是总量而我是结构。貌似深刻，实际传统，没有经过凯恩斯革命的洗礼。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是与需求管理并行不悖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反周期的需求管理。 70 年后的今天，我们在重复走出大萧条的道路选择，似乎其间没有凯恩斯革命。大萧条时说要化私有制为公有制，而我们现在是主张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大萧条时要变民主为专制，而我们现在是主张必须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必然，也是渐进的，不应该在经济萧条时期加速推进。西方谚语，不应该在诺亚方舟时代，喊火来了。激进的和革命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是信心和知识缺乏的表现。凯恩斯是对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充满信心的。

最后应该强调，宏观经济学是科学不是艺术。次贷危机以来的宏观经济分析和判断，为什么每每滞后、屡屡错误？在处理科学与艺术、学术研究与政治决策关系方面，成熟和有效的做法应该是美国模式。绝不应该是以吏为师，以官僚职衔为学术标杆。美国官僚承认宏观经济学是复杂科学，不清楚，只能依赖专家，而权威专家又依赖自由、开放的学术竞争加以选择。 1990 年代出版两卷本《新凯恩斯主义》，该书作者现在基本是宏观经济领导人物，分布在联邦储备委员会、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顶层。十年以前是著名宏观经济学者，十年后是宏观经济领导。我们不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我常想，可能宏观经济学太重要了，我们荣幸地选择宏观经济学专业，与领导人共谋国计民生。重要性也不应该是如此这般的原因。原子弹重要，领导人会说我不懂核物理学，但没有领导人说我不懂宏观经济学。代表整体利益，拥有长期眼光，自以为能够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是专门学问，若当做艺术，就降低职业要求、庸俗化，吸引太多经济学家和领导人物。近代中西并竞，我们自诩种族、风土、文化、制度等等优越，还以源远流长的兵法韬略为傲，但被战争直接判负。能否准确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和正确设计宏观经济政策，就是新的经济学战争的试金石。以国器为重，就容不得无知和矫饰、浮躁和喧哗。

如何处理宏观经济调控的政治压力。次贷危机发生以后，许多国家更换政府和党派，这是政治压力的传递方式。我们缺乏政治压力，或者说对政治压力不敏感，不是热心肠和冷头脑组合，相反常常出现是热头脑和冷心肠组合。结构调整和经济改革要壮士断腕，你来断，断我的腕。德国俾斯麦号称铁血首相，别人就说，那是你的铁，我的血。我们说二元结构条件下，农民工是低端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正常。现在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总理说可以去开网店，只是权宜之计，不解决问题。作为现代政府，有宏观调控之力，负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之责。进一步联想到政治经济周期问题。诺德豪斯的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就是新政府上台初紧缩经济，将负面结果推到上一届政府，任期后期又扩张经济，为竞选呈现高就业和低通胀的宏观经济局面。许多问题可以归因于四万亿投资、胡温新政，但一年或者两年的蜜月期后，本届政府最终要负独立的政治责任。我国政权合法性基础是经济发展，需要高速度。政治家是不教条的，速度掉得太多太久的话，未来政策转向应该非常迅速。发展主义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底线。就像卢老师描述的四万亿决策那样，先是双防，随后一保一控，马上推出四万亿投资，当中没有多少理论支持。

进行国际比较，应该说对我们的刺激还是比较强烈的。美国今年一季度增长速度不高，但摆脱气侯影响后，普遍预计增长速度在 3% 左右，恢复到次贷危机前水平。日本原来零增长都难以维持，现在增长速度怎么上去了？按照我们的说法，日本连续增长许多年，水平已经很高，基数已经很大，并且早已过了刘易斯拐点，人口严重老化。安倍不管不顾这些悲观、宿命的失败论调，还是追求经济增长。 1980 年代石油危机后，美国似乎也不能够和不需要高速经济增长。里根提倡美国梦，再次复兴美国经济。梦想比现实美好，不能说存在就是合理的、就是最优的，一定是在追求可能的更美好生活。成绩来之不易，但更新一种思路、调整若干政策，也许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就业形势就有帕累托改善。卢老师有君子之风，同情式理解，认为在特定环境下许多政策已经非常不容易。宏观经济政策不是由制度和环境死死决定的，有调整和改进空间，不完全的知识和非公正的利益确实在影响其决策和执行。

袁钢明：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非常重视这个会，尤其是卢锋，回想起来咱们在十几年前 WTO 进入之前，做了一个农产品报告，对我印象非常深，因为这个事还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后来我一直注意卢锋的研究。而且今天他仍然延续他关注的视角，主要从国际贸易对宏观经济的一些影响，而且他谈到宏观经济评价，是从开放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所以，我非常重视，卢锋讨论这个问题非常过硬，他研究很细、很深，对我来说是一种补充。今天听到他很多角度很宽。特别是汇率，还有开放的角度，和我的角度不太一样，我比较注重国内一些问题，国际开放方面比他差的远，所以今天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学习机会。

卢锋今天说的很多地方跟我一致，但是根本一个大的问题是不一致的，是反的。前面我来晚了，他正在说中美之间劳动生产率比较，中国在超过美国，这个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后面对宏观总结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到 2007 年为止的开放宏观的失衡，然后说到 2008 年后，到 2009 年开始进行调整。他这个用语显然是错的，到 2009 年以前，这个说法是错的，到 2008 年以后是开始进入合理变化，是好的。然后他说宏观景气，他是十年的回顾，我也想做一个这方面的回顾研究，而且是比较好的研究，深入的研究。这一点我刚好和他走到了一起。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我对胡温的评价是两段，就是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完全相反。第一任期可以说是总体上来说是伟大的成功，巨大的成功，而且不是一般的成功，而且改革开放以来很少有这么五年的成功。后五年是彻底的失败，把前五年的功劳完全彻底冲光，而且后遗症还在延续，前五年的成绩完全被后五年冲掉。所以，现在很难说他功过相抵之后功大还是过大的问题。因此，对胡温这十年会发生激烈的争论，现在我认为我们这些研究的人都有非常强烈的不观点。比如对胡温，到底总体上怎么评价，已经很难评价了，卢老师后面引了温家宝几句话，我根本看不上他这几句话，因为他的话已经是口是心非，他的话已经不能代表他真实想法和他的政策，已经无法用他的话做任何根据了、依据了、证据了。所以，最后我对温已经倒个了，他已经是政治家了，我最反感的一句话，就是对四万亿投资的批评，他在大连达沃斯的时候说，他说现在很多人还在歪曲四万亿，你一个总理怎么能用“歪曲”这个词呢？你对学术界和社会不同的看法，你说是“歪曲”，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词，我们都没有这样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所以，卢老师对温家宝的评价还是非常善良的、温和的，甚至带有一点保护的性质，害怕大家对他批评过分了，但是我到后期已经无法容忍了。

我作一下评价，也包括对我自己观点的阐述，这一点可能和卢老师有点相反。总的来说，胡温的前五年怎么看都是很了不起的，因为看宏观数据，没有什么不好的数据，这五年里面的增长平均达到 10.8% ，从 2003 年到 2007 年特别好，通胀也不高，最高的时候是 5% ，也没有通缩。还有什么不好的呢？就业也非常好，改变了朱镕基那段时间失业严重，而且朱镕基那个时候失业的数字肯定是假的，，虽然温家宝时期的失业数比朱镕基高，达到 4.2% ，朱镕基的时候只有 3% ，但是朱镕基的时候失业严重，到处是罢工浪潮，到处请愿示威，最终无法持续了。所以，胡温时期，无论是增长、通胀还是就业，三个指标非常好，没有不好的地方，从指标来看。

现在对温家宝时期的批评非常多，在他是执政时期批评就极大，大家批评他是过热、通货膨胀、投资过热、增长过速、过高。当然，卢锋前面也说到了温家宝说通胀控制不住，增长速度过高，投资过高。我不认为这样，刚才郑超愚说了一段话，和我的想法一样，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到底多高是高呢？到底多少是合适呢？刚才卢锋提了一下 2007 年，后来经过一两年以后修改了，改成 14.2% 。但是，当时公布的时候的确是 12% ，没有到 14% 。如果我们按照 14% 来看，事后来看，的确是高了，但是当时通货膨胀并不高，投资情况也能够承受。这个对咱们争论最大的是温家宝时期的 2007 年和 2008 年， 2007 年是胡温决策，决定要进行严厉紧缩的时候，当时很难判断。温家宝在推行高速增长这段时间里面，热度很难把握，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说经济大概处在一个过热的边缘，比较危险，但是潜力发挥的最充分，利大于弊。就像我们有些事情要把潜力全发挥出来，他是处在一个最好的状态，但是也是比较危险的时候。你非要缩小到完全没有危险，完全安全，你的潜力就发挥不出来了。所以，温家宝所碰到的经济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的这种热度非常高，高到弊病丛生，各种现象比较麻烦的时候，这种情况也未必不可以，因为这种追赶的代价，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你看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不追赶的话？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巨大损失，郑超愚刚才说到了，追赶这个尺度的衡量是按照现价衡量的，不是按照不变价格衡量的。在温家宝那段时间，按照现价，包括还有现在价格是负增长，当时价格大概是 5% ，比如说频减指数，我们 GDP 增长是 10% 的话，我们按照现价计算，当时是 17% ，按照 17% 的增长， 2020 年中国经济总量 100% 超过美国，但是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完蛋了，已经超不过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通缩了，现在频减指数肯定是负的了。什么意思呢？我们经济增长现在看起来是 7.4% ，而我们按照现价计算 GDP 是 9.5% ，其实不到 9.5% ，其实比 7.4% 还低，按照 PPI 计算是负的， PPI 占的比重很大。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国如果按照现在现价计算的话，中国增长速度已经很难追上美国了，因此 2020 年已经追不上了，用现价计算可能要推 10 年，可能是到 2030 年，这是非常遗憾的错失了计划。当然，我们过去批判计划经济赶超有错误，但是我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卢锋教授研究中国和美国劳动生产率各种指标，的确超过美国的，我们还是中国人，我们尽管批评政府很多错误，但是我们对中国的成就和超过美国的方面，我们还是希望快一点达到，中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中国和美国比较很奇怪，中国有计划经济、有市场，我很反感这个说法，我觉得中国成功不在于计划和政府强大，而是中国有民间强大潜力，特别是民营经济，特别是市场转型以后爆发的力量。这是政府无意中实现的并不是计划的安排。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成功应该归结于市场，归结于计划和政府未预期到的、未实现他计划管制的意外的结果，市场客观的结果，我是这样归结的。

咱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争论，对于温家宝时期，从 2003 年开始就争论了， 2004 年争论最厉害的就是搞铁本事件，因为他 2003 年一下子改变了朱镕基的紧缩货币政策，以及大投资，大建设，搞国家集中办大事，造成一系列严重倒退，比如经济下滑、失业、通货紧缩、集中、压产能等等，中国压什么产能？中国整个产能比美国低得多，这么多人口，压什么产能？其实那个时候中国什么都不够，钢铁也不够，在朱镕基时期，钢铁也不够，电力也不够，原材料也不够，他还压。结果温家宝彻底改变这个局势，温家宝 2003 、 2004 年一上来有出现煤电油运不足，很多人批评他，煤电油运就意味着经济过热，用煤电油运衡量他经济过热。但是，这种批评我一直是反对的，其实后来温家宝正好在这件事情上大力的通过市场的方式，就是由于煤电油运不足，刺激了煤电油运大规模增长，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在他第一任期间，这些煤电油运不足问题全面颠倒了，彻底颠覆了朱镕基的思维，所谓的过剩，实际上中国是不足。温家宝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很多人批评和反对，尤其是政府内部，尤其是发改委，还有我们学术界，当然学术界里面反对最厉害的就是樊纲。前几天我还在凤凰卫视看到樊纲有一个讲演片断，他对温家宝这段时期非常反感，他认为中国后来出现这些问题都是温家宝时期经济过热、投资过热、货币过松，而且他和美国格林斯潘时期的过松联系在一起，他说简直热的不象话。而且他从来主张我们控制通货膨胀和控制经济过热要提前动手，在没热之前下手。如果热了就来不及了。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如果等到没热就收缩，中国经济就未热先冷，没有必要这样。而且不见得，你就是用紧缩衡量宏观经济就是稳定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保持增长，不是控制的过热、控制的通货膨胀就万事大吉了。所以，我想来想去，就算中国经济热了，哪怕是非常热，有问题了，它也比过冷好，现在就是过冷。

咱们有问题，我想来想去， 2003-2007 年这一段时间的经济状况，是中国有效率的赶超美国的状态，而且不是数量赶超，的确是效率赶超，不仅是人均劳动生产率，而且是很多技术，很多结构上改进。我们按照模型计算，这一段 TFP 也是最高的，各方面都是很好的，没有什么不好的。哪怕膨胀最多的钢铁，钢铁这一段时间的结构比、效率比、耗能比，各个方面来看都是技术进步最快的一段时间。反过来，等到你全面下滑了，你的技术进步根本没有了。所以，我们说在这一段时期里头，特别是 2004 年突然一下子出现很高的增长的时候，那种争论，我怎么看那个争论都站不住脚，如果细细回忆当时有很多事件。那年发生铁本事件，铁本事件完全是冤案，这个事情表明温家宝这个人政治性的做法，他做了一些好事，他本身是想改变朱镕基的过低增长、过强的压抑民间经济和地方经济的活力，然后他改变了，给地方经济和企业投资权，然后地方经济活跃起来了。但是，他这种做法引起很多人反对，尤其朱镕基派的反对，对朱镕基高度崇拜人的反对。所以，温家宝表面上要面对反对，比如合理调整货币政策，比如适当放松一点货币政策的做法，他不敢公开说，他表面上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宏观调控，坚定不移的宏观调控，然后就用铁本事件开刀，这种做法非常不规范，我认为也是和他自己实际做法是完全相反的。这种做法助长了一些不讲道理的，只以为反对过热、反对投资膨胀、反对通货膨胀就是正确的，永远是正确的，根本不用思考，就连我们的同行王同，他的说法我觉得和樊纲一样，哪怕宁可收紧也不能放松，他有一句比较有名的话，就是宁可让货币收的紧一点，不出现通货膨胀，也绝不能放松。我觉得这个经济选择不能这样，不能说我收紧了以后，我宁可承受经济下滑的代价，我也是对的。我认为这是代价，是牺牲经济增长。

我认为批评温家宝经济过热的人都是以这个标准衡量，哪怕你认为货币松了，就温家宝搞通货膨胀。温家宝这段时间总的来讲价格上涨是合理的，是可承受的。他最高的时候是 2004 年，在控制铁本事件的时候出现投资比较高，但是当时我认为投资并不高，那个数字造假了。在铁本事件， 2 月份的时候，投资增长速度达到 53% ，我到山东调查，他说当时在统计制度上做一个小的技术上修改，就是说如实上报统计数据，他们说地方上过去统计投资数据的时候都是把当年头几个月数据平摊在以后，因为头几个月上马工程数字特别大，所以头几个月特别高，以后就平衡下来。但是，当年改变了，所以把当年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投资上涨数据全部报上来，一报就是 53% ，实际上是当时情况是一样的。山东省说如果按照实际投的数字的话，实际上已经上到 80% 几，但是不能这样报。所以说温家宝明明知道这个数据有技术性的原因，但是由于他也想采取控制方法，也想迎合当时批评他的一些人的做法，在政治上做一些表态、表示，也在公开场合说最大问题是投资过热，货币过多，什么什么过松，经济过快。实际上当年投资并不过快，为什么？因为我经过仔细研究，当时投资速度很高的时候，投资品价格并不高，很规范，投资品产业各个方面都很平凡，只不过一个地方出了问题，他用了政策的说法，说谁不服从中央宏观调控的话，谁就是如何如何，和党中央不保持一致，所以他采取高压手段，比如刚才卢锋说的人民日报就像六四一样，打击反革命分子一样说坚持宏观调控，谁反对宏观调控就是反革命的语言，用这种高压语言。这个很快在 4 、 5 月份就出现，如果真是过热，不可能在 4 、 5 月份铁本事件以后投资马上负增长，从 50% 几跌到 18% ，而且钢铁价格暴跌到成本价以下，而且所有投资品价格冷却，极度下跌，这说明当时投资并不像数字表示得那么过热、那么高，轻轻一动就变成负增长。所以，我们对形势判断非常困难，我们到底是统计数据报的东西判断呢？还是真实用各种数据衡量，对数据鉴定，对形势判断。所以， 2004 年宏观调控的时候，温家宝有问题，有言行不一的做法，这个做法本身造成我们争论的一些困难。

最后温家宝实际上做的很好，他在后半年很快就向民营企业做了道歉，在山东还是在温州、浙江的时候对民营企业做了道歉，说你们不要担心宏观调控对铁本事件的调控不是打击民营企业，很快、马上经济又上去了，很快在当年宏观经济实现恢复增长，我觉得这个恢复增长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人批评这一段时间的增长，这个增长一直维持到了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这几年经济增长都是按照不变价计算是 11% 左右，通货膨胀没有超过 5% ，投资大概在 20% 几，有时候达到 30% ，然后这个投资增长大多数多是中国短缺产业，特别是电力，特别是能源还有原材料，这一段时间实现了中国结构平衡，就是短缺的能源、原材料价格过高的上涨和供给不足造成的问题，都得到了缓和，经济也实现平稳增长，失业率明显平稳，而且就业、经济增长、收入增长，我认为这几年是少有的增长。很遗憾的是像我这样称赞，我内心里是称赞温家宝这一段时间的做法，但是我表面上又成了反对他的人，为什么？因为温家宝当时主张打击铁本，控制投资过热，我成了反政策的人，被我们所长把我主任撤掉了，很可笑，我自己在家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像我这样替你辩护经济不过热的人没有了，人家从你后面插你一刀，你不一样。像刘树成这样的人把温家宝引导过里了，刘树成最后也没有当什么官，他替主子拍马屁，根本没有任何价值，而且和刘国光（音）的看法一样，就是中国要紧约束，中国要防止通货膨胀，要紧运行，这种做法完全没有任何根据，中国经济在 90 年代 2000 年以后完全不一样了，完全没有意思。所以，当年刘国光和刘树成沿袭朱镕基那一套，控制通货膨胀、紧货币、紧投资这一套被温家宝抛弃了，温家宝实现了活力释放，民营经济发展，结构改善，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这个时代宏观的经济都是合理的，包括结构，包括很多人攻击的环境污染，耗能过厉害，也不是这样，你们看看实际指标也是很好的。

但是，随后发生了问题，也就是 2007 年中央政治局在 2007 年夏天的时候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控制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在 2008 年进一步强化，尤其 2008 年温家宝犯了一个转折性错误， 2008 年出现猪肉价格上涨带动的物价高速增长，上涨达到 8% ，温家宝当时很害怕，人家批评他就是这些年高速增长，货币过松造成通货膨胀，罪责难逃。所以，温家宝强烈表态要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最重要的政府职责回答大家，然后他制定一个到年底物价要回落到 4% 这样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为此他实行严厉紧缩货币政策，这个紧缩货币政策马上把中国经济打下深渊。在当年 4 、 5 月份的时候，由于紧缩货币，就出现了各地资金链的断裂和沿海民营企业倒闭、失业，这时候国际上雷曼问题没有发生，中国先出现大幅度细化，无论各个方面都是由紧缩货币带来的。随后就进入了雷曼公司事件，雷曼公司这个事件更可笑，雷曼是 9 月 15 号倒闭的，卢锋刚才也提到，但是我知道的月份和你不一样，中国知道雷曼公司倒闭的时候，还认为中国经济过热，直到 11 月 20 号的时候，中国国务院和央行向人大财经委的汇报，还说中国经济当前最大问题是过热、通货膨胀，尤其是农产品价格上涨，所以中国要实行严厉紧缩货币政策，这是对形势完全相反的错误判断。再就是四万亿投资出台措施也是非常可笑，在 5 号的时候，是 10 月 5 号还是 11 月 5 号的时候， 11 月 5 号的时候，他们还在说经济过热，结果到 11 月 9 号 180 度，到 11 月 10 号公布十项措施，然后推出四万亿措施。这说明他在 5 号的时候对形势判断完全错误，错误到什么成为？明明经济已经下滑了，他还判断为过热，难道经济下滑是这五天发生的？不是，其实在这几天里面各个方面出现崩盘，我知道钢铁向温家宝紧急汇报，说我们钢铁行业已经崩盘了，还有煤炭已经崩盘了，各个行业已经崩盘了，但是他们面子上下不来，他们迟迟不愿意把这个信息公布出来。他们宁可对外表现政治上我们要控制过热，控制通胀，从而把万一过热、通胀的话，这个落在我身上。现在中国都不愿意承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罪责，因为这个罪责是赵紫阳血的教训，赵紫阳下台以后所有人把水泼到他身上，而朱镕基获得美名，温家宝差一点背上这个，他用这个手段把这个甩掉了。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暴跌比国际上还要严重，因为中国并没有参加国际上金融衍生产品，中国经济下滑虽然受到出口冲击，从高速增长 20% 几下降到负，但是中国经济更大冲击还是自己国内过度紧缩。这就说明温家宝最大的错误是 2008 年错了，和 2009 年又走向了反面， 2008 年的错误，他就是想赶快用刺激方式把这个事情抹平了，冲掉。所以， 2009 年又出现了一个过紧之后的过松，变成这一条。这个过松也推动不起经济，所以 2009 年以后是一败涂地，你用过松的扩大四万亿投资和后来推动房地产，怎么也推动不起来，反而你的经济越下滑，你的东西越糟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越来越靠房地产来支撑经济，越支撑越支撑不住，而且你货币再多，经济也是下滑的，也是通缩的，直到现在为止一直是这样，所以他彻底走上了他自己埋下的和挖的陷井和深坑。所以，我说温家宝是个悲剧，温家宝前期热度非常热，他就算热，他应该慢慢的降温下来，也应该降温，但是不应该采取紧急降温，可惜了，他紧急降温，结果紧急推升，也可惜了，连续在一年里面犯两大错误，过度紧缩、过度放松，造成他后面四年一败涂地，再没有起来。

现在我之所以对温家宝很好总结，按照我自己想来想去比较清晰的逻辑，就是温家宝这两个相反的执政的业绩和执政的过程都很糟糕，非常糟糕，他中了朱镕基的奸计了，朱镕基获得了美名，是朱镕基搞了一些大投资、大项目、高速公路等等，但是他造成宏观经济严重下滑，但是他仍然得到美名。温家宝最后受到批评，就是这个人没有大制，没有公平。温家宝在头一届最后一年，这个我非常清楚注意这一点，温家宝走上了上大工程、大项目的道路，其实他在 2008 年 7 月份，就是 5 月份的时候，还没有雷曼危机的时候就准备上高速铁路，上大飞机，上大项目，是他一个重要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来改变他的形象，上高速铁路造成中国经济暴跌，回到了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路上。所以，温家宝受了中国经济本质上需要靠投资集中推动来创造业绩道路的影响，其实朱镕基就是靠这种做法做的，这个本质和深层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回顾一下，这是我的一个逻辑思路，可能和你的不一样。

我们回到现在，我对现在非常不乐观，除非发生一个重要的转变，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政府也深刻接受了前两届的教训，他也知道中国只有搞大项目才能获得美名，现在李克强也注意搞大项目，现在搞的高速铁路的规模不亚于温家宝，只是没有说，年新增投资 7000 亿，和温家宝最高的时候一样。第二，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说我们在财政安排上，国家预算上又新增多少多少投资安排，大概 1000 亿，而且他还有新的计划，比如在多少城市新增多少公里的城铁或者地铁，还有中国要修多少水利设施，这当然是好的，但是不能集中在几年里面突然这么干，这么干的后果非常严重，一定造成中国经济严重下滑，就和大炼钢铁一样，根本不可能大幅度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只能造成经济高速后退。他已经露出这个苗头了，如果他走这个路的话，中国经济今后会很痛苦，中国经济整体要下滑，而且下滑到比下来还底的程度。现在我们经济要比实际报出来的经济低一半，为什么？你看所有的数字，现在看电力 4 月份只有 4 点几，电力衡量中国经济增长不会超过 5% ，不用电力来看，煤炭是支撑电力的，和电力相关的，还有中国重化工业、机电工业、制造业、轻工业也好，很少有产量也好、增加值也好能够达到 10% 的，大多数在 5% 左右。还有更多是 1-2% 左右，所以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经济现在增长绝没有达到 7.4% ，一定是在 5% 左右，甚至更低。如果按照这个实际判断的话，中国经济是严重箫条，这种严重箫条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比如说你现在货币已经让温家宝搞的过多了，你放不放？你放的话，房地产马上起来，而且现在领导人还碰到一个严重问题，房地产搞的这么高，这个价格过高已经超过世界上最发达国家最高价格水平，你是非下落不可，根本维持不住，没人买了。所以，房价下跌的调控，这一次终于到来了，这一次房价下调是合理的，但是他所带来的对经济的崩溃性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日本一样。下一步你怎么办？李克强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再高明的人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今后这些年是中国严重下退的几年，毫无办法，除非你是神仙。当然，中国房地产崩溃不会像日本那么可怕，因为中国老百姓有很高的首付率，银行贷款并不高，所以对银行影响不大，说房价跌一半也不怕，所以中国受到崩溃冲击不如日本那么大，但是也是非常严重的，要想回到经济 7-8% 的增长几乎不可能，实际上现在已经到了 4-5% 了。所以，中国经济如果搞的好一点的，不要搞大投资，不要搞房地产过度的下跌、暴跌，中国经济能回到真实的 7-8% ，那就是千幸万幸了吧。 ( 未经本人修订 )

盛洪：

刚才卢锋讲了中国发展的乐观面，提出对宏观经济失衡的批评，我认为这两者是并存的。“中国奇迹”的原因是市场化改革，民营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在有强劲动力增长趋势的过程中，失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不会扭转整个大发展趋势，这是不矛盾的。只是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若把“中国奇迹”归功于所谓宏观经济政策，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同时存在两件事物，并不必然存在因果关系。比如早上鸡叫了，天明了，我们决不会把天明理解为鸡叫的结果。这个很清楚，所以这并不矛盾。

第二，卢锋非常敏锐的观察到宏观失衡，实际上宏观失衡背后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我基本上都同意。但是，可能我们要进一步探讨为什么宏观经济政策会失误，这些年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解释，就是这些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人，他们对宏观经济本身的判断有误，他们对复杂的宏观经济体系没有明确把握等等，导致了这个结果。另外一个是从“动机论”的角度来解释，这些年来我更倾向于这种解释。刚才卢锋也提到动机的解释，涉及到一点，就是中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与小布什打的一个电话有关，当然这是一个外在的现象。你的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些政治领导人有他的虚荣心，甚至有他的个人政治利益上的考虑。这种解释近年来经常出现，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沈志华解读毛泽东，说他发动大跃进是想当世界革命领袖，这是虚荣心的解释，不是我们凭空造就的解释。如果我们把政治领袖看成是普通人，他就有人类的弱点，这种解释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政府官员急于求成的心理，因为时间很有限，我想说这些年这些政府官员，尤其是高层经济制定者忙什么呢？第一，他在忙用非常过激的方法解决以前的问题。第二件事是忙着对付他这个过激的方法造成的后果。第一件事是创造问题，第二件事是解决自己创造的问题，他们就忙这两件事。其实在我看来，他们都不忙的话，这个世界会更好，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

第三个动机是我要着重讲的。我们在做“国企研究”和“打破行政性垄断”的研究时发现，正如刚才小敏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在 2000 年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现象，就是垄断国企管理层利益集团的出现，他们的出现不仅是一个经济因素，而且是政治因素。由于这些国企高层领导人同时兼备着一转眼、一变身就能进入政界的通道，从某种程度来说，国企高层领导人和行政部门高层领导人是一群人，是一个利益群体。所以，这些所谓央企，所谓大的垄断企业，他们利益在影响着宏观政策的制定，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仅举几个例子，刚才卢锋讲的几个问题，我特别有动力想解释一下。第一，银行利率管制，我们研究过，中国多年来一直是由中央银行直接规定商业银行的零售利率，它绝不像西方利率市场化的国家中央银行是规定基础利率（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直接规定银行零售利率，就是规定老百姓直接存款和贷款的利率，这两个利率是固定的，固定的是什么？就是它们之间的利率差额是固定的，这个固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 2000 年左右开始的。我们报告里面有代表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的两条线，你无论怎么调，你每次主要看央行所谓调整利率，我觉得非常可笑的所谓宏观经济政策，两条线同时是起落的，这个之间宽度是不变的，这个宽度是多少？ 3% 点几。

赵农：

3.06% ，一年期。

盛洪：

这是国有垄断银行和央企的刚性利益。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你必须要保证国有垄断银行的利益，他的利益是在刚性的利率差之间的，总是保持 3% ， 3% 是什么概念？一般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存贷款利率差约为 1.5-2% ，大家说就差这么一点？大家知道中国有几十万亿存款，你乘上 1% ，你就能发现这个利益有多大。这么高的利率差，一定是压低了存款利率，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肯把贷款利率提高，因为利差高了，贷款利率为什么不能高呢？是因为背后有央企作为最主要的借款者，他们占有了大多数贷款资源。所以只能人为压低存款利率，而这种做法会导致作为存款人的公众的巨大损失。我们估计，仅仅 2010 年由于人为压低存款利率而导致的损失达 1 万亿，也就是所有存款者损失了约 1 万亿，而这 1 万亿如果我们用来对冲银行贷款利润的话，他就没有利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刚才卢锋也提到了，就是所谓的存准率的调整。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了解，存准率作为一个货币政策的工具，很多国家基本废弃不用了。在美国， 1000 万美元以下存款的存准率是 0% ， 1000-7000 万之间存款的存准率是 3% ，而且常年不动。为什么中国把存准率当成家常便饭，而不调利率呢？最简单的逻辑就是你调存准率可以替代利率。比如我要紧缩的话，有两个手段，一个是往上调存准率，一个是往上调利率。往上调利率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它会挤压我刚才说这两大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它不调。他不断的调存准率。调存准率调得次数最多的一年大概是 2007 年，一共调了 10 次，非常罕见，一年调了 14 个百分点，这个背后其实就是利益。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把存准率调整当然家常便饭的，所以这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要用“动机论”去解释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而我们有非常充足的证据证明他们就是有动机的。包括对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地应用，从来没听过他说我要有紧缩的财政政策，只是说有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个背后是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因为财政支出是政策制定者的利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就稍微评论这些。谢谢大家！

农：

今天非常感谢卢锋老师来做这个报告，我确实学到不少。尤其他谈到了其他几个方面，一个是以汇率来衡量的中外之间 GDP 的比较，我认为这个视角非常有意思，这样就集中在了这十年赶超，取得了多大的成就。第二个，就是关于制造业方面，我们在总量上什么时候超过了美国。还有以劳动生产率来进行比较。以上几个方面给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要感谢卢老师。

诚然，我想有些问题还可以再探讨一下。比如说刚才谈到那么多的宏观调控手段，我个人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地方政府也参与了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不光是十几部门之间的事，其实地方政府也参与了。两三年前天则所做了一个某自治区的控价方案，当时我就觉得非常有趣。作为一个省级的自治区，本来不应该有任何宏观调控的职责。然而，因为物价上涨比较高，在全国排在前三位，对地方领导人有压力。这个例子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经济是有帮助的。我就补充这么一点。

关于温家宝时期，就是温家宝当政这十年，中国经济的确得到比较大的发展，但是也的确给以后的增长和进一步发展埋下了很大的隐患。这两个都应该说说。是不是功劳完全挂在他头上呢？我看也未必。我觉得温家宝很多情况下的调控手段和调控理念，实际上是借鉴了朱镕基当时的一些失误，我认为在这个地方来讲，应该是给温家宝记一功的。比如面对 1997 年那次亚洲金融危机，朱镕基当时采取了调控。他的手段是缓慢式的，先动用货币政策，先调利率，然后调准备金率，然后继续出台财政政策，力度也是逐步加强。所以， 1997 年到 2002 年，前后花费 5 年时间。这 5 年时间，我感觉当其他周边国家经济回暖的情况下，我们还不愿意降低本国的汇率。所以，这是一个缓慢渐强的宏观调控，力度的分布是渐强式的。 1999 年 AER 中有一篇文章说过，要让经济降下来，相对比较容易；如果经济衰退时让它促进回升，往往难度比较大。朱镕基时期通过渐强的方式，五年把经济才开始启动。之后，那就是 2002-2007 年那一段比较高速的经济增长。这一段增长，实际上等于累计的叠加在一块的政策开始发挥效力。我们客观地评价，这五年的经济调整，有没有有利的一面呢？我认为有有利的一面，因为那段时间缓慢的压在底部，让很多竞争性的国有企业甩到了市场，因为财政背不动了，加强让竞争性行业更加民营化的过程。第二，就是让民营经济在这段时间之内有调整结构，逼迫他必须调整结构。所以，我认为这一点也是不容怀疑的。正是因为结构调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再加上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开始叠加到一块，拉动经济从波谷里面迈出来。那段中央政府对于投资方面基本把握的不错，主要在于基础设施和其他方面的投资。所以，利用民间经济的蓬勃发展，又补充了基础设施方面的薄弱，包括电、煤这方面，尤其是高速公路，当然还有一些铁路，拉动中国走的非常好的一段时间。这个功劳完全归在温家宝的身上是不客观的，更多的应该是前面的手段，就是朱镕基时期的作为，因为那个时候承担的代价过高了一些，所以他既带来很大麻烦，同时也为以后好的增长留下一个好的方面的变化。我还有一个记忆，在朱镕基执政时期，他曾经出台过这样一个政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说原则上以后不再在生产领域成立新的国有企业和进行生产性的投资，当时是非常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政策环境。但是，可惜中国是每次当经济拉动起来，日子过好以后就开始琢磨怎么压着民营经济，怎么开始玩儿手中的权力，怎么助长国有企业进一步发展。所以，这个基调，最后说话都不算数了。我认为胡温时期最大问题就是国进民退，让政府权力越来越大，坐视利益集团形成，不但是坐视，而且帮忙让这个利益集团形成并壮大。所以，我认为他最大的错误主要在这里。

我也同意老袁谈到的那个，就是反应确实比较慢，至少雷曼兄弟倒闭到 11 月，两个多月形势判断完全错误的，但是他出手四万亿是汲取了朱镕基调控时间过长的经验教训，一次性地托住了经济的下滑趋势。四万亿政策，从技术手段来考虑，是有有益的一面。他的错误主要在什么地方？他的错误就在于没能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头到尾一直在实施。谁都明白把货币卡的那么紧有利于谁？对国有企业损害很小的，他总能获得贷款，损害的就是民营企业。而财政政策占的便宜最大的是谁？还是国有的部门。所以，这十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胡温是难逃其咎的。就是他们行政性垄断逐步加强，而且蔓延到地方，他们由一个行政性垄断的自为者变成了自觉者，创造出行政性垄断。举一个例子，某地把在商圈里面的三家百货公司合并在一起，局部形成这个行政垄断。另外把水泥公司也合并，都是胡温时期做的。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反垄断，从供给提高，而不是需求来看。所以，从结构因素来看，我就同意老袁提的，对于中国来讲，适度宽松可能比紧缩对中国更有利，道理何在？因为适度宽松，尤其货币政策，能够让民营经济拿到发展的空间和相应资源，如果适度的紧，他在资源分配当中，只能是相对有利于国有部门，压缩的是民营经济。所以，这一点我给老袁提供了一个分析的逻辑。

总之，现在的情况的确有可能出现非常糟糕的结局，这个糟糕结局究竟是小概率还是大概率？我觉得现在还难说。我们希望是一个小概率，仅此而已。一旦发生大的经济下滑，无非就是几种措施：大量发行货币冲淡债务，因为下来之后迅速的主要是债务危机，地方债务危机，这是一种，其结果那就是恶性通胀。要么就是搜刮民脂民膏，拿税收，经济更加一蹶不振。第三个措施可能是什么？让银行把所有债务全免了，银行就要被拖垮，你不知道要注入多少资金。还有一条路就是把大量国有资产甩到市面上让人接盘，最后导致结果就是所有资本市场崩盘。这四条任何一条下去，我估计都够咱们受的，尽管咱们手里面有很多牌，每一个牌打出去也吃不消。我想了半天只有一招，就是大量借外债，这种情况下可以解决我们的事情。但是，我想习总在比利时那一番发言，国际社会迅速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如果你与整个国际社会为敌，与现代文明为敌谁会帮你？大量的借外债，就是对赌性的，我可以借给你，你必须走向现代文明。我认为最后很可能行得通的就是向国际社会大量举债，但是中国盘子实在太大了，这一天即便到来，也是杯水车薪。

石小敏：

卢锋的报告引发一个非常重要课题，就是这十年总结，这十年总结涵盖了我们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总结，这个问题要真讨论清楚，非常不容易。我刚刚听到一个，老袁的观点，马上就有一个我对他不赞成的观点。就是每个人观察的事实不一样，可能他把这段研究了，那段没有研究，这个案例他研究了，但是他举另一个例子可能就没研究，他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看法。这样对于总结，你的总结是为了什么？为了迎接以后的困难和问题形成共同的经验共识。这个太不容易了。我举个例子，从改革角度，朱镕基打了多少场硬仗，主从计打的硬仗，温家宝一次没有干过。朱镕基十年当常务副总理，他铺垫一个基本基础，就是跨国公司大规模向中国转移制造能力，中国制造业第一，主要是他们，高科技 80-90% 都是外国投资企业。制造业里面外商投资企业占的比重最高的时候占 60% 几。像汽车工业 70-80% 的股权，就是整个汽车工业，整车加零部件都是外资企业，因为放开了，以前没有放开。他创造一个基本体制，就是能够大规模的迎接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制造能力，只有这个东西带来卢锋讲的所有事实，包括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可是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很难计算服务业， 2001 年开始下降，我们固定资产投资产出， 2002 年底下降接近 80% ，和 2008 年相比下降 70% 。

朱镕基打的硬仗，朱镕基的时代为什么困难？他做两件事情，汇率贬值，为外贸出口创造环境，没有汇率贬值就没有未来大出口，但是汇率贬值迎来巨大通胀，他为了消化这个通胀，我们保持补贴都可以达到 10% 以上连续几年， 1994 一直到 1997 年。第二，十万国企下降，几千万人下降，他是补充国企亏损和财政漏洞，这个负担是朱镕基承担，然后严重约束政府借钱纪律，这才使民营企业有很大发展空间。 2008 年以前国有企业调门都是好好改，向股份制走，向现代化走，都是这个调门，这个基础是朱镕基做的，朱镕基打了场硬仗，从汇率改革，到 WTO ，到走私，到房改，到税改，到国企改革，至少有七八个，温家宝一场没有。所以，我们想总结这个东西，哪一个是真正的经验？哪一个是表面的东西。而且你既然说温家宝力量本来不足，很多地方言行不一，心口不一，力量不足。你把宏观调控所有力量算在他头上，是不对的，我们背后还有总书记呢，还有太上皇呢，还有很多东西他落实不了。 36 条到现在几次了？根本落实不了。所以，总结经验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天则所如果愿意写个十年宏观调控，总结经验教训，这是很要力量的一件事，而且这个事为什么有意义呢？主要是为下一个即将到来的危机，为新的领导人提供有力量的、有深刻分析的，恐怕他们是需要这种东西的。（未经发言人修订）

嘉宾：

很高兴参加这个讲座，刚才卢老师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宏观调控的经济逻辑，而且盛老师从个体行动角度也分析了这个逻辑。我想宏观调控背后逻辑应该有两条线，一个是经济的角度，另外一个应该是人的行动的角度来分析。我是来自于国企的，我也理解刚才盛老师所提的那几个例子，西方历史学家说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只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循环。我想这计划用在中国的宏观调控史上也是一样可用的。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的奇怪的循环呢？我想从人的行为角度可以得到分析，你看政府必须开拓各种各样的宏观调控工具，这种工具对他也是一种权力。你看现在是限制购买住房，限制汽车的购买，要摇号。甚至前一段时间治理雾霾，说雾霾很多成分是家庭炒菜，要规范户外烧烤等等。所以，政府这种行为就导致了宏观调控怪圈的循环。

另一个层次是企业家，中国企业家也是深得体会这种宏观调控的。在市场好的时候，低利率的时候大肆扩张，市场不好的时候他就喊，就哭。我哭，你政府不救，不救我就跑路。就这么简单。中国企业家真有企业家精神吗？真不一定。从相应的研究就可以体现这一点。

另外，从个人角度，房价涨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股市涨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股市跌了、房价跌了，我就出来游行、拉着横幅去堵路，这就是体制性的弊端。中国社会按照社会学角度来讲，还是总体性社会，大家都希望政府包揽，而政府也乐意包揽。你看不要破产，信托计划，国家兜底，都是这种制度造成的。

我的问题就是这种宏观调控的怪圈，我有一个问题，既然这个怪圈是我们人为造成的，那这个宏观调控还有必要吗？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我感觉有迹象已经进入了新的怪圈，为什么我提出这个关注呢？一方面是最近五千亿货币扩张开始了，这几天大家在讨论。第二，民间企业家融资成本特别高，央行调查显示平均融资成本是 18% ，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一个会议，是典当行提出统计数据，他们对中小企业贷款是 25% 以上。所以，中国经济，中小企业融资状况是极其不乐观的。他们就会哭喊上政府放松货币管制。还有就是影子银行，前几天央行几个部门发布了一个规定，来限制影子银行，我也仔细研究了这个政策，但是实际上这个政策只是对同业往来以及售出回购活动做出比较实质性限制。对于信托公司和银行之间合作形成的影子银行基本上没有影响。所以，我想有可能进入新的一个怪圈，这是我第二个问题。（未经发言人修订）

张曙光：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你讲中国的宏观调控泛化，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咱们不是多少部门，多少工具。你可以看到，总理就是搞宏观调控的，国务院就是搞宏观调控的，实际上我们是把政府的全部政策和行为都装在宏观调控这个筐里面。所以，任何一个政策，任何一个手段都都变成了宏观政策。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宏观和微观没有分开，所以政府一系列对微观经济实行管制的办法都是宏观调控。

第二个问题，你刚才分三个时期讲美元的 GDP ，我觉得你可以这么说这个事情，但是美元本身的波动和变化很大，如果说未来情况变成另外一个状况，人民币汇率贬值相当厉害，情况就不是现在这样。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需要说明，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回顾一下十年的宏观调控，从历史角度来看今天、看以后，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但是这个题目怎么做呢？经济发展有阶段性，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问题，而且宏观问题又是一个常讲常新，变化不断的东西。过去的东西在哪些地方能用到以后？恐怕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里面，可能原来有些东西不见得是可行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真正要考虑这个问题，你前面概括了很多典型的事实，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你到底是从某一些重大的政策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或者从某些重大的事件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和你概括成这个样子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几个方面，哪个方面好一些？因为中国的事情，确实我们遇到了很多别的人没有遇到的事情，我们本身体制就有很大特殊性，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正因为这样，讨论宏观政策和体制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你的讲演虽然提到一些，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够，我刚才说用重大的政策或者重大的事件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可能提出一些新问题。一个政策的出台，可能引起来的是体制上很大的问题，比如四万亿，都投到国有部门去了，最后就引起了体制上的重大变化。所以，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和考虑。另外就是资本回报率和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这几年下降，劳动生产率恐怕也在下降。过去是上升的，这是没问题的，现在的状况怎么样？这两个指标下降和另外两个问题，就是汇率和利率的关系问题。你说咱们是钱多，储蓄多，资本少。恐怕根源在利率、汇率，现在这么扭曲，资金流向不可能合理和有效。只有利率和汇率比较合理，资金的流向才可能是合理的，不会是错配的，不会是该流到高效率的流到了低效率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将这两个方面能够结合起来考虑问题，可能很重要。

卢锋： 谢谢大家提问和评论，我听后很受启发。涉及内容很多，我就其中部分问题简略回答。

一是 2008 年宏观政策演变的有关事实。 2008 年 7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了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这就是“一保一控一突出”方针：保增长，控物价，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地位。这个表述凸显一段时期政策表述微妙的修辞学特点，需放到当时经济形势背景下才好理解。该年年中 CPI 这个在宏观周期过程中较为滞后指标仍然较高，然而一些短期高频指标已经显示经济下行压力。针对这一形势，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放到第一位，与早先主要调控经济偏热通胀方针已经发生重要调整；同时用“一控、一突出”加以平衡，对冲形势分析判断可能走偏的潜在风险。

2008 年 10 月 17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四季度经济工作。 针对当时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对我国的影响逐步显现，国内经济出现经济增长放缓趋势明显和资本市场持续波动低迷的新形势，强调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要求坚定信心，冷静观察，多管齐下，有效应对，努力把好的形势巩固和发展下去。当时确定“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尽快出台有针对性的财税、信贷、外贸等政策措施，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那次会议部署包括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提高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加大投资力度、解决好涉及民生的问题等十方面政策。虽然十大政策包含“继续控制价格上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内容，但是总体看宏调政策已经朝促内需和稳增长方面发生实质性转变。当时美国金融危机已全面爆发，会上针对四季度提出的十条政策，可以看作是应对外部危机的初步方案。

不过随着形势变化，这个计划在半个多月后的 11 月上旬变成著名的四万亿一揽子刺激计划。四万亿计划实施取得多方面重要成就，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在如何看待大规模刺激问题上引发学界和社会上讨论争议。我想说的是，当时如果要大体按照 10 月中旬计划应对会效果如何？ 10 月 17 日出台十大政策为什么半个多月后被四万亿刺激计划取代？应有一些从经济史角度值得探讨的情况。我在《财新 - 新世纪》“十年宏调史”专栏有关文章中初步探讨过这个问题。

二是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经济追赶趋势问题。过去十余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规律现实展开，推动用汇率表示的中国经济名义追赶速度较大幅度超过实际追赶。刚才袁教授发言时重视这个事实，我也完全同意。袁教授讨论了这两年相关情况变化。近年我国经济追赶速度确实有所回落，不过追赶态势或趋势并未发生逆转。 2003-2007 年开放景气时期以及四万亿刺激经济时期，每年追赶速度可能高达 15% ，近年变成追赶 10% ，或者追赶 8% 到 7% ，追赶速度下降了，但是仍然在持续追赶。未来会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一追赶态势很难改变。比如说，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增速均值会显著回落到 7%-8% 上下水平，但是随着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人民币汇率温和升值趋势有望持续，即便 GDP 平减指数衡量的通胀水平控制在年均 3%-4% 历史较低水平也会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相对美欧发达国家复苏迟缓甚至面临大衰退现实风险，中国经济相对追赶是大势所趋。中国经济过去十来年已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增量国，随着中国追赶持续和相对体量增加，会在较长时期维持最重要增量大国地位。

三是不同经济效益指标与宏观周期关系。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都是经济绩效指标，并且其分子包括产出因而都具有宏观经济顺周期属性。但是利润率中的分子利润是产出与费用之差，二者波动共同影响利润，因而利润率波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劳动生产率。 TFP 也应具有顺周期属性，不过获得 TFP 数据受到模型设定准确性和相关数据可获得性要求很高，因而不同研究者可能得出差别较大估计结果。另外用 TFP 作为对技术进步度量虽然是教科书流行表述，实际上也存在基本逻辑层面问题和争论。

四是盛洪教授提到的决策者判断与既得利益影响的关系问题，石小敏会长评论中也涉及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政策制定很重要，但是具有政治经济学性质因而不容易进行实证观察和检验。领导人评估和拍板重大政策，通常显然要考虑超出通常经济学分析的更多因素，受到一系列或一组变量影响，其中包括领导赖以施政的行政部门偏好和利益显性或隐性的影响。十年宏调史提供不少相关案例。如 2003 年央行出台 121 文件，试图用后来看来比较温和手段限制房地产融资过快风险。不久国务院出台 18 号文件，被当时观察评论意见看作是较多表达房地产商和相关部门方面对形势分析意见和利益表达。当时对这个问题争论较大，不过事后回顾探讨，当时央行出台文件方式比较简单直接，然而对当时宏观经济和房地产走势判断应该说比较具有前瞻性，采用的政策手段也并不过分。当然，反面意见也自有其道理。从高层决策角度看，面临复杂形势与意见争议，如何判断和决策确实不容易，“会讲的不如会听的”。决策者不可能完全与主流观点绝缘，但是他确实又可以利用决策拍板地位影响潮流。决策者也不可能超越既得利益，但是在利用不同利益诉求推动政策朝合意方向演变又具有很大能动作用。一个比较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可能也不得不迁就他不喜欢的既得利益，但是他会把迁就看作短期策略，一旦有机会就会一跃向前，利用正在积聚的力量去优先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矛盾和难题。

五是十年宏调史阶段划分问题。袁教授和石小敏会长都提到这一问题。分段确实没有一定之规，讨论十年宏调史，我在一些场合分三段，有的场合讲的细一点分五段，比如从 2003-2007 年大体都是从紧调控，既可以看作是一个阶段，但是也可以 2005 年为界分为前期与后期。 2004 年宏调风暴过后，宏观经济形势在此后一年多短期有所回落，但是 2006-2007 年出现新一波通胀高潮，所以用 2005 年为界分两段也是可以的。刚才讨论对我有启发。比如小敏会长分段重视政策方针变化因素，他认为 2007 年以前我们强调的是出口导向，引进外资等外向型战略，那一套政策到 2008 年有了很大调整。还讲到出台物权法显示改革取向较强，后来则发生变化。袁教授也提到这个政策取向差别对于分段影响。这些分析观点都有道理也很有意思。当然，这里也有不同解读余地。我同意当时顺差较快增长与鼓励出口和招商引资有关系，不过这方面政策一直都有，加入 WTO 只是提供一个更大平台，并不足以保证能够大幅扩大顺差。回忆当时有关入世讨论，流行观点是担心狼来了会对国内产业产生巨大冲击。 WTO 本身不足以保证你会出现大量顺差， WTO 只是减少了贸易壁垒，你如果有竞争力就能更为充分发挥，如果没有竞争力逆差会更大。一国相对国际竞争力当然受到各方面因素作用，其中包括像鼓励出口和招商引资这类政策作用，然而基本面因素可能更值得重视。我比较重视对制造业作为主要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定量观察，专门估计了改革时期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时间序列数据，较快增长和追赶的拐点发生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此后生产率追赶持续发生，到新世纪初年已积累相当落差，构成开放景气追赶形势展开的基础条件。当然，劳动生产率追赶这个综合性绩效指标背后，是基本生产要素层面与社会生产函数结构的积极变化，包括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比如我住处小区最近把早先砖块路面改造成水泥路面，这个谈不上规模的小工程在利用强大资本积累方面做法让我惊诧。就以路面浇筑水泥工序为例，一个工作面上竟然有三辆水泥搅拌运输车合作施工：一辆向工作路面外泻供应混凝土，一辆满载混凝土搅拌车等待卸料，另一辆到外面装料。包括司机和工作面几个操作工人，一组员工形成混凝土浇筑工序团队，这个工作小组效率水平很高，跟我当年农村插队时手提肩挑浇筑混凝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去年初去非洲几个国家考察，那里城市修房子还能看到用绳子把装满水泥铁桶吊到楼面上去，跟我当年插队时看到情况类似。支持现在这样高效生产系统，少不了有大量现代机器设备即经济学所谓固定资本，还要有操纵设备工人以及团队协同合作的人力条件。这类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例，说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体制改革创新等因素，是推动生产率持续提升的更具有实质性的变量。

六是经济增长又快又好标准问题。我同意袁教授观点，经济增长应当又快又好，在好的前提下该快就快，当然不能过快。抽象讨论应当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具体到 2007 年是否过快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当时经济增速超过 14.2% ，位居改革时期第二第三位。 CPI 增速虽然与历史时期比较不算很高，但是资产价格飙升显然也在一定程度表现出通胀压力。我个人认为 2007 年是体现一段时期宏观经济增长特点的典型年份，既表现出增长动力很强，也折射扭曲带来的不可持续性。对此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讨论，不同观点具有互补性。

最后是一点感受。几年来思考研究十年宏调史，今天有机会跟各位探讨交流很有启发。对这段历史，人们认知角度和观点差异较大是正常和必然现象，今天讨论交流使我对此有了初步感受。今后如更多人有兴趣研究，还会提出更多和更有意义的认识和思想。当然，尊重历史观察多视角，不等于说历史讨论没有客观性基础。我觉得至少有两点在原则上应肯定和坚持。第一点是要坚持事实一致性原则，即重视观察和梳理基本经验事实。我在写十年宏调史专栏文章时，试图梳理和讨论十大事件。哪十个事件最重要？对此估计很难有共识，不过对事件描述应当尽可能尊重事实，这是最低要求。第二点是逻辑一致性原则，对经济现象解释可能有不同假说，也可以有不同立场，然而对前后事件解释、对不同方面事实的解释，应尽量关注其内在一致性。这就需要我们结合中国现实，超越标准教科书内容，去重新学习和理解现代经济学好的学说和思想，重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感谢大家百忙中参加讨论，给我很多启发，有些看法我回去后慢慢思考消化，以求对今天讨论问题有更符合现实的认知。

张曙光：

今天很晚了。刚才卢锋讲了一句话，宏观态势的变化意见很分歧，我说，同一个历史不同的人写出来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