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稻北麦”真的导致了文化差异吗？
“南稻北麦”真的导致了文化差异吗？
#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
不同区域间巨大的文化差异究竟因何而形成？这历来是心理学家所关心的重要话题。
一种主流的解释是“现代化假说”。此种观点认为，当一个社会变得更加富有、教育水平上升、资本化程度提高，这个社会中的个体将更加倾向于个人主义和分析性。然而，这种假说无法解释的是：为何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人均GDP已经高于欧盟，但当地的民众却仍旧普遍呈现出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特征。
另一种最近被提出的解释是“病原体假说”。此种观点认为，若一个社会中传染性疾病比较肆虐，与陌生人打交道就会变得更加危险，这会导致该社会的文化更加孤立于外界，并在社会内部呈现出集体主义的趋势。这种说法得到了以往一些实证研究的认同，然而这些研究都存在比较严重的漏洞：传染病的肆虐程度与当地的平均温度是高度相关的，而温度又会影响许多其它因素，比如农作物的种类。
农作物种类对文化的影响则是以往的研究没有考虑过的。于是，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的 Thahelm 与合作者在最新一期的《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提出一种“水稻假说”，以农作物种类的差异来解释不同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他们还试图在中国南北差异的语境下，实证验证这种假说是否比前述的“现代化假说”、“病原体假说”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作者认为，水稻的种植在灌溉与劳动力这两方面显著区别于小麦的种植。种植水稻需要完善的灌溉系统，而灌溉系统作为一种“公共品”，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设和修缮，这也就要求村民之间需要彼此协调、配合。同时，一个农户对灌溉系统的使用有时也会影响到别的农户，这也要求邻里之间有更多的沟通。种植水稻也对劳动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种植水稻所需的劳动力大概是同样面积小麦的两倍，中国古代的农书也认为“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最好种植小麦”。由于水稻的种植和收割对劳动力的投入要求甚高，农民通常会采取劳动力交换、错峰播种等方法来更加有效地组织生产，而这些方法都要求村民彼此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相比之下，种植小麦通常依靠自然降水就已经足够，不需要修建灌溉系统；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少于水稻。
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种植水稻的村子比种植小麦的村子更有可能存在更多的村民间的合作与沟通。作者认为正是由于不同作物导致村民间的相处、合作方式存在差异，最终形成了地区间的文化差异，比如中国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并不仅仅存在于种植这两种作物的农民身上，而是会深刻地影响所有在种植水稻或小麦的地区成长起来的个体。
作者在北京、福建、广东、四川、云南和辽宁六个省通过问卷调查了1162名汉族大学生，并构造出了相关指标来衡量他们的集体主义、分析性等特征。在统计分析中，作者发现，只有“水稻假说”能较好地拟合数据中的南北差异，另外两种假说都与数据不一致。但这显然不能说明“水稻假说”就是导致南北文化差异的原因，因为除了种植作物不同外，中国的南方与北方还存在许多其它的差异：气候、方言、与游牧民族的交流等等。为了进行严谨的因果推断，作者主要又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实证设计。
第一种是针对“稻麦分界线”两侧的县进行比较。这种做法有些类似于计量经济学里的“断点回归”，其主要逻辑是：在稻麦分界线两侧的县城，其它条件应该大体类似，主要的区别就是种植农作物种类不同，因此通过将它们进行比较就可以排除其它因素的影响，从而得出“种植水稻/小麦”对文化差异的因果影响。作者发现，稻麦分界线两侧的县城的确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且差异的程度和全国整体的南北差异方向、大小都几乎完全一致。作者于是认为这种结果可以极大地支持“水稻假说”的正确性。
但是，作者这样的设计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漏洞的：在“断点回归”中，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这个“间断点”是外生给定的，不能随便地进行人为选择。“稻麦分界线”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为种植何种作物显然是由当地的农民根据客观条件进行自我选择的结果。一种可能是，在稻麦分界线的两侧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存在差异，导致了分界线两侧呈现“南稻北麦”的景象。如果是这样，那么针对这条分界线两侧的县城进行比较就无法规避自然条件的差异对结果的影响，因而并没有达到作者使用此种方法的目的。另一种可能是，稻麦分界线的两侧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几乎没有差异，这符合作者使用此方法的目的，但是我们不禁会问另一个问题：既然自然条件完全一致，为何还会出现分界线两侧“南稻北麦”的景象？这显然是分界线两侧的村民的想法、观念等存在差异，于是在自然约束相同的情况下却做出了不同的生产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则显然是“观念、思想的差异”在先，“农作物种类的差异”在后，前者为因，后者为果。也就是说，是文化差异导致了“南稻北麦”，而非反之。这显然与作者的理论是完全矛盾的。
为了进行因果推断，作者采用的另一种实证设计是计量经济学中的“工具变量法”。如上问指出的一样，如果我们简单地检验“种植水稻/小麦”和“文化差异”之间的相关关系，则很难得到一个真正的因果推断，主要的问题在于“种植水稻\小麦”的决策具有“内生性”：种植水稻的地区，与那些种植小麦的地区之间，可能原本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内在差异。比如即便我们观测到前者与后者的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也不能断言这就是种植水稻的功劳，因为一方面这还有可能是气候、地形、语言、与游牧民族交流等等其它因素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作物的差异，而非反之。因此，想要真正地建立起“种植水稻\小麦”与“文化差异”之间的因果联系，就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这个变量只通过影响“种植水稻/小麦”的概率来影响“文化差异”，而与其它不可观测的影响文化的因素全部无关。
作者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当地环境是否适宜种植水稻”，原因在于这一变量是自然环境决定的，不可以人为选择，由此可以排除掉“文化差异”决定“作物种类”这种反向因果的情况。然而，作者选择的这个工具变量仍然是非常不恰当的：如上所述，一个恰当的工具变量只能通过影响“种植水稻/小麦”的概率来影响文化，它本身不能直接地参与对文化的影响。而我们诉诸常识就不难想到，一个“适宜种植水稻”的环境，通常湿润、温暖，人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与在一个干燥、寒冷的环境下生活相比，非常有可能形成迥然不同的生活习惯、性格、观念等等。因此，“当地环境是否适宜种植水稻”会直接地影响当地文化，这个变量不适合被当成工具变量，于是相关的实证结果也就无法有效地支持他的假说。
综合来看，这篇文章提供了新颖的理论假说，对一个重要的问题给出了新的解读视角，同时在统计学上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相关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结果的可信性，这些都是文章的贡献所在。然而，这篇文章的实证部分设计较为粗糙，在试图进行因果推断时，对计量方法的运用存在明显漏洞，因而未能有效地在因果分析的层面上支持理论假说。因此，“南稻北麦”是否真的导致了文化的巨大差异，这一问题还有待未来更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来给出答案。
参考文献
-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Shimin, C., Duan, D., Lan, X.,; Kitayama, S. (2014).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344(6184), 60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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