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类少数民族更易离心
哪类少数民族更易离心
#分离主义 #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自治水平与离心程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问题。
无论在东亚还是西欧，在北美还是南非，对于力图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实践者而言，民族问题往往意味着复杂的权衡和艰难的选择。一方面，给予少数民族充分自治，可能会降低这些群体的离心倾向，从而更有利于国家统一。另一方面，当少数民族获得自治之后，它们实现分裂的能力或许也会随之加强，而政治家们因此产生担心，似乎也不无道理。
那么，少数民族自治水平与离心程度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呢？美国学者 施罗奇（David S. Siroky） 和 柯非（John Cuffe） 最近发表论文，指出应将上述问题放在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加以理解。具体来说，少数民族采取分裂活动的倾向，取决于它们是否曾经获得过自治，以及它们是否正在享受自治。
施罗奇和柯非认为，从未获得过自治的少数民族群体，即便存在分离倾向，也往往缺乏动员分裂活动的手段与能力；一般来说，这些群体对于现属国家的敌意较低，内部较难产生旨在将族群从现属国家中分裂出去的领导群体。
正在享受高度自治的少数民族群体，虽然具备动员独立的能力，但往往没有足够动机去采取走向分裂的行动。原因在于，这些群体要么认为现状符合自己对于民族自觉的要求，要么担心会为分裂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失去正在享受的自治。
但是，那些曾经享有高度自治的少数民族群体，在自治程度受到外力压抑之后，却往往会产生出异常强烈的分离倾向。自治权利的丧失，往往会在这些群体中激起忿恨与不满，而自治造就的高效组织动员能力，又往往不会因自治权利被收回而烟消云散。这样，失去自治权利的少数民族群体，往往不仅具有较强的分裂意愿，也具备采取分裂行动的能力。不仅如此，由于自治权利得而复失，这些群体往往不再信任政府为解决问题所做出的新承诺，从而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歧与对峙。
施罗奇和柯非指出，少数民族群体因失去自治权利而加剧离心的例子，在全世界范围内比比皆是。
例如，阿尔巴尼亚族人控制的科索沃地区，从1976年开始作为前南斯拉夫联邦的一个省分享受充分自治。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米洛舍维奇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势力在南斯拉夫境内不断增长，以及科索沃阿族自治当局对于境内塞族人实施歧视待遇，科索沃阿族人的自治权利最终在1990年被虢夺。然而，科索沃阿族人的动员网络并未因此消解，他们对失去自治的不满导致了最终摧垮南联盟的一系列离心抗争。
又如，苏丹南部在文化上与阿拉伯人占据主导的北部大不相同。1974年，苏丹内战以给予南部地区高度自治的方式结束。然而，随着北部主导的伊斯兰政策日益深入，1983年通过的新宪法极大地削弱了南部的自治权利，而此时北部势力又控制了位于南部的多处油田，激化了南部不满情绪。在这种情绪笼罩下，苏丹南部争取独立的军事力量得以进行几乎长达30年的持续抗争，最终使原苏丹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
同样，阿萨姆地区在印度独立时获得了自治地位。然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印度中央政府开始干预这一地区的经济事务，并最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全面废除了阿萨姆地区的自治权利。阿萨姆地区此前的抗争主要集中在自治框架之内，而此后则出现了大量旨在脱离印度的暴力事件和集体行动。
在案例研究之外，施罗奇和柯非还对世界上324个少数民族群体的自治状态与独立诉求进行了统计分析。他们收集的数据来自100多个国家，时间跨度自1960年到2000年，不仅包括测度少数民族群体自治状态和独立诉求的精确指标，还涉及政体类型、少数民族数量、少数民族分布情况、外部势力支援情况和时代与地区环境等控制变量。基于这些数据，统计结果充分证明：失去自治地位的少数民族群体更容易发起分离活动。
那么，某些少数民族群体之所以失去自治地位，是否恰因为它们提出了中央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分离诉求呢？施罗奇和柯非认为答案并非如此。例如，科索沃阿族人在获得自治1974年至1990年间相对平静，印度的阿萨姆地区则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群体暴力反叛，而苏丹南部虽然一直不太平静，但冲突激烈的程度却在自治权被剥夺后陡然升高。
施罗奇和柯非的结论虽是基于对既往数据的分析，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多民族国家如何以健康平静的方式维护统一，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思考；而施罗奇和柯非的研究则提示我们，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一方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另一方面要将现实问题放到历史进程中加以全面理解，做到温故知新、通权达变。
参考文献
- Siroky, D. S., & Cuffe, J. (2014). Lost autonomy,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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