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折射的语言政治
《现代汉语词典》折射的语言政治
#市场化 #语言
语言与政治密切相关。词典里收录哪些词、用怎样的例子，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变迁。香港教育学院学者 李肇祐 通过比较1959年第一版和2005年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揭示了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导向下语言与政治的微妙关系。他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论：新版《现汉》中依旧活跃的意识形态宣传因素可能并非来自国家控制，而是词典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为在市场竞争中塑造权威形象而主动呈现的结果，是一种吸引消费者的逐利表现。
词典可以分为两类：“描写派词典”旨在揭示语言运用的现实，当今英美的主流词典大多根据这一原则编写；与之相反，“规定派词典”旨在维护语言的“纯洁性”，防止其被“腐蚀”（即发生演变）。现代语言学并不承认语言具有“纯洁性”，正如作者在论文中指出的，语言正确性的标准通常反映了统治集团的权力。《现汉》就是这样的一本规定派词典。中共建政后长期重视语言文字工作。1956年，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国社科院设立了词典编辑室，负责《现汉》的编纂。
也正因此，通过比较不同版本的《现汉》，研究者可以洞察中国的语言政治发展——不同时期的政治关切如何影响了词典编纂过程。
论文作者在1959年第一版和2005年第五版《现汉》随机选择了70页中的2735个词条，统计了其定义和例证，并将其分为改革（包括“和谐社会”“按揭”等词和“辞退保姆”等例证）、革命（包括“按需分配”等词和“战胜邪祟”等例证）、科技、人文、宗教和其它等六类。分析发现，与第一版相比，第五版中改革类内容（词条、定义和例证数目）明显增加。
此处，作者还基于公开资料进行了定性讨论：例如，在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大陆后不久，虽然《现汉》第五版已完成排版，但编者最终仍加入了“愿景”和“体认”这两个出现在连战与中共方面联合公报中的词语。作者认为，这体现了“政治议题对《现汉》修订的决定性作用”。
不过，与第一版相比，第五版《现汉》中革命类内容的减少并不显著。一方面，作者指出，《现汉》第五版的收词量较第一版大幅增加，因而革命类内容的相对比例减少仍属明显。但另一方面，这也引发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国家早已不再提倡阶级斗争，但为何类似的词语仍保留在第五版《现汉》中呢？
作者驳斥了一个看似准确的解释——国家仍严控语言政策，持续在《现汉》的编纂中施加影响。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放松对出版业的限制（私人出版的词典数目急剧增加就是明证）；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通讯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控制词典的编纂和修订代价高昂，不切实际。
相反，作者提出，《现汉》保持高度政治化，恰恰是基于市场考量。如今，词典市场百花齐放，商务印书馆需对《现汉》自负盈亏。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现汉》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可以向公众体现其权威性。可能是鉴于同样的理由，商务印书馆不断强调其与中共的历史上的紧密联系。如此，在消费者的心理认知中，《现汉》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其内容的准确性自然有所保证，消费者因而愿意选择购买《现汉》而非其它同类词典。这种理论也解释了《现汉》编者为何时常公开词典编纂过程中似与官方价值取向有关的内幕消息（诸如“愿景”和“体认”等词语的收录过程）。
此项研究表明，政治与语言并不一定是传统的管辖和被主宰的关系；有时，市场化出版商也会刻意揣摩国家的意图，以获取经济优势。这一理论或许也可为市场转型时期其它领域的政治关系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Lee, S. (2014). Defining correctness: The tal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Modern China, 40 (4), 42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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